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5
作者:钢指戒      更新:2020-09-15 06:17      字数:3460
  本节探讨道与儒。
  道家自称黄老道家,从字面的含义是推崇老子的道,却实行黄帝的执政策略。其实道家的核心思想便是,尊崇老子的道,尊崇社会服从自然规律。
  那老子说了,自然规律是玄之又玄,反复无常的,因此他们的治国理念便是因循自然的变化,审时度势,根据现实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这个词便来自道家经典《淮南子》。
  那么为什么又要说实施黄帝的策略呢?这只是因为黄帝很遥远,没有人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这个讲法便于揉捏。所以道家说什么是什么,只是打着黄帝的招牌。
  道家是社会的改革派,从井田制改革为私有制,世袭世禄的王侯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度,都是出自他们手中。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社会服从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当儒学暂时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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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儒家总结的社会规律是就仁义体系。(宗教也是遵循个人服从社会的,但是它总结的社会规律不是仁义)
  而儒家孔子崇尚的是周公的治国理念,周公的治国理念就是西周那一套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这个治国法规叫《周礼》,被明确的写在铜鼎上。因此看似追古的道家却是改革派,看似追今的孔孟却是保守派。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道家率先崛起,甚至包括法家,也属于道家的一部分,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司马迁在《史记》中要把韩非子归入黄老之士。
  而儒家是从荀子改革之后才从保守派转向改革派。在儒家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方向性的改革。第一次起自荀子,他首先肯定了天道有常,不已桀存,不已纣亡;圣人可以不知天。进一步强调人服从社会,推出法后王,将法引入儒学,使儒学支持的方向发生截然不同的改变。由直接支持地方诸侯,间接支持中央改变为直接支持中央专制。
  社会在向东走,而儒学所持的政治理论,是要维护西周的政治体制。这使其产生了‘方向性’的大错误,给儒学带来不可逆转的颓势。而在理论上改变这一颓势的是荀子,荀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并举礼法。尤其是其“法后王”的理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不慕往,不闵来’,‘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使儒学的最终思想产生方向性的转变。儒学从反对改革者,一举成为改革的先锋。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荀子将法引入儒家,并不是对道家的抄袭,而是赋予“法”真正的意义。
  西汉时,曾经有一位官员向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应以法家理念治理国家。窦太后马上就给他一把匕首,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里,和一头凶残的野猪拼命。当这名大臣浑身是伤的从野猪圈爬出后,窦太后告诉他,我规定汉朝的律法就是让崇尚法家的人去和野猪拼命。窦太后如果把这一做法定为一条法律,这并不妨碍法家的原则,这件事深刻揭露了法家的缺陷,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如果希特勒规定谁骂他一句就拉出去枪毙,您认为这样的法律妥当吗?
  所以,荀子将法引进儒学,把服从社会规律作为法的心,是儒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道家没有什么关系。道家强调“道生法”。如果一条小船载五个人就会沉到水里,就法定不允许第五个人上船。
  荀子改革了儒学,是因为他所处的时期已经是改革的后半期,人们都看清了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被替代是不可逆转的。儒学必须产生方向性变革,才能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在隋朝以前,荀子的儒学被奉为儒学的核心,文人、政客和学者的文章中在引用名人的话语中,引用最多的是孔子,排第二的便是荀子。
  荀子的儒学核心是经学致用,因为那一时期学习儒学便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庄园,因此儒学体现出很强的经学致用的色彩。
  从荀子自己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者是干什么用的。荀子说,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仅仅是一个很一般的儒士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治理一个大国。而水平很高的儒士能够治理一个弱国,让大国不敢轻易敌视他。而由一个超一流的儒士来治理一个小国,那么不出三年他身边的大国就得向他臣服。当然荀子比较爱吹牛,最后这一点牛吹得比较大,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儒学经以致用的色彩非常浓厚。
  儒学个人服从社会有其缺陷,就像让孔孟和荀子一块去治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韩国,这个韩国也是要被灭掉的。不尊重自然客观规律,是儒学的缺陷。
  社会自有社会的规律,道家失之于否认社会。
  早期儒学有很深的经学致用的原则,因此追求修身、立业的儒学人士,和追求修生养心的玄学人士比,显出一分的鄙俗;玄学人士一切求之于心,显出一分轻薄。
  而儒学第二次改革是在隋唐之后,随着“钢”的普及,庄园经济没落,人们学习儒学,不再能轻易地当官或治人,儒学向修身、安命发展。从隋唐后,荀子的儒学逐渐向思孟儒学转变。孟子的“义”被深刻引入社会,唐人以韩愈为首发起了开除荀子,拔高孟子的运动。
  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宋明理学主要探讨“德”,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讲,人的本性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认清这些善德(致良知),并且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儒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时起到了‘法’的基础。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二者虽有抵触,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
  而儒道并存两千年,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腐儒’。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
  总的来说,道家突出一点,社会更加自由,粗犷一点;儒家突出一点,更加公正一点。
  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形成以仁义为道德体系的社会观。道德是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妥协,是人对社会的妥协。因此道德不是自然存在的,是由人们的认知水平决定的。因而儒学只是道德的一个流派。
  历史上成功的道德标准有儒学道德、佛教、基督、伊斯兰教道德等等。好像没有资本主义道德···
  我们在上一章探讨了玄学的世界观,本来这一章该探讨玄学的社会观。由于玄学核心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这就缺失了社会观。可是没有社会观有不行。玄学要求人们自由放达,可是庄园中的奴隶和部曲也都自由放达,那样士族们就去喝西北风了。因此玄学又急切需要一个社会观来指导庄园生产。
  而在玄学兴起的时代,道教和佛教道德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到的成熟的社会观只有儒学,因此玄学只有硬着头皮赖上儒学。
  如何把儒学社会观纳入玄学体系,成为玄学开启后第一个重大课题。下一章我们继续探讨玄学的社会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