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造反成功，华夏军也都成功的建立了华夏帝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结束了，这一切只能说是刘家巅峰时代的开始。
  刘氏王朝，再次出现，而且是大一统王朝，不是偏安小朝廷，此为东汉灭亡后的第二个强大刘氏家族。
  刘远桥自称汉光武帝之后，然则所有人皆知，其与皇族毛的关系都无，不过一胶州打渔佬，刘远桥亦偶一提之，不好意思多提。
  而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多，有些事情丝毫不比以前轻松。
  在以前，他们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打败明军，从朱家手上夺取天下，取而代之，但是现在，他们所要考量的，就是如何就是统治这一片天下。
  自古就有一种说法，这叫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对于这些帝王来说，打下了天下，如何让天下，千秋万代，同时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刘远桥枭雄之才，既然夺取了天下，现在所要考量的就是，制定出一套制度来，让他刘氏的江山，世世代代传下来。
  在历朝，守江山之中，最为害怕的还是自己夺取了天下以后，在自己千秋万岁以后，转眼就让自己的权臣，夺取了天下，这也是皇帝最为害怕的。
  但是害怕归害怕，有一样事终究是不变的，这就是皇帝必须要大臣作为辅助，因为皇帝就是再能干，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完了，像朱元璋那样的工作狂，真心没有几个。
  自从千余年前姜尚加上周文王的组合，突然崛起起来，历朝历代，就流行皇帝以宰相带领文武百官，统驭天下的组合。
  自从姜太公起，丞相这官职正式的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文武百官之首，在历史上，一个贤相可以兴国安邦，也可以力挽于狂澜即倒，而如果是奸相的话，则是祸国殃民。
  大明是在大元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元帝国就饱受了权臣和丞相权大之苦，权相轻言废立。
  朱元璋在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在弄死了胡惟庸以后，说什么也都不肯再任命丞相之职了，因为丞相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对皇权有太大的威胁，把他的权利分给了六部尚书。
  所以胡惟庸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丞相了，虽然在大明其后的二百多年，一直都有内阁首辅，领导文武百官，辅助朝政，但是首辅就是首辅，有人称之为首辅、阁老、相公，就是没有人称之为丞相。
  其实这也就是把丞相的权利分给了六部，分给了内阁而已，就相当于把一个人的权利，分给了数个人之多。
  但是这些文官也不是白搭的，他们很快就开始扭转的形势，并且利用百官，变成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结局。
  大明的政治体制，就是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居于禁中，拱垂而治，百官则是守牧天下，称得上是最佳的组合，也是深入人心的做法。
  因为在历朝历代之中，难免会出现昏君，难免会出现权臣，这些都是会造成国家灭亡的因素，但是巨大的权力分给了内阁，分给了六部，想要造反，这就难了，果不其然，大明两百多年，也都没有出现权臣威胁到皇权的地步。
  但是这样子做也是有弊端的，大明的内阁制度，虽然是没有单个权臣威胁到皇权，但是却是整体的仕权威胁到了皇权。
  到了后来这几十年，基本上都是皇帝的权力被困在了京城，称得上是政令不出紫禁城，皇权不下县，没有办法，文官挟持了整个文官集团来对付皇帝，皇帝除了依靠太监，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刘远桥欣赏大明朝的长命百岁，却不欣赏大明朝的皇帝，被逼到穷困到如此的地步。
  要知道刘远桥可是知道，大明的民间是多么的富有，皇帝想搞点钱都多么的难，最好的比喻就莫过于万历皇帝了。
  民间富裕到了极点，皇帝也知道很多地方富得流油，所以派出太监去收税，结果就激怒了整个文官集团和乡绅集团，他们明着暗着来反对，把皇帝这种行为，说的是天怒人怨，横征暴敛。
  这可是把万历皇帝搞得狼狈不堪，下不了台。
  刘远桥他就在冷笑，这些天杀的狗官，其心可诛，毒怨到了极点，他们横征暴敛就是可以，皇帝收点税，就是天怒人怨。
  皇帝搞点小买卖，就是与民争利，搞的皇帝只能够依靠皇庄那一点收入，如果不是有派出太监去收钱，都不够用。
  这一套如果要用在刘远桥身上，却是行不通的，如果别的皇帝，会顾忌脸面，会顾忌别人说什么与民同休，与民争利，但是这些话，根本就奈何不了刘远桥。
