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英国式的陪审团制度后，积累了大量判例最后编入法律不说，陪审团制度在中国的试行也产生了一些不适应。这种类似吵架双方，争取围观群众支持的司法原理，其实很容易平息民怨，因为裁决是否有罪的，是老百姓，是围观群众，是公众，所以输了官司的人，如果不服可以继续上诉，很难讲输了官司推到法官不公，或者吃拿卡要上来，更不会迁怒到政府身上，出现某一件特殊的挑战了公序良俗的司法审判，最后公众将愤怒加到政府身上的事件，因为判决的就是公众，而公众的观念就是公序良俗。
  所以陪审团制度下，往往决定胜负的，就是当地的文化习惯，而不是权威性的法官。
  这种制度当然有不利的地方，因为他会有地方保护主义存在，当地人更容易得到包庇，因此后世许多中国公司到美国打官司总是输，原因就在于这里。
  又由于中国有顽固的欺生文化，欺负外地人的情况十分普遍，异乡人哪怕是劣迹斑斑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也往往十分乖巧。出现在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有关，外地人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挤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跟自己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当然要欺负欺负了。
  由于这种情况，引起了外地人对法院的广泛不满，外地人在跟当地人发生冲突之后，很少打官司，大都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反过来助长了欺生的文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事实上的犯罪。鼓励犯罪当然不是司法的目的，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调整的。
  周琅采用了异地审判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中有一方提出要求异地审判，那么审判就可以改到异地进行。这不仅适用于外地人跟本地人之间的司法纠纷，而且也适用于本地人之间的司法纠纷，毕竟如果两个人一个劣迹斑斑，另一个名声很好，由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很容易因为感情而做出跟事实不符的认定。法律维护的是公正，包括那些没有犯罪的坏蛋的公正，也得维护。
  另外中国还是一个权威式的尊老文化，习惯法中大量的司法活动，其实并不是发生在官府，而是在地方上的长老审判，广大乡村中，大量适用的并不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当地权威人士的裁决。
  由于陪审团制度下的判决，并不要求陪审团成员的年龄、出身和知识背景，陪审团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力。当一件司法纠纷发生后，法院会从当地合法的纳税人中随即抽取陪审员，这些陪审员有义务出庭参与审判。
  但大多数合法纳税人其实都是正值壮年的劳动者，在现行税制下，大多数纳税人还是作坊主、商人阶层以及农村的地主。而在乡村发生的司法纠纷，往往都是当地乡绅协调解决，很少闹到打官司的程度。往往司法审判都是发生在城里，于是陪审员主要就是一些作坊主和商人。但打官司的双方，则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城市市民阶层尚未诞生，就算那些已经定居在城里的第一代居民，他们往往也抱着乡族观念。
  于是出现很多审判结果，败诉的一方都不服气，认为他们看不起的那些城市手工匠人，小商人的裁决不公，很多乡村出身的读书人甚至认为自己被这些人审判是一种侮辱。而陪审员也不满意，这些工商业的从业者，往往很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在不相关的事情上，除了个别对这种司法审判有兴趣的闲人之外，大多数人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都不太乐意接受。有大量陪审员逃避司法义务，他们告诉法院说自己病了。往往一场审判要更换很多陪审员，甚至延误审判程序。
  这种让当事人、陪审员和法院都感到不便利的程序，当然不是一种好程序。民间大量要求让法官独自审理的声音出现，这是服从权威的文化使然，大家愿意相信那些职业出身的法官的权威。
  但周琅拒绝了，他觉得法官的权力太大也不是什么好事，加上大陆法系对法官的职业素质要求太高，很难短期内培养出大量合格的法官。
