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军队医院不仅全军闻名，而且闻名全国。
  这所医院聚集了全军乃至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拥有全国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如果你有幸，不，应当说不幸染病，不得不到这个医院去治疗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世上所有的人都在害病，都在这里开方取药找医生，而且来这里看病的老百姓比军人要多得多，门诊大楼里，操不同口音、着不同服装的男人和女人，匆忙地跑前跑后，急切地上楼下楼，人挤人，脸对脸，全无了陌生人之间应有的距离和矜持。
  到这里来的病人或病人亲属，办理治疗手续和交费的时候，你分不出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官员谁是百姓，对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一样的表示出谦恭，对收费的标准都一样的不认为不公。
  在这个医院里看病难，住院更难，属于典型的“一床难求”，即便是医生给你开了入院证明，半年六个月才能等上床位也是常事。按照这个时间计算，越轨女孩子肚子里怀了孩子想住院打胎，等排上队的时候，只有准备去妇产科当产妇、品尝苦涩的禁果了。当然，这只是“理论数据”，打胎不一定非要住院，需要住院医生也会采取有力措施，不让你等那么久，以免私生子满大街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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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号大厅里熙熙攘攘，张玉梁虽然穿着军衣，佩带着上尉军衔，但是却不能在“军人挂号处”排队挂号，因为他是带着父亲来看病，要挂地方人员的号。
  张连根老汉六十多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七十多岁的样子。被生活重担压弯了的腰佝偻着，整个人的身体成了一张弓，蜡黄的脸上沟渠纵横，书写着他在艰难环境吃苦受累的全部履历。现在农村的年轻人穿上时髦服装，与城市的年轻人相比，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不一样，即使完全是城里人打扮，别人也会看出来你是农民，因为长期的农村生活会在一个人身上铭刻上无法磨灭的印记。
  张老汉被大儿子张玉柱搀扶着，无力地靠在墙壁上，好像玉柱的手一松，他就会瘫坐在地面上。
  张连根两眼已经昏花，但是二儿子玉梁那一团模糊的绿色身影，一直在他的视线内。
  张连根在玉梁面前一直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在生产大队当党支部书记的那些年，他的一颗心都操在了大伙身上，对这个从小就不吵不闹、乖巧听话的二儿子，自己几乎就没有怎么管过。直到玉梁高中毕业考上军校，快要离开家的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多年来，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当爸爸的责任。现在的这个家在经济上主要靠玉梁支撑了，为了省出更多的钱补贴家里，玉梁把自己生活上的开支已经压缩到最低限度。不久前，是他今年第二次回去探家，他说回家是坐的火车卧铺，但他妈妈给他洗衣服时发现了口袋里揉皱了的一张硬纸片，玉柱对妈妈说，那是火车硬座车票。
  “对象吹了？”今天早上下了火车一见玉梁的面，爸爸就问。他要对二儿子已经打电话告诉家里的信息再证实一遍。
  “吹了！”玉梁肯定地回答。
  “谈了一年多，咋就吹了？”
  “前边是一年多，后边是一辈子。”
  爸爸知道，女孩子给儿子吹的原因之一，是玉梁的家在农村，两个老人身体状况都不是太好，经济负担太重。
  “大娃子，像这样的大医院，挂个号要多少钱？”张连根看玉梁还在蛇一样的长队里排着，有气无力地问玉柱。
  “挂普通号要不了几个钱，挂专家号收费可能高一些。”玉柱回答。
  “给你弟说，挂个普通号就行了。”
  “我弟说了，这一次要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你的病治好。”
  张连根听了玉柱的话不再言语，闭上干涩的眼睛，任凭嘈杂的人声冲击脆弱的耳膜。
  今年春天，县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张连根并没有把自己得了肝炎的事告诉玉梁，农村得肝炎病的人不少。过去医疗条件不好，肝炎病不好治，老家农村就有“肝炎肝炎，活不了三年，条件不好，还要提前”的说法。现在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过去好了，肝炎不算是难治的病，治起来比较麻烦就是了，“得了肝炎，住院半年，半年不好，没完没了。”这是一种新的说法。
  也正是自己的心存侥幸和粗心大意，时间不是太长，张连根就觉得肝部越来越不舒服，县医院的医生对他说，可能是得了肝硬化，让他最好到大医院确诊，他这才也不得不让玉柱给玉梁打了个电话。
  玉梁已经是二十五六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谈个对象还吹了，张连根觉得，这比自己得了肝病还让人心里难受。
  玉梁手里拿着挂到的专家号，走过来轻轻地喊了一声“爸”，张连根才艰难地把眼皮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