  民间有多富，有多么有钱，他一清二楚，至于说与民争利，他们这样子收税，也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这些乡绅争利。
  刘远桥他与大明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利益的看重看得比任何都重，以至于有官员忧心忡忡的说道：“大华夏就是要学元朝的做法，要把国家的税务包给色目人，由他们包下来经营了。”
  据说当年的蒙古皇帝，就是不知道如何收税，收的税非常的少，而狡猾的色目人，则给了皇帝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承包，就由他去收税，搞得民间天怒人怨。
  刘远挤是不会这么做，但是也不会像大明的皇帝和政府如此的蠢，把这些商税放弃了，刘远桥不单止不会放弃商税，甚至还会组织官府和朝廷来做生意，增加官府的收入。
  大明整体的问题，其实就是缺钱的问题，就一个缺钱而己，结果就是一病起百病生，各种矛盾都出现了。
  用刘家的话来说，大明只有一种病，这就是穷病，治好了穷病，其他的病都治得好，所以说不要跟他说什么仁义道德，不要跟他说什么沽名钓誉，他只在乎钱。
  在大明在开国的时候，茶税一年可以有二三十万的收入，足足足抵上了一个省的田地税，但是到了后来，让那些清流道德君子去收税，越收越少，居然一年只有二三十两，这么坑爹的事情，也只有大明朝才做得出来。
  难道这样百姓们就不用交税了吗？这些基层的农民，该交的还是要交，只有那些士绅和权贵们不交了而已，钱都落入了他们的钱包之中，刘远桥可是公开的批评这一种作为。
  如果华夏朝有这样的官员，这些人就得推出午门去斩了。
  刘远桥在经过一番的盘算以后，就慢慢开始制定好他的治国政策。
  首先就是要国富民强，手中只要有了钱，万事好办，民间只要太平了，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别人就是想裹挟他们造反，拉拢他们造反，这也都不容易，有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不过，跟着别人去造反，你以为每个人都是刘远桥啊！
  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就是解决政府行政的问题了，大明的内阁政策，是有极其积极的意义的，即积极的一面，就是在许多地方上都公开透明，也都没有滋生权臣的土壤，众位大臣针锋相对，也都很容易让皇帝从中取利，占尽便宜。
  但是他们裹挟了整个仕大夫集团和文官集团，跟皇权对着干，把皇权都逼进了紫禁城，令政令不出皇城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子的做法，在刘远桥眼里，虽然没有丢失的天下，其实已经等于丢失了天下，这等于把天下平分给了别人，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
  刘远桥就是因为想到了这里，他就在想，在政治上继续走大明的这一套，但是也要限制内阁，还有仕林的特权，只有铲除了他们的特权，让他们都像其他的百姓一样交税，杜绝了贪污，杜绝了偷税漏税，这才是可能令朝廷长治久安之计。
  就人性角的角度来说，杜绝贪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官的大权在握，即使是你不向别人伸手，别人也会把银子往你口袋里面塞，送上门的女人，送上门的银子，是很难以拒绝的。
  这一点刘远桥也都明白，他自己这么有钱，都难以拒绝别人塞进来的红包，塞进来的银子，更不用说其他那些人了。
  贪污腐败可以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压制，但是偷税漏税却必须杜绝，大明朝有这么大的盘子，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正儿八经的收税的话，它的银子是足够够用的。
  偏偏大明做生意的这么多，但是交税的却没有几个，一开始就是藩王们不交税，跟着就是士大夫和整个士林都不交税，堂堂一个大明，偌大一个帝国，一年只是收下了四百多万两的田地税而已，区区四百万两的银子，又怎么够整个庞大的国家的支出？
  整个朝廷就不收税了吗？当官的当然收税，他们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只是这些税，都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手上，没有落入朝廷，没有落入皇帝的手上而已，结果就是当官的富贵到了极点，民间则是贫困到了极点，百姓吃不饱饭，最终只有造反，大明也就灭亡了。
  刘远桥想到了这里，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税收就是关键，必须听刘布的，成立一个国税局，向皇帝负责，专门收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