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轩，难道新澳港大学比新澳港的公务员考试还要难？”问这话的并不是被士轩反驳的广仁，而是一直规劝士轩的子琪。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新澳港的制度与咱们大清的不同，那里公务员考试并不是大清选拔官员的考试，考上的公务员顶多算是吏员，还不能成为官员，而新澳港大学自从办学以来就广招各国最优秀的教授、科学家，单凭师资力量可以与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德国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学媲美，只是学生的质量和学校的底蕴差了一点，不过依然收到列强的最捧，自然要比新澳港的公务员要难，前途也要广阔。”士轩说道。
  “原来是这样，那新澳港是怎么选士的，是延续以前的科举吗？”广仁和大多数来日本留学的学生一样，最关心的依然是怎么做官，所以他在得知清政府已经不再承认这种为留学生准备的速成学校的学历后就决定离开日本了，他的目的地与士轩相同，都是新澳港这也是他关心新澳港取士办法的原因所在。
  “我在新澳港经商的伯父告诉我，在新澳港的官员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当地民众选拔出的议员，这些议员虽然不参与政府的任何政务，却有监督政府政务的权利，政府任何财政支出和政令实施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另一种官员则是由市长任命的政府官员，这些官员与清政府的官员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这些人并不是科举产生的。而是从那些通过考试的公务员中选拔的，与大清的官员不同的是。这些人在上任之前必须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接受百姓的监督。就算以后他们不再担任政府官员，也要有十年的公开期。”士轩解释道。
  “公开财产状况？新澳港的那些官员会同意？”广仁吃惊的问道。
  这件事不由得广仁不吃惊，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主流思想虽然在口头上一直强调当官要为民做主，做官就做百姓的父母官，但这种“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昂成本注定了官员们不可能这么大公无私，所以历代君主才有了用贪和治贪这两种本该相互矛盾的治国方略。
  “这些都是我伯父写信告诉我的，其他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伯父在信中告诉我新澳港虽然是一个华人的国度，但其吏治比欧美列强还要清明，他在新澳港经商的时候只需要按时缴纳各种赋税就可以了，不用讨好任何的官员胥吏，更不用为了保证生意的安全而到处托人送礼，就是想要送礼，那些官员也是不敢收的。”士轩解释道。
  “士轩，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方便把你伯父写给你的信笺借予我阅览一遍吗？”一直在聆听的子琪对士轩突然询问道。
  “这个当然没问题。里面只是我伯父介绍新澳港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私密的东西。”士轩说着从自己的书桌的抽屉中拿出一叠信笺，从里面抽出一份递给子琪说道：“这就是我伯父给我写的信笺，你拿去看吧。”
  在日本所发生的这一幕并不仅仅是在这所专门为留学生创办的私立政法大学内。此时整个留学生国度因为新澳港发布的一项声明而闹得纷纷扬扬。
  其实这件事还要从清政府得知日本战败而拒绝承认日本为留学生创办的速成学校学历的政令说起，清政府的这条政令正好引起因为扩张过速而人才匮乏的徐卫的关注，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中国人才最集中的地方。日本。
  日本是华人人才聚集地吗？
  这个答案当人是肯定的，自清政府废除科举以来。日本就成了中国士子进入仕途最省钱、最便捷的地方，于是仅有一海之隔的日本迎来了华人留学生的狂潮。这些人虽然有家庭优越花钱买学历的子弟，但也不乏真正有才华的仁人志士。
  据徐卫从后世的网络所知，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虽然上层人物都是北洋一系的老人，但中下层军官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军事学院毕业的，军阀的混战正式被戏称为师兄弟的战争，其中被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引为心腹的手下大将徐树铮就是其中的典型，其收复外蒙的功绩更是名垂千古，直到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其官方的中国地图依然秋海棠，面积仍维持1141万8174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国。
  这仅仅是在军事上，在民国政府的行政机构也是留日学生一家独大，在革命党的有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林长民，在北洋中有在赵秉钧内阁担任工商总长刘揆一。
  有鉴于此，徐卫命令驻日朝鲜公使向外界发布了一份招生声明，声明中称在朝鲜设立的朝鲜大学、朝鲜女子学院，在新澳港设立的新澳港大学、新澳港陆军军事学院、新澳港海军大学将于正月初十之前接受新生入学考试报名，正月十一、十二两天为考试日，凡考试通过的学生则可在二十日的时候入学学习。
  徐卫命令朝鲜公使发布这项声明在朝鲜可谓是一波激起千重浪，虽然清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承认上述所说大学学位的有效与否，但这毕竟不是日本开办的那种速成学校，而是真正的大学，是受全世界承认的。