  因此周琅还是坚持陪审员制度，只是对此进行了调整。既然老百姓普遍尊重权威，那么就请权威来判决。这些权威，除了乡绅这些读书出身的基层文化领袖之外，还有老人。尊老文化下，除了认可权威人士外，老人的话也是要听的，当然绝大多数权威人士，本身就是上年纪的老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哪怕是个神童，也很难获取这种依靠时间积累起来的权威。而且诶老人普遍比较闲，爱管闲事，不会拒绝参与司法审判，他们也热衷于为别人主持公道。
  陪审员不在从纳税人中随即抽选，而是从年纪超过50岁的老人中随即抽选，不管对方的知识程度，也不论对方是否是纳税人，当然合法还是要坚持的，一个强盗头子，是没有权力参与神圣的司法审判的。
  结果英国式的陪审员制度，跟中国的权威审判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长者审判的情况，这种结合总体上是方便了法院、诉讼双方的，因此还算比较认可，毕竟乡村的权威裁决，也往往是好几个老者一起处理，几个家族长老，双方的家族首领坐在一起摆个茶，就摆平了大多数纠纷。现在不过是把茶话会摆在了名面上，摆在了法庭上而已。
  这一套司法制度开始推行，虽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如果施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改就是了。周琅可不是朱元璋，颁布了政策之后，还专门下旨，敢改一个字的，以谋逆罪论处，搞的后世皇帝改革是不孝，大臣要改革就成了谋反。
  司法改革的完成，意味着传统的刑部制度，也得到了改革。
  六部体系中，也就是一个吏部，一个礼部保留了更多的传统。
  吏部虽然是老一套，可大体上还是能够起到规范官员升迁任免的作用的，过去的弊病主要是执行问题，和珅那些人破坏选拔机制，察举不严不说，完全是卖官鬻爵，周琅对吏部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监督上。
  礼部中那些祭祀类的传统文化形势，周琅不打算改了。但礼部管理的科举，他实在是无法继续维持原状，他可以不改科举，不仅仅是他向王辅茞做了承诺，而且王辅茞死前对科举都如此耿耿于怀，可见大多数旧文官都有这个心态。
  科举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动，包括考核的内容和考核的方式，周琅曾试图在科举中加入自然科学内容都被集体抗拒，所以这是一个死穴，谁都不能动，除非想打破一整套官僚机构，而这套官僚机构目前还让中国保持着全世界最稳定的社会秩序，根本没有道理完全废弃。
  但周琅很明白，科举那一套制度，绝对是不合时宜了。
  所以周琅打算调整，科举该怎么搞还怎么搞，他已经实践出了一套可行的方案。那就是在户部官员的培养上，当时因为户部无法做到对账目的严格管理，所以周琅规定，户部官员都必须经过学校培训，等于是将科举考出来的士子，送到学校里再造一番。
  考科举是很难的，周琅是亲自见识过多次科举的，年龄不一，有的胡子都还没开始长，有的头发都花白了，对科举这件事，中国读书人有一种宗教版的执着。穷人还能说是为了改变命运，许多富人家的子弟，也愿意为此付出一声的精力。
  所以当年周琅才想用科举作为动力，激励中国读书人接触自然科学。如果当时能够实现的话，现在恐怕中国读书人中，自然科学普及率会高的惊人，以寒窗苦读做学问的功夫来研读自然科学的话，得出多少大师啊！
  周琅发现，那些别选入户部，然后分配到学校读书的士子们，尽管年龄有大有小，可是在接受自然科学的课程中，他们并不比普通年轻学生学的慢，而且他们读书的心态更端正，更用功，也许是寒窗苦读培养出来的刻苦习惯，基于毕业去做官的这些士子，往往比普通学生付出的努力更多，进步更快。
  这让周琅明白一个道理，这些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可能在知识上有些陈旧，跟不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但他们的智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能闯过科举这条千年独木桥，至少在天生的智力上，他们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问题也很明显，户部这个需要会计技能的部门，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让官员回炉再造，其他部门也可以找理由把士子送入学校去。但年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人花费无数他们的和国家的资源，终于挤入了官场，然后头发花白，他们还能为国家奉献几年？
  如果给科举限定年龄，篇数这些头发花白的士子，对科举最为执着，甚至可以说为此赌上了一生，突然宣布他们不能参与科举了，无数绝望的老童生自杀的可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