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任命为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严锋清思想上还有点儿小疙瘩。
  他不明白市分行为什么不直接聘任他为支行行长，而要在前面加上“代理”二字。是因为他任副科长的年限不够？还是因为在与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民银行沟通时出了问题？
  论资历，他与赵国栋相差无几，赵国栋一年半前来孝北县，是支行党支部行书记兼行长，党政一肩挑，而他严锋清呢，党内暂时没有任职，行长还是个“代理”的。这多少也点儿说不过去。不过，想到代理行长与行长在行使职权方面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加上他也没有打算在孝北县支行长期干，所以没有过多地去纠结。
  银行属金融企业，与党政机关还是有些不一样。地方党委与政府机关相比，党委绝对排在前面，政府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党指挥枪，也指挥政。而企业强调“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有所弱化，人们通常会把企业的厂长（经理）看成“一把手”，因为他们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权力更大，实惠更多。至于企业党组织的书记们，多少有点儿类似于“看守内阁”，有其名无其实。
  为了缓解和淡化这种尴尬的局面，或者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很多企业在任命或者聘任主要负责人时，采取的都是“党政一肩挑”的做法，回避书记和厂长（经理）谁大谁小、哪个是“一把手”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A银行孝北县支行情况比较特殊，眼下客观上形成了党支部书记与行长分设的局面。那么，“一把手”之争就摆在了桌面上。
  究竟是书记管行长，还是行长管书记，市分行的态度其实是鲜明的。正如外界所传说的那样，赵国栋东窗事发之后，市分行有意把他调回孝天城，或者交流到其他市县支行，但孝北县委不同意，尤其是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安宁，态度比较坚决，言辞比较强硬。说是县纪委正在对赵国栋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赵国栋绝对不能离开孝北县。
  中国的四大银行虽属中央金融企业，但银行的各级党组织还是实行的“属地管理”，干部接受“双重领导”，没有地方党委的支持与配合，有些干部的人事任免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行。包括银行发展新党员，都得地方党组织给指标，报地方党组织审批。
  既然赵国栋必须留在孝北县，完全对他不作处理肯定是不行的。将他一撸到底吧，市分行又于心不忍。结果，就采取了免去行长职务保留党支部书记的折衷方案。但市分行党委的本意，是让严锋清在孝北县支行主持全面工作。这一点，上上下下都心知肚明。所以，从欧阳春宣读完干部任免文件的那一刻起，严锋清也就当仁不让地开始履行支行“一把手”的职责。
  由于调总行的事情还没有着落，这其中可能还存在诸多变数，严锋清并不清楚自己究竟会在孝北县支行干多长时间，所以，他还不敢完全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
  身为支行掌门人，就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孝北县支行做一些事情，让市分行领导放心，让支行干部员工满意。——这是严锋清给自己定下的基本工作目标。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严行长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是整顿劳动纪律。强调要建立支行机关考勤制度，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上班必须签到，下班必须签退。
  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实行考勤制度，上班下班完全靠大家自觉。至于县支行成立之前的花园办事处，那就更自由了，经常是留一个人值班接电话，包括主任在内的其他人员，整天不去办公室也没有人管。现在居然要打考勤，大家一时都感到比较稀奇，自然也有些不适应。
  人事股长陈清平得到指令后，四处搜寻，终于找了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放在办公区域二楼的楼梯口作签到席。刚刚得到提拔的副股长吴涛发挥自己毛笔字写得好的优势，在红色铜板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签到处”三个字，贴在签到席上方的墙面上。“签到处”的更上方，还挂了一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
