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义，节烈、正义，引申为刚正之气，也指为情谊或为某种信念而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或作自我牺牲的气度。
  《礼器》有言：“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意思就是说，古时先贤治国，是以忠信为本，以义理为准，国家没有忠信不能立国，没有义理无法行事。南朝?宋?颜延之《秋胡诗》：“南金岂不重，聊自意所轻。义心多苦调，密比金玉声。”前蜀?韦庄《和薛先辈初秋寓怀》：“义心孤剑直，学海怒涛深。”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袁可立)也。”太平天国?洪仁玕《英杰归真》：“今本军师辅真圣主，得蒙上帝眷顾，以有当日之义心，乃有今日之义举，无非为上帝基督争体面，为上帝基督争纲常也。”皆为此意。
  《论语?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重节器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朝闻道，夕死可矣”，揭示的是气节的源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归纳的是气节的拓展；“英雄生死路，却是壮游时”，抽象的是气节的升华。经过世代培育、弘扬、传承的气节和信念，是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复强、衰而复兴的灵魂和脊梁。
  春秋时期，齐晋两国出现过一个秉笔直书、以身殉道的史官群体，尤以齐国太史兄弟和晋太史董狐最为典型。齐国太史虽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三人为秉笔直书而前仆后继的正气，最后终于放下屠刀。晋国太史董狐也因不畏权贵，“书法不隐”，记下“赵盾弑其君”而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由此而后，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就为中国历代史家所效仿，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条铁则。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封建君主****的淫威下，历代史家要做到这一点，胸中没有一股浩然正气，显然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就盛赞“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秦末的陈胜、吴广均为饥寒交迫的“瓮牖绳枢之子”，虽常年与人佣耕，但又胸怀“鸿鹄之志”，无时不在渴望着一个有意义的“富贵”人生。即使遭到周围人的嘲笑，他也只是怅然叹息：“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而事情的发展倒恰好证明，因为陈胜胸怀“鸿鹄之志”，后来才可能在戍途中鼓动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伐无道，诛暴秦”，向以秦二世胡亥为代表的封建帝王发起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全面进攻。虽然他们在举义后不久相继牺牲，但他们表现出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的气节却永垂青史。
  诸葛亮是在汉末群雄角逐的乱世走上政坛的。当时，他身在隆中“躬耕垄亩”，却心系天下风云，立志像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和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那样，把自己的文韬武略献给统一天下的大业。正是因为他有“兴复汉室”的坚定信念，才会为汉室后裔刘备筹画“当世之事”，和盘托出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魏、待机谋取中原的《隆中对》，并在后来与刘备和衷共济，按照《隆中对》的总战略联吴抗魏，夺取荆益，建立蜀汉，“三分天下而居其一”。诸葛亮后来数次北伐虽然都无功而返，最后死在北伐中原途中，让后人无限惋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他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为后世士林塑造了一个千古忠臣的榜样，其人格魅力、其高风亮节一直为后世所景仰。
  北宋的范仲淹是历代儒宦中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心忧天下的又一典型。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大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范仲淹一生最重要的政绩当然是他协助宋仁宗进行的改革。他建议从整顿吏治入手，改革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具体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措施，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宋史?范仲淹传》），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由于改革触动了权贵的既得利益，遭到守旧派的群起而攻，甚至诬陷范仲淹结党营私，危害朝政，致使范仲淹被迫离京外任，但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至死不悔。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警世名言，早已成为其后有建树的从政者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秋瑾是众所周知的女侠，是让许多须眉男子相形之下自感汗颜的“女中丈夫”。她的英年早逝，曾让许多有志之士扼腕不已。
  秋瑾被捕后，时任SY县令李中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才留下了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那七字传世的绝命诗。后来，李中岳离任赋闲了，却念念难忘当年之事。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是自己无能，无法让秋瑾活下来，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别人可以原谅他，他自己却无法抗拒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李中岳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最后自杀身亡，离秋瑾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十分萧条，几不能棺敛。
  李中岳并没有杀秋瑾，只因眼见一代英豪命丧黄泉，自己却无能为力，因“无力回天”而自责，终于抑郁而死。这是很感人的一种气节和操守。是非感，正义感是何等的鲜明！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枪杀于FJ长汀罗汉岭前。一位新闻记者见证了这一过程，并写下了后来披露于多种报刊的现场报道《毕命前之一刹那》：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闻瞿之末日已临，笔者随往狱中视之，及至其卧室，见瞿正在挥毫，书写绝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毕而毕命之令已下。遂解至中山公园。瞿信步行至亭前，见珍馔一席，美酒一瓮，列于亭之中央。乃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军士押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犹回顾视，似有所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态度仍极从容，枪声一鸣，瞿遂长辞人世……
  有道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秋白是从容就义的。而赠予他这份死之从容的，是一种高远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当中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威武不能屈”“死亦为鬼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气节；但更为重要也更具本质意义的，却无疑是伴随着世界潮流崛起于现代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
  反观我们一些官员，对百姓的生死安危不闻不问，置若罔闻不说，还频频地贪污受贿，******，养情妇，巧取豪夺。甚至坑害百姓，鱼肉乡民。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念和正义感。其精神境界和气节操守与之相去何远？君不见，我们的“人民公仆”中，有多名警察在出车祸后一齐逃逸，将当事人扔在车内，弃之不顾的；有一次次挥笔签署“同意”，默许黑心药厂制售假药贻害百姓的；有将老百姓赖以生存和活命的社保资金挪用炒股的；有为情妇一掷千金不惜铤而走险的；有侵吞巨额财产后移民国外的；有为掩盖罪行而亲手杀害昔日恋人，情妇的……此类例子俯拾即是，不一而足。这些人，哪里还有做人的气节和操守，连起码的廉耻都没有了。
  说到节义，我还想说说“****”中一些读书人的事。“****”中，因不满“******”一伙的倒行逆施，不愿意违心地揭发他人，昧着良心干坏事，不少高级干部和有识之士宁死不屈，不惜用生命维护自己的气节，保卫自己的操守。光是文化界，因不甘屈辱而被迫自杀的，据资料记载，就有老舍，范长江，言慧珠，金仲华，叶以群，顾而已，严凤英，上官云珠，翦百赞夫妇，傅雷夫妇，邓拓，吴晗，杨朔，闻捷，李广田，罗广斌，顾圣婴……等等。他们虽然死得冤，死得屈，但是却留得了清白，保住了做人的气节。其凛然之举令后人感叹，也令不少人自愧不如。
  文人最讲气节，所以****里文人罹难也最多。与其被剥夺尊严，苟且而屈辱地活着，不如毅然决然地以死相抗，慷慨地赴死。这就是文人的气节！这种为保全尊严和节操所采取的极端方式，真是触目惊心。其精神境界应该令上述营营苟苟之徒汗颜。这种“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气节和操守，实在让人感佩。换在今天，我不敢说其他，至少上面一类贪官，会最先屈辱地背叛自己的信仰，脱离自己的人生追求而苟且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