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探讨玄学的世界观。
  桓温对殷浩讲：“你已给我讲了三天玄学，却只是讲外围，还没有讲玄学的具体内容。”
  殷浩说：“如果不把玄学的来龙去脉讲明白，上来就讲玄学的内在理论，就把你讲蒙了。”
  桓温问道：“今天的玄者在政治上一心贯彻无为而治，这和汉初道家的无为之治是否相同？”
  殷浩说：“汉初的无为之治仅仅是道家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特定措施。他不代表道家的治国理念。道家宗旨是社会服从老子的自然规律。但老子的自然规律（世界观）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自然是变化无常，玄之又玄的；对社会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因此黄老道家指导性纲领是因循变化，审时度势。道家在不同的情况下会选择不同的方案。像管仲、慎到的治国方案就不同于汉初。”
  “无为之治只是黄老道家在特定时期的一个治国方案。情况变了，方案要跟着变。”桓温若有所思。
  “对，”殷浩说：“而玄学的自然规律（世界观）是不变的，以无为本。所以无为而治是玄学家的不变的政治纲领。”
  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是王弼提出的。这是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思想的‘发挥’，不是发展。因为老子对“道”的最总定论－－－玄之又玄，不可尽知的。
  而玄学的世界观是明确的———以无为本！将世界“虚化”。这样虽然道与玄都服从自然，但是这两个自然规律是不同的。
  玄学大学者，20岁的王弼总结了玄学的世界观，在何晏“无中生有”的基础上，将自然规律总结为“以无为本”。至此玄学可以独立于百家之外，自成一说了。
  冯友兰认为玄学是道家的一个分支。道家宗旨是社会服从自然规律，而玄学宗旨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两者所推崇的“自然规律”有本质的不同，玄学将自然“虚”化，是个人主义的入门，自成一说。
  虽然老子书中对自然规律有深入探讨，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探索很多自然规律的表象，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自然规律所谓的“道”是什么，这便是老子在现在也很难被理解的地方。
  无独有偶，先秦儒学也没有对天道做出具体解释，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亮点，做学问非常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西方的宗教则不同，上帝是“先知”，不能有它不知道的东西。宗教必须确定天道是什么：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的懿旨。）。
  想搞明白玄学，首先还得弄懂王弼。王肃引“道”援儒之后，人们纷纷在研究这个‘道’（大自然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王弼给出玄学的答案，这个道就是“无”。玄学中王弼的学说影响最大。玄学的主流的世界观就是王弼提出的‘以无为本’。这个论点为玄学开张。
  玄学是个人服从世界观的理论。因此这个“以无为本”的世界观很重要。他成为玄学关于政治理论和个人发展的终极指导。
  （一）以无为本要求政治采取无为而治。将无为而治提升为政治纲领。
  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是王弼提出的。这是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思想的‘发挥’，不是发展。因为老子对“道”的最总定论－－－玄之又玄，不可尽知，才是对的。
  王弼说世界万物原来都是静止不动的，你无论怎么推动他，最终都要静止下来。所以推动不如不推。又大胆引申批判儒学：无论怎么仁爱的对待卑贱的人，卑贱之人最终还是卑贱。所以“有为”不如“无为”，所以要“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
  庄园主的核心利益是财富的积累。可是庄园创造的财富主要来自剩余的粮食，布匹，美酒和水果。这些东西不易储存，必需及时换成货币，因此庄园主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流动与商业。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对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支持。
  两晋的社会现实就是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庄园经济代表着社会最高的生产力。所以社会在方方面面，都要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适应庄园经济的发展。
  庄园经济在当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广大穷苦民众的生存，保护了士族财富的增加，最大幅度的确保了皇家赋税的增收。
  确保皇家赋税，这一点很不好理解，在整个两晋时期，“土断”都是皇家的一个大难题。后世的学者就认为，士族阻碍了皇家赋税的增收。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的大企业经济，仍然存在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而且国家向他们征收的税赋比例还比小企业小得多。但是，这不改变大企业作为国家税赋的主体。因为他们代表了最高的科技，最高的生产力。
  大庄园被抽取的赋税比例低，使得自耕农甚至要主动依附大庄园。
  对于皇家来说，核心利益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征收税赋，供其享乐。所以，无论他再讨厌士族向其讨要特权，他也只能更配合地支持庄园经济。
  晋律比汉朝律法削减了近80%，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权于庄园主，让庄园主更好的经营庄园，以达到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税赋增收。
  然而晋律也有增加项。我们研究一下那个“杂抵罪”。这一项律法却是汉朝没有的，而是晋律中新增的。“杂抵罪”确保了士族在庄园中的权威。
  这条法律汉朝没有，光武帝一上台就颁发诏书，规定天下以人为贵，任何伤害奴隶身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平民，必须被治罪，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减罪。汉光武帝在公元35年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而到了西晋没有这个“杂抵罪”，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客和佃户。就是说，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人家只会被罚款。这对部曲来说，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有利于庄园主组织、调配生产活动。（当庄园税赋不再是国家的主体税赋时，庄园主的特权才能被消弱。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鱼玄机因妒打死自己的女奴，而被官府判了死刑。）
  在庄园体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学是其中的代表。
  （二）以无为本要求个人自由放达。
  老子的《道德经》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王弼引出庄子，从个人的角度看世界。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以上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强调人生观应该掌握、利用‘客观世界’。这和他的老师王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王肃提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
  玄学探索人性，认为人和其他生物都是一样的（庄子：天与人一也）。从人性的自然性入手，这样天道自然，自然规律或者说世界观就是玄学的一个首要的组成部分。
  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
  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这和老子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何其相似。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
  古往今来，中国的儒家学者研究的是人性论顺从社会观，可他自己经常跳出这个研究范畴，表现出一丝虚伪。试问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有几个人能全做到。编写礼记的大戴都感叹：完全按礼记行事，连孔子他老人家也做不到。
  食不语，寑不言，十不吃。从起床到睡前儒学都管了。只为社会服务的‘君子’不存在。（所以‘礼’应该被大面积删砍，只要符合‘人的利益’即可）
  而西方学者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所以什么事都要跳进这个研究之中，先验自我。‘我’不适应就是所有人不适应，显示出过分的狭隘。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以无为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也没独立发展下去，但对儒、道、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任何的学说都是有瑕疵的，玄学的缺点也很明确，我们在玄学的人性论中在讨论。
  王弼的以无为本成为玄学主流的世界观。
  玄学的世界观还有裴頠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頠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弼的以无为本。
  由于裴頠是贾后最有才华的亲戚，裴頠曾在政坛红透一方。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他们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才三十岁的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很多年以后王敦也批评过裴頠，认为他甚至比庾亮差的太远。这当然是在裴頠死之后。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