  每天上班时，吴涛提前半个小时到签到处，把他精心设计和印制的考勤簿以及一支圆珠笔放在签到席上。每一个来上班的干部员工，都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名。到了八点钟，吴涛就会准时把考勤簿收走。没有在上面签名的，就证明是迟到了。
  到了快下班时，吴涛又会重新把考勤簿送到签到处，大家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来签退。就算你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也要签退之后再去做。没有来签退的，说明是早退了。
  一天当中既没有签到，也没有签退的，就算是旷工。
  这种制度设计上是合情合理的，但大家还是感觉有点儿不适应。这不是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么？别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就是孝北县的其他任何一个机关单位，也没有管得这么严啊！
  实行考勤制度之后，每天上班的前半个小时和下班的后半个小时，大家都会前往二楼楼梯口签到或签退。因为时间比较集中，经常会出现排队等待的壮观场面。
  几个行领导最初采取观望的态度，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打考勤的范畴。结果，他们发现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而且经常出现在等候签到或者签退的队伍中。
  赵国栋和另外三个副行长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打考勤。
  和普通干部员工站在一起等候打考勤，让行领导们感觉很没有面子。他们难免心生怨气，可又敢怒而不敢言。大家都指望这种把戏只是严锋清做做样子，新开的茅房香三天。
  暂且忍耐忍耐吧，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会不了了之，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不只是几个行领导，几乎所有的干部员工都抱有这种的幻想，而且都认定这种幻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正在人们带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考勤制度夭折的时候，严锋清又提出了要实行周末行领导轮流带班制。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休息一天的“小周末”，还是休息两天的“大周末”，包括节假日，只要是不上班的日子，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会安排干部轮流值班，保证银行内外部信息畅通，及时处理重要、紧急、突发事项。但参与值班的干部，仅限于中层干部，并不包括几位高高在上的行领导。
  严锋清之所以要把几个行领导拉进来“带班”，并非存心与班子成员们过不去。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因为他上任不久就收到了上级行转发的国务院文件。主要内容是：自1995年5月1日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
  一个星期工作5天休息两天——这在国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早在1926年，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这种制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在美国获批实行。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陆续有100多个国家实行5天工作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上最贫穷的44个国家中，也有28个国家实行了5天工作制。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是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从1994年3月起，我国试行“隔周5天工作制”，于是就有了休息一天的“小周末”和休息两天的“大周末”之分。现在，国家终于明确规定，全面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了。
  “双休日”的到来，无不让人拍手称快、欢欣鼓舞，但同时又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不上班的日子多了，各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对于银行这些比较敏感的金融机构。
