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煤市街街道缝纫社的情况类似。
  隔了几条街的廊坊头条锦匣厂，今年年关之前一盘账，也落了个让人相当惊喜的大丰收。
  1月24日下午三点多钟，锦匣厂的会计室里。
  老会计纪登莱将刚刚理顺的账目，现金收入和销货账目的汇总拿给厂长和车间主任看。
  “去年咱们产值到了四十七万。实现增长十万元，利润的增长幅度更高，毛利比去年增长了五万两千多哪，实际全年净利润有六万五千多元……”
  毕厂长和张主任根本没来得及过目，仅听老会计主任嘴里汇报的大致数据。
  就不禁大为动容，齐齐叫了起来。
  “怎么这么多啊！产值增长百分之二十一！净利润翻了三倍？”
  “老纪，你没算错吧？怎么可能？”
  毕厂长实在不敢相信这么好的数据，激动地翻看账目想要确认。
  纪会计却信誓旦旦的作保。
  “账目绝对没问题，我核对了两遍呢。再说了，钱就咱们账上躺着呢。我错了，银行也错不了啊。您就放心好了……”
  张主任还是相信老伙计的业务能力的。
  1978年，我国的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
  这超过了前二十年我国接待外国游客数的总和。
  1979年，外宾数量更激增到了四百二十多万。
  而这一年，京城只有七间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只有一千个床位。
  正是因此，国家高层才会在1979年火速引入了外资的三个试点项目来救急。
  001号是国航食品公司。
  002号和003号就是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
  当然，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因为各种政治需求和制度变更所带来的内地旅客高增长现象，显然出现得更早，增长幅度也更为迅猛。
  尤其京城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要接待的旅客数目，肯定稳居全国之首。
  所以自七十年代起，远比国家高层意识到需要兴办达到国际标准的豪华饭店更早。
  守着京城火车站，占有地利之便的重文区，就开始大力促进区里旅馆行业发展，以此满足到京旅客的需要。
  重文门旅馆就是由区政府出资兴建，为内宾旅客提供高标准接待条件的宾馆项目。
  应该说，这个旅馆开办得相当成功。
  自打开张营业以来，就宾客盈门，入住率一直保持着八成以上。
  只可惜当时太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几乎就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高标准，应该是个什么样。
  这样由领导拍板、集思广益、闭门造车出来的高级旅馆，很难打破当时固有思维模式，注重的只是硬件设施而已。
  因此尽管重文门旅馆拥有沙发、软床、电扇、电视、电梯，已经达到这个年代人所共识的“现代化”标准了。
  但在宁卫民的眼里，却仍旧难掩其经营策略落后，毫无管理经验可言的通病。
  充其量是个大点的招待所罢了。
  根本无法让他产生一点仰视感。
  说白了，眼下重文门旅馆买卖兴隆，仅仅是仰仗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先知先觉的先发优势。
  一旦等到大兴土木的年代到来。
  或者是周边前门饭店、东方宾馆、民族饭店，内部设施完成了升级改造。
  这里对内地旅客的吸引力必然直线下降。
  而最有意思的一点恰恰在于，此时京城的外事饭店培训员工，正着重讲授外国风俗习惯、生活特点和禁忌。
  什么英国、印度外宾喜欢喝被窝儿茶。
  什么印度、印尼外宾因便后用左手洗，切忌用左手给其拿食物.