  在后世，朝鲜曾说明亡之后无华夏，其实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因为自明亡之后满清政府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禁绝了无数不利于他们的文史记载，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乾隆时期由纪昀负责编修的四库全书，这种编修与明朝的《永乐大典》不同，属于毁一半留一半，是中华民族文学上的浩劫。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
  这场浩劫影响是深远的，使得后世很多历史文学的考证没有了历史依据。但是在这场浩劫中依然有很多优秀的书籍得意保存，这些珍贵典籍多在日本和朝鲜。这也是朝鲜坚称自己继承中国的根源所在，于是一时间朝鲜大学新近成立的国文系成为了国人涌向追逐的对象。
  到目前为止，很多有志之士已经从徐卫气吞山河的扩张势态中隐隐察觉到他的大志，这种察觉并不是报纸上的那种捕风捉影的报道，这种形式在日本旅居的革命党和保皇派最为显著。
  经过两次倒孙运动，此时的同盟会已经有四分五裂的趋势，孙文虽然成功将章炳麟和陶成章的反对镇压，但两人却是在革命党中有着很大威望的领袖，尤其是桃李满天下的章炳麟。同时还因为黄兴对他的力挺使他在同盟会事务处理上更加专制，这也引起了绝大多数同盟会的不满。
  新澳港可以说是华人第一个民主政权，自新澳港与日本大战以来就受到了日本乃至整个南洋华人的所关注的对象。
  起初，这些革命志士并不相信仅有一地的新澳港能够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即使新澳港已经将日本海军远征舰队全歼，但徐卫随后的举动让他们越来越看不懂了，不仅敢违背世界第一列强英国的命令向日本开战，还真的将这种宣战付诸于实际行动。
  至此之后，新澳港带给他们的震惊越来越多。先是一把火将横须贺和东京烧个大半，然后用一天的时间将朝鲜日军数万人的主力部队全歼，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入驻朝鲜，于是这些革命者不再淡定了。他们看到了除孙文之外，另一个能够拯救中国的领袖人物。
  于是，一夜之间这个松散的组织崩然倒塌。无数坚定的革命着在没有经过同盟会领导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然后用一张船票来到了新澳港这块充满梦想的地方。
  这些革命党的举动不仅让在日本主持会务的孙文不知所措。也让新澳港的市长史文珍不知如何应对，无奈之下只好将这个状况用电报汇报给了徐卫。
  与史文珍的张皇失措不同。在朝鲜的徐卫听到这个消息却是大喜过望，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并不同于用大笔的金钱在同盟会担任顾问的投机者，这些人毁家纾难参与革命绝大多数是真的为国为民，在后世历史记载中，这里面很多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以为国家已经走向共和就功成身退，所以徐卫称他们为最纯粹的革命家。
  这些革命党既然愿意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新澳港，肯定是从内心对新澳港有所期待，而此时的新澳港又因为邻居新华港的建设而被抽调了大量的人手，亟需要新的公务人员的补充，这一点是人才匮乏的新澳港所不能满足的，于是徐卫大手一挥，在新澳港颁布了一项公务员的考试制度，招收范围面向所有中学学历以上的人员。
  与孙文的众叛亲离的境况相似，康有为专制而又腐败的生活也引起了他弟子的不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梁启超。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
  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说白了其实也就是让康有为退休。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在前世，梁启超在军事上最大的支持者为蔡锷，两人的结识还要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说起。
  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撤了下来，也宣告着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创办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为了救国图存，各地掀起了效仿日本的维新变法热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掌握中国最终权利的慈禧是支持变法的，这也是各地官员支持变法的根本原因。
  湖南的时务学堂是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这种适应时代潮流的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
  当时，年仅16岁的蔡锷，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并且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而梁启超则因为公车上书时卓越的表现被聘为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
  这种攻击，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然而这种思想并不蔡锷这种从小经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学生所能接受的，随后蔡锷直言不讳的反对梁启超的观点，于是两人在课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