  A银行总行在转发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时，对加强“双休日”和节假日的值班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严锋清推行行领导周末带班制度，实际上是为落实上级行的相关要求而采取的措施。
  支行五个行领导中，除李金林家在孝北县城以外，严锋清、赵国栋、林辉家在孝天城，孙建伟家在大悟县，有四个人都是“走读”干部。以往，他们一般是周一来上班，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回家，来去都由支行的小车接送。现在要求这些“走读”干部呆在孝北县过“双休日”，面临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别的，光吃饭就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支行职工食堂只有工作日才开伙，做饭的师傅是从花园镇农村请来的临时工。人家也有休息的权利，不可能在“双休日”到支行来给值班人员做饭吃。“走读”的行领导们又没有自己做饭的习惯，带班时，肚子问题如何解决？
  平常日子，如果遇到县委、县政府要开会，或者担心上级行周末搞突击检查，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情耽搁了，“走读”行领导偶尔也会留在孝北县城过周末。他们要么陪客吃公餐，要么被银行大院的同事们请到了家里，吃饭喝酒打麻将，享受一条龙服务。但那种情况毕竟比较少，就算麻烦打搅别人也是有数的，现在轮流带班就变成了一种常态，不可能餐餐都去同事家里蹭饭吧？
  严锋清是第一个践行周末带班的行领导。他之所以让办公室这么安排，有率先垂范的意思，想以实际行动为其他行领导做个样子。
  那是一个“小周末”。星期六下班时，严行长果然没有让司机小秦送他回孝天城，而是径直走向职工宿舍楼最西边单元的楼洞，回到银行安排他住的那间单身宿舍里。
  严锋清孤孤单单进入宿舍楼四单元楼洞的身影，恰好被在办公楼二楼排队等候签退的王加林看见。
  加林心里当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其中有对严行长“正人先正己”的佩服，更因为他这个办公室主任没有安排好领导的生活而内疚。他很清楚，严行长的单身宿舍里根本就没有做饭的地方和厨具，领导是没有地方吃晚饭的。
  近段日子，王加林一直跟随严锋清东奔西走，几乎把孝北县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都跑遍了，到处烧高香、拉关系、拜码头。这种完全不同于赵国栋的搞法，让加林觉得耳目一新。
  当行长的，就应该是这种外向型性格！哪能整天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像个家庭妇女，如同小脚女人一样，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缠不清？由此及彼，加林更加看不起已经落马的前任行长赵国栋。
  不过，和严锋清一起跑的地方多了，他又觉得特别疲劳。这种疲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一种疲劳。到后来，甚至感觉这种“走访”毫无意义，进而把它当成了一种负担。
  每到一个单位，都是领导们握握手，寒暄几句，然后到会议室里坐一坐。抽烟，喝茶，交换名片，介绍各自单位的情况，表明“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共创辉煌”的意愿。
  自始至终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具体业务合作项目，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或者签订什么协议。谈完公事，大家就相互打听一下年龄、籍贯、身体状况、家庭情况，以及各自的配偶和孩子。到了实在无话可说的时候，严锋清就起身告辞。别人真诚相送，或者客气地留拜访者吃一餐饭。
  每次走访的流程基本一致，谈话的内容也是千篇一律。
  王加林开始质疑这种疲于奔命的实效。因为他们跑了一个多月，支行的各项业务指标和经营数据并没有明显好转，存款依旧增长缓慢，资产质量还在继续恶化。
  严锋清这么东奔西走，会不会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会不会是因为搞不清发展方向、找不到经营策略而如无头苍蝇般瞎撞？
  因为鞍前马后地跟着严锋清跑，一次又一次地喝得烂醉如泥，方红梅曾痛斥加林是“严锋清养的一条狗”。这话尽管难听，但加林却没有办法反驳。支行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之后，他的确唯严锋清是命，与严锋清走得太近，也跟得太紧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他是办公室主任呢？
  无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合格的办公室主任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概括地讲，就是要当好五个“子”：笔杆子、夜猫子、气袋子、酒坛子、狗腿子。只有这五个方面都很出色，才能够让领导满意，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即所谓的“五子登科”。