  什么***教外宾不食猪肉。
  什么信佛教外宾不与其握手，须双掌合十。
  还有基督教外宾忌讳“十三”号。
  阿尔巴尼亚外宾点头表示否定，摇头表示肯定等等……
  这些统统都让久与外界隔绝、缺乏见识的年轻人听得惊奇万分。
  偏偏与之相比，宁卫民的个人感受也差不多。
  因为初来乍到的他，如果不是亲身体会，就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这个年代无法尽数的国营旅馆特色，究竟有多么的匪夷所思。
  比如说，重文门旅馆的每层楼都是一个模样的。
  除了房号，根本没有明显的区别标志物。
  每条走廊上对等均匀地对列着无数的房间，犹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或是井然有序的兵营。
  顾客只要忘记或是记错了房号，弄不好就得出“事故”。
  虽然不至于像电影《虎口脱险》里的桥段那么夸张。
  也难免会引发吱哇乱叫的慌乱和连声致歉的尴尬。
  可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人愿意关注或是改变的，连提都没人提过。
  不但任其长期存在着，反而乐于当成笑料闲谈。
  再比如，重文门旅馆还会以大多数国人睡眠习惯来强行规范所有客人起居。
  一到晚上九点，就默认为就寝准备时间。
  餐厅打烊，锅炉房停止供应灌暖壶的热水。
  还会由职工去一一关闭不必要的灯光。
  弄得每个楼层的走廊都黯然无光，凄凉冷清。
  甚至连这里夸耀的硬件，在设计上也有问题。
  说是配套齐全的单间客房，却根本没有规划出独立的洗手间。
  公共厕所被设计在楼道的尽头，沐浴则在另一头。
  房、卫、浴是彻底分离的，生活上极不方便。
  至于服务态度，就更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虽然各部门职工常常要花费时间，参与各种大会小会，组织学习，听领导讲话。
  可实际上，“优质服务”的口号从没落到实处，都停留在了口头上。
  像拿前台的接待工作来说。
  米晓冉带着宁卫民给顾客办入住手续。
  根本无需殷勤，也没有微笑服务的必要。
  任你火急火燎想去赶火车，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待办，也得老老实实等着。
  服务员非将所有的用具都请点了一遍，连电视、电灯都得打开看看，才会允许客人离去。
  客人还千万不能催，一催促更显得你心里有鬼。
  服务员非得拖拖拉拉多耗你十分钟才算完。
  更有甚之，许多职工连吵架都肆无忌惮，根本不在乎影响到客人的休息。
  以至于频频发生睡梦中被客人被服务员吵醒，开门出来反而要给两个服务员劝架说合的情况。
  当然，话说回来，这不怪别的，全是当年出行条件有限所决定的。
  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年代，出门在外的人太难了。
  不但火车票难买，列车超员严重。
  往往因为人生地不熟，旅客到了目的地，也很难找到条件合适的旅馆。
  有时候赶上“外地旅客接待处”太忙，根本没法及时介绍旅馆。
  任你什么身份，恐怕也得先安排你去睡一天大通铺再说。
  因此对于一路鞍马劳顿的大多数旅客来说。
  能不耽误工夫，不多走冤枉路，就找到这么舒服的地方休息，就已经欣喜无限，感谢苍天了。
  如果真有谁还敢挑剔？1978年，我国的入境游客数量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
  这超过了前二十年我国接待外国游客数的总和。
  1979年，外宾数量更激增到了四百二十多万。
  而这一年，京城只有七间涉外饭店，达到接待标准的只有一千个床位。
  正是因此，国家高层才会在1979年火速引入了外资的三个试点项目来救急。
  001号是国航食品公司。
  002号和003号就是建国饭店和长城饭店。
  当然，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因为各种政治需求和制度变更所带来的内地旅客高增长现象，显然出现得更早，增长幅度也更为迅猛。
  尤其京城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要接待的旅客数目，肯定稳居全国之首。
  所以自七十年代起，远比国家高层意识到需要兴办达到国际标准的豪华饭店更早。
  守着京城火车站，占有地利之便的重文区，就开始大力促进区里旅馆行业发展，以此满足到京旅客的需要。
  重文门旅馆就是由区政府出资兴建，为内宾旅客提供高标准接待条件的宾馆项目。
  应该说，这个旅馆开办得相当成功。
  自打开张营业以来，就宾客盈门，入住率一直保持着八成以上。
  只可惜当时太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
  几乎就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高标准，应该是个什么样。
  这样由领导拍板、集思广益、闭门造车出来的高级旅馆，很难打破当时固有思维模式，注重的只是硬件设施而已。
  因此尽管重文门旅馆拥有沙发、软床、电扇、电视、电梯，已经达到这个年代人所共识的“现代化”标准了。
  但在宁卫民的眼里，却仍旧难掩其经营策略落后，毫无管理经验可言的通病。
  充其量是个大点的招待所罢了。
  根本无法让他产生一点仰视感。
  说白了，眼下重文门旅馆买卖兴隆，仅仅是仰仗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先知先觉的先发优势。
  一旦等到大兴土木的年代到来。
  或者是周边前门饭店、东方宾馆、民族饭店，内部设施完成了升级改造。
  这里对内地旅客的吸引力必然直线下降。
  而最有意思的一点恰恰在于，此时京城的外事饭店培训员工，正着重讲授外国风俗习惯、生活特点和禁忌。
  什么英国、印度外宾喜欢喝被窝儿茶。
  什么印度、印尼外宾因便后用左手洗，切忌用左手给其拿食物.
