江湖的潮706
  瑞安郡城郡守府
  陈传英还在为刘昱讲解古书名篇。
  乐雄县下
  战事一起，苗军疲劳，难以抵挡数千武功高手的埋伏，只在短短半个时辰之中，数万苗兵全军覆没。
  随后，城墙上，归海如一讥嘲的说到：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戏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戏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戏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之谋，皆由抵戏。抵戏之隙为道术用。
  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戏罅。圣人见萌牙戏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万物都有规律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有时彼此距离很近，却互相不了解；有时互相距离很远，却彼此熟悉。距离近而互相不了解，是因为没有互相考察言辞；距离远却能彼此熟悉，是因为经常往来，互相体察。
  所谓“”就是“瑕罅”，而“罅”就是容器的裂痕，裂痕会由小弯大。在裂痕刚刚出现时，可以通过“抵”使其闭塞，可以通过“抵”，使其停止，可以通过“抵”使其变小，可以通过“抵”使其消失，可以通过“抵”而夺取器物。这就是“抵”的原理。
  当事物出现危机之初，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而且能单独知道它的功用，按着事物的变化来说明整理，了解各种计谋，以便观察对手的细微举动。万事万物在开始时都像秋毫之末一样微小，一量发展起来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宏大。当圣人将行政向外推行时，奸佞小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被排斥，可见抵原来是一种方法。
  天下动乱不止，朝迁没有贤明的君主，官吏们没有社会道德。小人谗言妄为，贤良的人才不被信用，圣人逃匿躲藏起来，一些贪图利禄，奸诈虚伪的人飞黄腾达，君主和大臣之间互相怀疑，君臣关系土崩瓦解，互相征伐，父子离散，骨肉反目，就叫做“轻微的裂痕”。
  当圣人看到轻微的裂痕时，就设法治理。当世道可以治理时，就要采取弥补的“抵”法，使其“”得到弥合继续保持它的完整，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如果世道已坏到不可治理时，就用破坏的“抵”法。
  彻底把它打破，占有它并重新塑造它。或者这样“抵”，或者那样“抵”；或者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或者通过“抵”将其重新塑造。对五帝的圣明政治只能“抵而塞之”；三王从事的大事就是了解当时的残暴政治，从而夺得并重新建立政权。诸候之间互相征伐，斗争频繁，不可胜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善于斗争的诸候才是强者。
  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万事万物就必然存在着裂痕，审不可不研究的问题。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的使者。当世道不需要“抵”的时候，就深深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当世道有可以“抵”弊端时，对上层可以合作，对下属可以督查，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这样就成了天地的守护神。”
  “长久以来，汉苗越三国的平衡也是时候该产生一点变化了！”归海如一说道。
  “不过我们还是很好奇，你们的组织在南关县做了什么？为什么南关县的汉军没有出兵阻碍苗军京城？”那卓云也适时询问道。
  “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是以圣人居天地之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与之转化。
  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圣人无常与，无不与；无所听，无不听；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是，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术也，用之于天下，必量天下而与之；用之于国，必量国而与之；用之于家，必量家而与之；用之于身，必量身材气势而与之；大小进退，其用一也。必先谋虑计定，而后行之以飞箝之术。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
  非至圣达奥，不能御世；非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知，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行劝，都会有相应的计策。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无中断。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彼此之间环转反复，互相依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所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教众人，扩大影响，宣扬名声。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以便抓有利时机。国家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地位的。圣人常常是无所不做，无所不听。办成要办的事，实现预定的计谋，都是为了自己的评价，合乎那一方的利益，就要背叛一方的利益。凡是计谋不可能同时忠于两个对立物君主，必然违背某一方的意愿。合乎这一方的意愿，就要违背另一主的意愿；违背另一方的意愿，才可能合乎这一主的意愿。这就是“忤合”之术。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天下，必然要把全天下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个国家，就必然要把整个国家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某个家庭，就必然要把整个家庭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一个人，就必然要把这个人的才能气势都放在忤合之中。总之，无论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在大的范围，还是用在小的范围，其功用是相同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进行谋划、分析，计算准确了以后再实行“忤合”之术。
