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的秋天，我随着总部工作组到驻守在我家乡的一个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检查工作结束以后，我向工作组的领导请了几天假，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做短暂停留。
  由于父母都早已不在老家生活，这一次我回老家只准备住两三天的时间，主要是想见一见多年没有谋面的亲戚、同学和朋友，了却自己的一份心愿。
  与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全兴，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把我安排在县城一个装修还算不错的宾馆里。
  杨全兴知道了我这次回家的安排和想法之后，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应当先去看看我们一起上中学时候的班主任贾老师。”他告诉我，贾老师退休以后就由于患了严重的脑血拴，治疗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是落下个半身不遂。在老家的同学们几乎都去看过他，有的还为他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听杨全兴讲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心里感到很内疚，在外地当兵这么多年，我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也很少向别人打听过他的消息。
  贾老师是教我们历史课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高大，略微有点驼背，走路时上身总是左右摇摆。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平时堆满了和蔼的笑容，只有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才会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表情丰富的面孔，演译着风云变幻的历史话剧。
  他很少批评人，有时候有的同学做错了事，他也只是片刻敛起笑容，脸上泛着红晕，慈祥的目光看着你，好像做错事的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我们班在他当班主任期间，组织纪律、学习态度一直是全学校最好的。我在参军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偶尔能够想到贾老师注视着我们的时候，那种希冀和自责的目光，特别是在我自己做了错事之后。
  贾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他住在我家邻乡据说是最穷的一个村子里。他的家不难找，“房子最破的就是他家！”——在村口有人这样给我讲。
  几间草屋与周围的砖瓦房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我敲了敲虚掩着的院门，轻轻地喊了一声：“贾老师！”
  一个中年妇女从西头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她打开院子大门，好像正在家里忙活别的事情，怀里抱着几件衣服，指了指中间的房子对我说：“我爸在堂屋里躺着呢！”
  我悄声地走进屋子里，看到床上躺着的老人几乎成了一个骷髅，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稀疏的花白头发像是秋霜下的枯草，这就是贾老师？当年在三尺讲台上纵谈天下事、横论世间人的风采，在他的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觉得心里一阵酸楚，放下手中的礼品，几步跨到床前，握住老人家的手，激动地喊了一声：“贾老师，我看你来了！”
  贾老师身体虽然不能动弹，神智还比较清楚，我作了半天自我介绍，贾老师才像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外号叫‘皮猴’的捣蛋鬼！”
  贾老师讲述自己几十年的风雨生涯，远没有在课堂上讲解历史事件那样生动和具体，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他简单地给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以后，才十分感慨地说：“要不是有同学们的帮助，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成棺材瓤子了，特别是杨长庆，亲儿子也没有他孝顺，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你们好像是同届同班，你应该还记得他吧？”
  我摇了摇头。
  贾老师似乎是有点遗憾，不甘心的提示我：“他的个子不是很高，娃娃脸，特老实，平时不爱说话------”
  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这么一个同学，更不记得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对着贾老师企盼的目光，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贾老师开始有些失望，一会儿又欣喜地说：“他每个月的十五六号，肯定要过来一趟，把我的退休金送过来，今天是阳历十六号，他昨天没有来，今天应该是会来的，你等一会说不定就能见到他。”
  贾老师告诉我，杨长庆在他们村子里当了将近二十年的民办教师，前些年才转成公立的，每个月可以拿一千多块钱的固定工资。
  贾老师还对我说，杨长庆去年退休以后，在乡文教办公室帮忙。听到外边有人敲门，贾老师高兴地说：“应该是他来了！”
  进屋来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贾老师首先向我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杨长庆的儿子，曾经和杨长庆一起到他家里来过两次。尔后，贾老师又惊诧地问小伙子：“今天怎么是你自己来了？”
  小伙子把带来的一袋子简装营养品放在贾老师床头的桌子上，又将一个纸袋子递给他说：“这是您这个月的退休费。”
  “你爸呢？”贾老师又问了一句。
  小伙子站在贾老师床前，眼圈红了，声音低沉地说：“我爸爸最近胃痛的厉害，县医院检查以后说是胃癌晚期，昨天我妈和我哥已经陪他到省城的肿瘤医院去了，他让我以后多来看看您。”
  贾老师听了小伙子的话，嘴唇哆嗦，老泪横流，哽咽着说：“好人不常在，长庆啊！要不是你经常给我送吃送喝，问寒问暖，帮助我的闺女照顾我这么多年，我也活不到今天啊，老天爷不长眼，为什么不让我替你得这个病呢！”
  小伙子拉住贾老师的手，劝慰他说：“我爸爸照顾您是应该的，他经常给我讲他上学时您替他交学杂费的事情，他的病如果好不了，我以后就来经常过来照顾您------”
  看到眼前的情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两天以后就要归队回北京了，这次回来探家，甚至于今生今世，我都不可能再见到杨长庆了，但是，我会在心里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从老家回到北京以后，我串联了几个原来的老同学，他们有的愿意出力，有的同意出钱，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互助小组，由我担任名誉小组长，主要是帮助贾老师和杨长庆治疗疾病和度过生活上的难关。家乡的同学们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我准备负担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费用，以尽到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早就应当承担的义务，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