  什么***教外宾不食猪肉。
  什么信佛教外宾不与其握手，须双掌合十。
  还有基督教外宾忌讳“十三”号。
  阿尔巴尼亚外宾点头表示否定，摇头表示肯定等等……
  这些统统都让久与外界隔绝、缺乏见识的年轻人听得惊奇万分。
  偏偏与之相比，宁卫民的个人感受也差不多。
  因为初来乍到的他，如果不是亲身体会，就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这个年代无法尽数的国营旅馆特色，究竟有多么的匪夷所思。
  比如说，重文门旅馆的每层楼都是一个模样的。
  除了房号，根本没有明显的区别标志物。
  每条走廊上对等均匀地对列着无数的房间，犹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或是井然有序的兵营。
  顾客只要忘记或是记错了房号，弄不好就得出“事故”。
  虽然不至于像电影《虎口脱险》里的桥段那么夸张。
  也难免会引发吱哇乱叫的慌乱和连声致歉的尴尬。
  可这样的问题，就没有人愿意关注或是改变的，连提都没人提过。
  不但任其长期存在着，反而乐于当成笑料闲谈。
  再比如，重文门旅馆还会以大多数国人睡眠习惯来强行规范所有客人起居。
  一到晚上九点，就默认为就寝准备时间。
  餐厅打烊，锅炉房停止供应灌暖壶的热水。
  还会由职工去一一关闭不必要的灯光。
  弄得每个楼层的走廊都黯然无光，凄凉冷清。
  甚至连这里夸耀的硬件，在设计上也有问题。
  说是配套齐全的单间客房，却根本没有规划出独立的洗手间。
  公共厕所被设计在楼道的尽头，沐浴则在另一头。
  房、卫、浴是彻底分离的，生活上极不方便。
  至于服务态度，就更是说一套做一套了。
  虽然各部门职工常常要花费时间，参与各种大会小会，组织学习，听领导讲话。
  可实际上，“优质服务”的口号从没落到实处，都停留在了口头上。
  像拿前台的接待工作来说。
  米晓冉带着宁卫民给顾客办入住手续。
  根本无需殷勤，也没有微笑服务的必要。
  只需一声不吭，低头给客人开票收钱即可。
  充分显示出他们是刚强自豪，充满主人翁精神的一代。
  还有退房前，旅馆也要先予查房，然后才会放行。
  说起查房的服务员如何对待客人的，那就更恶劣了，简直如公安对待犯罪嫌疑人。
  任你火急火燎想去赶火车，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待办，也得老老实实等着。
  服务员非将所有的用具都请点了一遍，连电视、电灯都得打开看看，才会允许客人离去。
  客人还千万不能催，一催促更显得你心里有鬼。
  服务员非得拖拖拉拉多耗你十分钟才算完。
  更有甚之，许多职工连吵架都肆无忌惮，根本不在乎影响到客人的休息。
  以至于频频发生睡梦中被客人被服务员吵醒，开门出来反而要给两个服务员劝架说合的情况。
  当然，话说回来，这不怪别的，全是当年出行条件有限所决定的。
  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年代，出门在外的人太难了。
  不但火车票难买，列车超员严重。
  往往因为人生地不熟，旅客到了目的地，也很难找到条件合适的旅馆。
  有时候赶上“外地旅客接待处”太忙，根本没法及时介绍旅馆。
  任你什么身份，恐怕也得先安排你去睡一天大通铺再说。
  因此对于一路鞍马劳顿的大多数旅客来说。
  能不耽误工夫，不多走冤枉路，就找到这么舒服的地方休息，就已经欣喜无限，感谢苍天了。
  如果真有谁还敢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