  古代那些善于通过背离一方、趋向一主而横行天下的人。常常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控制各个诸候，促成“屣合”转化的趋势，然后达成“合”于圣贤君主的目的。过去伊尹五盗用臣肫商汤，五次臣服夏桀，其行动目的还未被世人所知，就决定一心臣服商汤王。吕尚三次臣服周文王，三次臣服殷纣是懂得天命的制约，所以才能归顺一主而毫不犹豫。
  对于一个纵横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超人的智慧，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就不可能驾驭天下；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如果才能、胆量都不足，就不能统兵作战；如果只是愚忠呆实而无真知灼见，就不可能有祭人之明。所以，“忤合”的规律是：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然后度量他人的优劣长短，分析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只有在这样知己知彼以后，才能随心所欲，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
  “这不是非常明显的情况吗？”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少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群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候之亲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谓量权。”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具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谓测深揣情。
  故计国事者，则当审量权；说人主，则当审揣情；谋虑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贵、乃可贱、乃可重、乃可轻、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败，其数一也。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谋，非揣情，隐匿无所索之。此谋之本也，而说之法也。常有事于人，人莫能先。先事而至，此最难为。故曰“揣情最难守司”。言必时其谋虑，故观蜎飞蠕动，无不有利害，可以生事变。生事看，几之势也。此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
  “古时候，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然会审慎地把握国家的发展趋势，揣度各诸侯国的具体情形。如果不能周密切实地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就不会知道诸侯国的强弱情况。如果不能周密地揣度形势，便不知道个中隐蔽的情况的发展变化。什么叫权衡得失呢？就是能准确揣测（对方）大原小，明察多与少，衡量财货有与无，预测百姓众与寡，丰足与贫乏，不足与有余各有多少？（在战争中）分辨山川地貌的险要与平易，哪处与己有利，哪处与己有害，（研究计策时），哪个是长策，哪个是权宜之计。在君臣亲疏关系中，要知道哪些人贤德，哪些人不正派；在谋士与宾客中，哪个足智多谋，哪个是平庸之才。考察命运的福祸时，什么是吉利的，什么是凶险的；与诸侯交谊中，谁是可以效力的，谁是不能效力的；在判断老百姓的心理趋向时，哪种是平安的，哪种是具有危险的，什么是老百姓喜好的，什么是老百姓厌恶的；不顺从者，哪些要审察，哪些可相契。以此明察百姓心理变化的趋势。在准确地把握上述事态发展变化之后，才能称为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
  揣摩人情，游说人主的谋士，应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游说，要使其愿望极度膨胀。只要对方有欲望，他就不愿隐瞒事物的真实情况。而在对方怀疑，戒惧时去游说他，则要使其对所厌恶的事情恨至极点。倘若对方有所厌恶的事，此时也不会隐瞒其真实情况。（因为）对方在有欲求的时候，常会反映在他们外在神态变化之中。如果对方有所感动，却不显露在外部神态中，可先不要着急，不要与他直面地讨论，可与他说一些另外他能熟悉的东西，说一些使他感到亲近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他安身立命不露神色的依据。一般地说来，心中的欲求，能形之于外部神态，因此，不时地察颜观色，就能知道人的心灵深处的欲求。这就是所谓“测深揣情”。
  因而，决策国家大事的人，必须会权衡得失利弊；同理，游说人主的谋士，也必须会揣摩人主的心理。策划、谋略、探察人的欲求，均同此理。揣情之术，可以使人富贵，也可以使人贫贱；可以使人有重权，也可以使人微不足道；可以使人受益，也可使人受害；可以使人成功，也可以使人失败；这些都是揣情之术产生的后果。所以，即使有贤明君王的大德，有上智之人的聪慧，若无忖度时势，探人心理的揣情之术，面对着隐藏了真实情况的事实，也依然不能识破它。由此可知，揣情之术是策划事物的基本条件，游说人主的基本法则。事情发生在人们面前，往往人们难以事先预料。（事先预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所以说揣情之术是最难以把握运用的。揣情之时，必须根据不同时势、情态作出判断。在现实中，连昆虫的飞行与蠕动，都是按照自身的生理规律存在，应变于环境。世上万物都是利害共生，而且全在变化之中。事情一开始，都会产生一种微小的态势。揣情者，就要用合情合理的言词装饰成文章，而后再与对方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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