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长安府地区，遭受旱灾的程度最为严重，可是，因为地方官府应对的非常及时，措施也非常完善，这才让整个关中地区粮食产量，在干旱的情况之下，将损失减低到了最低的程度。
  一方面，是由于孙觉当了几年的长安府知府，有三贤宗泽、张叔夜和蔡玄的辅佐，整个长安府如今每年的粮食产量不但能够自己自足，甚至还能够反哺西北其他各路粮食的不足。
  另外，一方面，宋神宗驾崩，西夏那两个战争狂人接连病故，也间接的让宋夏边境暂时步入了几年十分难得的和平期，这也让西北地区边军的粮食消耗达到了宋神宗在位期间最低的峰值。
  这可不是司马光给让给西夏国四个寨子才让两国罢干戈的，而是，因为西夏国政局自身发生了变化，这才引发的结果。
  不过，因为自元祐元年起，中原地区，特别是京畿地区，屡遭灾祸。而关中及西北地区刚刚才在孙觉的治下恢复了一点元气，为了不再让这两个地方依赖汴梁城为其输送粮食。所以，文彦博和吕公著也就暂时延缓了处置蔡玄、宗泽和张叔夜，这三位被称为‘关中三贤’中间派小官。
  孙觉虽然早在元丰八年就已经致仕归乡了，不过，他临走之前，却也为长安府推荐了了一位非常适合的新知府来掌舵。
  这个人就是雍丘韩氏八龙的老三——韩绛，字子华，庆历二年进士及第，高中探花，而这一科可谓是人才汇聚，英年早逝的状元合肥杨寘，第二名榜眼是王珪，第四名就是蔡道的外公王安石了，还有一位蔡道的同乡，其才学不逊沈括，治政能力更是胜过沈括的人，他就是苏颂。
  宋神宗刚一继位，就拜韩绛为枢密副使，熙宁三年拜其为参知政事，可是，因为他也反对变法，所以，过了没有多长时间，他便被罢为地方官，出知过很多州府，直到元丰六年，他出知洛阳府，才算稳定了几年。
  说起来，要不是，孙觉推荐了他就任长安府知府，去年韩绛就得去面对那几十万的河东饥民去了。
  韩绛人老成精，自然知道自己的执政地方能力并不比孙觉要高明到哪里去，所以，他一上任，干脆就来了一个萧规曹随，任由关中三贤任意施为，他只需派人盯着另外一些官员和小吏即可。
  他上任之后，有一点孙觉就比不上，那就是对基层官员的震慑力，从其父韩亿开始，雍丘韩氏就享誉朝廷。大宋宰辅，非韩即吕，吕指的就是吕夷简的后人，而韩指的却不是相州韩家，而是雍丘韩家。韩亿的八个儿子，虽然不是个个都成为了宰辅，可这个八个人也是极有能力的。
  门生故吏遍天下，在韩绛手下当差的官员以及小吏又怎么敢造次呢？就是长安府判官也不敢用自己判官的身份轻易去招惹韩绛。
  不过，元佑元年的政坛震荡，还是波及到了韩家。之前和蔡确同为宰相的韩维，也就是韩绛的四弟，并没有如后世史书上所写的那样，奉诏进京，就任门下侍郎。
  这一点，整个韩家都觉得蹊跷，韩绛一直在外当官，更是不清楚，自己的这位四弟究竟是怎么想得。
  而韩绛的五弟韩缜却在这个时候奉诏进京，高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了蔡确被贬去岭南的幕后推手之一。
  这一次，面对关中和京西两路突如其来的严重旱灾，一直监管北洛河区域的蔡玄表现得尤为突出。之前，蔡玄按照蔡道给他的方法治理北洛河，可是，要想尽量降低北洛河流域水土流失的程度，就得占用北洛河两岸一部分肥沃的田地去种植牧草和树木。
  这样做，短期之内收到的效果自然比不上宗泽和张叔夜负责管理的渭河和泾河流域，这两个河流流域之内的粮食产量一直都比北洛河流域要高出了近三成还多。
  可是，这一次，陕西路受这么大干旱的影响，因为北洛河水土保持非常好的原因，这片区域粮食的产量确实是减少了，可是，北洛河两岸种植的紫花苜蓿和枣树和栗树却为百姓们提供了额外的粮食。补充了一部分因为粮食减产而引起的不足。
  区域综合治理，让老百姓不再单一的依赖土地里的粮食去刨食，就是蔡道让蔡玄舍弃北洛河两岸一里沃土的根本原因。
  种植的紫花苜蓿可以用来饲养鸡鸭、猪和羊，一旦百姓能够补充大量的肉食，那么，他们就能够大幅度减少粮食的摄取量。
  其实，后世的人都明白这一原理，肚子里有二两油的话，谁一顿饭还能够吃十七八个馒头啊！
  木本粮食更是如此，木本植物本身就比草本粮食更能够抵抗天灾，而且，木本粮食是多年生长，草本粮食却是一年生的植物。
