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忠贞义烈。文武子言：“我等男儿该当是国家栋梁！该当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铁骑！做当关的飞将军，铁血杀契丹，扬威漠北！敢对着来犯的外敌大喝一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如果给我等这样一个机会，就算搭上一条性命，又有何妨？到了那时节，不就能全了那大忠大义！”
  “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关羽，一生忠义仁勇，诚信冠天下。在三国中以桃园结义，温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夜读春秋，刮骨疗毒，水淹七军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威镇华夏。关羽死后不久，曾被封存为“忠义侯”，在中国人眼里，关羽就是忠、义的代表。以“忠、义、仁、勇”而闻名于世的关羽由一个历史真实人物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绵延了一千多年。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范蠡的故事。范蠡经商时对合作者谦和礼让，对雇工慷慨仁义，遇到灾年减免地租、赈济灾民，三次散尽千金，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誉。历史上富可敌国的商人有不少，后人对其评价的标准并不是财富的多寡，而是是否义利并举，这种价值观是非常清晰的。
  如范蠡般散尽千金、归隐山水的潇洒，今人或许难寻，但其诚信仁义、乐善好施的品质，依然值得大力倡扬。往小里说，这是个人事业获得良性发展的根基；往大里说，这是塑造良好商业环境、社会风气的必须。日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可持续创新和增长研究所发布2016年度“公正财富排行榜”，旨在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以德、传之随心”的财富理念，共有25位企业家上榜。
  如今，各种财富排行榜并不少见，上榜者多是“财富英雄”——以财富多寡论高下，以经济成就排座次。这种排行榜当然有必要，但单以财富论英雄的排行榜也容易带来单一的财富观，就是将拥有财富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条件，会导致社会出现种种问题：有的为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将诚信和道义丢在一边，前段时间“百度竞价”被全民声讨，便是只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的典型案例；有的为挣快钱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赚的是贻害子孙的昧心钱；有的铤而走险生产不合格食品，还利用网络时代的监管漏洞，频换“马甲”、屡罚不改。凡此种种，无不是财富观出了错。人一旦得了“金钱病”，就会成为财富的工具、利益的奴仆。
  既然有病，就得治。治病得讲究策略，最好还能标本兼治。治标，行政、法律管用，错一个罚一个，以儆效尤，或者创新管理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净化市场环境，让违法者不敢轻易再犯。这种方法比较务实，但换个角度想，不说执行起来有多大难度，“猫捉老鼠”式的管理方式毕竟还是借助外在力量，也有滞后性。要标本兼治，就必须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内在道德品质。在商言商，企业谋利无可厚非，但任何企业都要注重商业道德、注重社会责任，社会评价度高的企业也更能获得市场认可，更有发展前景，“良币能驱逐劣币”，治本就有希望。
  “公正财富排行榜”正是这样的一种引导，如该研究所一位教授所说，这是“学者们为重塑中国商业环境做出的积极努力”。在新的评价标准中，企业不会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谋求利润增长，不会以剥夺劳动者权益为手段赚取更多利益，也不会做出违背主流社会价值的举动。他们将利润和责任同时扛在肩上，赚钱的同时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也许有人说，这只是理论上的理想境界，现实中未必行得通，都说商场如战场，不会“剑走偏锋”，哪来的竞争力？眼见蓝海成红海，不打点擦边球，哪能脱颖而出？这样的例子是不少，但对企业自身的“杀伤力”也人人看得见：百度形象受损后市值大跌，一些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被查出“骗补”后元气大伤，谁能想到这些曾经如日中天的企业也会“阴沟里翻船”？说到底，不想“阴沟里翻船”，就别踏进“阴沟”。更何况，现实总在变化，经济与社会发展达到新高度，财富追求也得有新境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老理总没错。
  “为人谋而不忠乎”？吾当时时刻刻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