  王加林不能脱俗，也只能按照这条路子去走。
  方红梅骂他“家懒外勤”，完全不顾家。这一点，加林必须承认，并进行过深刻的反省。
  家务事确实做得少了，因为落屋的时间的确很少。即使在家，他也总是感觉特别累，浑身酸软无力，而且经常犯困，躺在床上或者靠在沙发上就不想动，也搞不清是酒精中毒，还是身体上有什么其他毛病。洗衣机、空调和席梦思这些东西，他是准备去孝天城买的，可一直没有瞅到能够顺带这些大物件的货车，就耽搁下来了。
  方红梅说加林不关心女儿，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这是最让他感到内疚的。
  王彤马上就小学毕业，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了。孩子学习怎么样，成绩在班上排多少名，他一无所知。本来，王彤今年应该上五年级的，是他固执己见，坚持让王彤从四年级直接“跳”到了六年级。
  去年，花园镇实行学制改革，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因为是过渡期，学校规定，四年级的学生可以升五年级，也可以直接读六年级，由家长自愿报名。王彤刚好上完四年级。在决定她是读五年级还是读六年级的问题上，王加林和方红梅产生了分歧。
  方红梅觉得，女儿上学本来就早，八岁就读小学四年级了。在班上比其他的同学年龄小一大截儿，所以应该读五年级。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升，既能够保证知识的连贯性，孩子也不至于过于吃力。
  加林同志的意见则恰恰相反。
  他认为老婆是典型的“头发长见识短”，只注意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他说，六年级全校只有一个班，学生是从四年级好几个班中挑选出来的，这就等于变相办了一个“五年级快班”。因为这个班担负着小学升初中考试的使命，学校必定投入最强的师资，把六年级作为重点中的重点。王彤年龄虽小，但有志不在年高，既然成绩不算太差，就应该大胆地让她上！留在五年级，孩子反而不能满负荷运行。固步自封，右倾保守，说不定就会摧折了一棵“少年科技大”的苗子。再说，小学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学习上的进步，主要在中学阶段。女孩子成熟较早，早点儿进入中学是有好处的……
  王加林有理有据、慷慨激昂的陈词，使得方红梅哑口无言。
  就这样，本来应该读五年级的王彤同学，跳级进入了六年级。
  由于六年级一年要上完两年的课程，还要挤出时间复习备考，功课拉得很快。王彤同学每天回到家里，完全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记公式、背课文，就是做作业、写作文。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上厕所也是手捧课本叽哩哇啦地读，没有哪一天晚上十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
  起初，加林还天天检查女儿的功课，守着她完成作业。时间一长，他也没那份耐心了。特别是感觉身体比较疲劳，或者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王彤找他求教准倒霉。
  加林同志要么大声吼叫，骂女儿笨，要么让女儿自己去“动脑筋”，搞不好还会给女儿一巴掌。
  于是，王彤就赌气地闩上房门，不吃不喝，不搭理大人，或者蒙在被子里号啕大哭，甚至把课本钢笔作业本一扔，倒在客厅里满地打滚。
  每逢这种时候，方红梅便如局外人似的“坐山观虎斗”。不冷不热地冒出一句：“是你要她读六年级的啊……”
  加林同志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他也担心自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耽误了女儿的前程。
  王彤本来特别喜欢看动画片和故事书，而且善于根据电视或书里的情节，变着花样儿玩各种游戏，加上她性格开朗、活泼好动，是个典型的“假小子”，在小伙伴中极有威信。以往周末，来家里邀她玩的小朋友络绎不绝。银行大院里总能看见王彤跑进跑出、蹦上跳下的身影，总能听见别人叫着她的名字。但自从上了六年级，她就很少看电视，很少看课外书，户外活动明显减少。在家的时候，十有八九如小老头一般趴在写字台上。
  好多次，王彤站在阳台上，羡慕不已地望着院子里龙腾虎跃的小伙伴，欣赏着他们的游戏，感受着他们的快乐，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
  见此情景，加林心里总是非常难受。尽管他与老婆红梅争吵时，曾义正辞严地指出：“既然望女成凤，就不能怜香惜玉！”但身为人父，哪里又是铁石心肠呢？
  说实话，加林已经有些后悔了。但为了女儿尽早参加高考，冲击“少年科技大”，他也只有硬着头皮坚持自己的“错误”。