  因为就是后世也避免不了各种各样的天灾，所以，从各种渠道获取能够取代草本粮食作物的粮食，才是真正让底层百姓摆脱小农经济容易因为一次天灾就立刻崩溃这一特性。
  这样政绩，就连韩绛这位见多识广的老人家都觉得惊艳不已。
  这个时候，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宗泽和张叔夜这两位政坛新秀都对蔡玄刮目相看。因为之前，蔡玄的政绩与二人相比相差的实在有些远。
  这一次，长安地区向西北其他区域输送粮食最多的地区，也自然就变成了北洛河流域。
  为此，文彦博和吕公著不得不捂着鼻子给蔡玄加官进爵。
  说起来，以文彦博京和吕公著为首的保守派京中大员们都觉得脸红，因为，京西路州府县的主官，大多数都是他们保守派一系的官员，可是，他们在这一次旱灾中的表现，实在是差极了。
  也就难怪，这一次，京西路百姓能够进入京畿地区。
  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做，一是为了保住保守派整个体系官员们的颜面，虽然百姓遭遇灾害逃荒，根本就是一种常态，但是，为了不让京西路死太多的百姓，他们才放行的。
  二却是为了节省运输粮食时，沿途耗费的粮食。京西路的百姓们自己跑到京畿地区，自然也就将这部分损耗节省了下来。况且，这些救灾粮放在京畿地区，也就是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也就阻断了那些想要在其中上下其手的可能性。避免了对这些灾民们的二次伤害。
  对灾害的损失暂时遏制住了，可是，一直在中枢苦苦支撑的宰辅们，却有一个再也撑不下去了。
  元佑三年，吕公著逊位没有几天，便病逝了。
  在处理完旱灾的事宜之后，吕公著便主动递上奏折，向太皇太后高滔滔请辞。这一回，高滔滔不得不准了这份奏折。因为，这道奏折是吕公著在病榻之上写成的。
  吕公著一直和文彦博担当，元佑元年，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一对老冤家双双历史，却把大宋朝这个烂摊子留给了他们两个。
  说实话，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后世的那些文人儒生，在评论元佑这八年执政期间，太皇太后高滔滔如何如何勤俭廉政，励精图治，都说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而且，还评论，这八年也是大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
  其实，这些话，在原本没有蔡道的时空，比没有什么错。保守派废除了新法，让大宋朝的政治又重新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之上。
  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是所谓大治之世共同的特征。
  说穿了就是三个字——不折腾。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就是太能折腾了，他自己没有什么本事，而且其意志也不太坚定，却喜欢不停地折腾。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尚可，王安石一下台，宋神宗就立刻放任保守派和变法派，这两派大臣互相攻讦，而且，宋神宗自己既没有什么军略，又没有看人识人的眼光，还一直穷兵黩武，大大的损耗了大宋朝的国力、民力和军力，让大宋朝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贻笑四方。
  昔日，汉武帝使贤用能，布兵四方，结果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叫威震四方。
  而宋神宗，识人不明，专用庸将，专兵于西夏，结果呢？攻必不克战必不胜，那也只能叫做丢人四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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