  春节之前，他隔三差五过问一下王彤的学习情况，检查检查她的作业。尽管有时耐心不足，对孩子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但春节过后，随着支行领导班子的调整，他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家庭和孩子了，对女儿几乎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
  还有王彤的十岁生日。
  再过一个星期，王彤就满九周岁了。按照花园镇当地的规矩，孩子满九周岁时可以过十岁生日，叫做过望生（也可能是旺生）。
  王彤出生时遭遇难产。从在她妈妈肚子里“大闹天宫”到被医生拉出她妈妈的子宫，延续了三天两夜时间。方红梅因为失血过多，坐月子期间一直病病歪歪的。初为人父的王加林整天忙得像猴子，愁得如猩猩。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在家里抹眼泪。——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思给女儿办满月酒。
  王彤的周岁生日过得也比较简单。从学校教室里搬了两张课桌、四条板凳到他们的家里，请学校领导和几个平时关系比较好的老师来团团围坐，吃了一顿便餐，喝了几杯散酒。然后，放了一挂鞭炮，事情就算办完了。
  鉴于孩子的两次重大庆典都比较马虎，加林和红梅希望把女儿的十岁生日庆典办得热闹一些。再说，随着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他们也具备了红火热闹的条件。
  上次醉酒被方红梅酣畅淋漓地怒骂和数落之后，王加林已经开始筹划和准备王彤过十岁的事情了。
  生日晚宴定在花园火车站附近的“野味香酒店”举行。邀请的客人包括红梅的父母、腊梅一家子、敬文一家子、敬武一家子，加林的大舅白大货、大舅妈桂英，牌坊中学的关玉荣校长、宁均富主任、邹贵州会计，县一中与红梅老师有礼尚往来或者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A银行孝北县支行全体行领导和部分中层干部，以及在孝北县城工作的孝天师范老同学……加林的父亲和继母、母亲和继父这些至亲，他们反而没准备通知。原因我们不说，聪明的读者们心里也很清楚。
  初步估算了一下，假如被邀请的人都来的话，大概有五十多人，所以，他们在酒店里定了六桌宴席。
  为烘托气氛，当然也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做法，他们准备在孝北县电视台点几首歌，打上“祝王彤小朋友十岁生日快乐”的字幕，落下祝贺者的姓名。王加林还准备去《孝天日报》社，联系在女儿生日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几句祝福的话语，比如“祝王加林方红梅之女王彤十岁生日快乐”之类的，让一家三口的名字都出现在报纸上。
  生日蛋糕要订制一个大些的。作好王彤的小伙伴们都来凑热闹、唱生日快乐歌的准备。
  请柬要买精制漂亮一点的。内容不用钢笔填写，用银行的四通打字机打印，这样显得更有档次。
  香烟用“红塔山”，白酒用“白云边”，同时准备雪碧、可乐等饮料。餐桌上还要摆放糖果、瓜子、水果和扑克牌，让那些提前赴宴的客人们有事可做，不至于在等待期间感觉无聊。
  在火车站对面的五一旅社里预订几个房间，让远道来的客人有地方住宿。
  所有的细节问题加林都考虑到了，并想好了出现意外时的应对预案和措施。一切都在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按照计划，王加林准备利用明天的休息时间，送孝北县城和牌坊中学客人们的请柬。现在看到行长严锋清形单影只地进入职工宿舍楼的楼洞，他突然又打算改变周日的安排。
  签退完毕，走下办公楼之后，王加林没有斜穿银行大院前往自己住的宿舍楼第一单元，而是跟着严锋清进了第四单元楼洞。
  他敲开了三楼客房的门。
  严锋清显然有些惊讶，不知道办公室主任找他有什么事。
  加林于是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请严行长去他家吃晚饭，并且让严行长明天都在他家用餐。
  严锋清先是笑着致谢，紧接着又婉言谢绝了。他说，已经有好几个干部员工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他都没有答应。如果他再去加林家里，显然不怎么妥当。
  “我就去街上的小餐馆里炒两个菜，或者吃一碗面，挺方便的。”严锋清语气非常轻松地说。
  加林又提出陪严行长一起去餐馆。显然，他是想去买单。自己出钱或者支行出钱都行，不能让领导既值班，又赔钱。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严锋清明白加林的意思，非常直白地说，“一个人吃饭也花不了几个钱。再说，带班还有加班费，周六周日加班是平时工资的两倍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加林主任再也不好强求。他感觉有些尴尬，面带愧色地向严行长检讨，说办公室考虑得不周全，后勤保障和机关服务工作没有做好。
  严锋清说，这些是行领导应该考虑的问题，与办公室关系不大。“五一”就要开始实行双休了，干部值班的时间和频率会明显增加，相关的制度和办法必须修订完善。这件事刻不容缓，必须尽快纳入议事日程。
  王加林连连称是，说他会尽快安排一个会议研究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