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杨彦军上了公共汽车，看到车上只剩下中间一个面向后的座位，便坐了下来，对面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把自己的双腿往后缩了缩，尽可能多的给他让出了两排坐位中间过道上的位置，杨彦军受宠若惊地朝女孩子点点头，算是对她那个友好动作的回报。
  秋萍把杨彦军送上公交车就回家去了，她想尽快知道爸妈对杨彦军的具体看法。从秋萍家里出来的时候，秋萍对杨彦军说：“你先回城里，我在家再陪爸妈一会。商城里双休日比平时还要忙，我虽然请了一天假，吃过中午饭就准备回去上班，下午你等我的电话，待我晚上下了班，咱们再约时间一起出去。”
  坐到公交车上，看着秋萍渐渐模糊的身影，杨彦军心中的喜悦感慢慢消散，觉得里边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铅。
  青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女的要谈婚论嫁，男的要成家立业，而自己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考虑这个问题的条件。用蒋正平的话说，女人嫁给男人，男人起码要满足她两个条件，一是有吃饭的饭碗，二是有睡觉的床板。当然，这句话不全面，一个家庭基本的生活条件要靠两个人去创造，但他的这句话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一个男人来讲，婚姻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你与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就要对她的现在和将来负责。义务兵两年服役期满以后，一般的都要复员回家，现实不允许他们对留在城市有太多的幻想。而士官的服役期相对较长，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在服役过程中就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
  看到与自己军龄差不多的战友有些在北京找了工作、谈了朋友，杨彦军也很羡慕。虽说留在北京的人多数没有好岗位，大多是开汽车、搞推销、当保安之类，但为以后在北京安家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如果士官在老家谈一个女朋友，会被有些人看成没本事，再说结婚后分居两地也不便于加深感情。现在使用诱惑手段的男人不少，经不起诱惑的女人又太多，男孩子结了婚就要当好守门员，免得别人把球踢进自己的家门。在北京找一个条件差一点的本地女孩子谈朋友，杨彦军不是没想过，但他不敢走这步棋。他在汽车队开车时的战友小丁，与一个在地下停车场当收费员的女孩子结了婚，这女孩子长得——用女孩子喜欢听的话说，很丰满。她特别能吃零食，白天无意花钱增膘，晚上有意花钱减肥，副食店和健身房对她双向收费。由于有北京市户口，女孩子自认为高人一等，在家里既是女皇帝，又兼财政大臣，小丁拿到结婚证和拿到卖身契差不多，逢年过节，抛洒很多唾沫星子，才能获得恩准，给老家的父母寄两百块钱。汽车队还有个老兵，是三级士官，因为经受不了两地分居之苦，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在北京又与一个本地的离异女人成了家。他似乎是捡了一个大“便宜”，离异女人的父亲对他特别优惠，“买一送一”，嫁出去一个女儿，又搭配了一个外孙，这个老兵一结婚就同时多了两个头衔——丈夫和后爸，夫妻茅盾和父子关系交织在一起，搞得他苦不堪言。
  所以，杨彦军觉得，士官在北京找女朋友，适合找外地、最好是自己家乡来京的打工妹，这样才算门当户对，身份相当。进，可以在北京共同发展；退，可以回老家一起谋生。
  他庆幸自己遇到了秋萍。
  秋萍是个平时言语不多，但是很有心计的人，她不像有些外地来京的女孩子，高攀只嫌梯子短，恨不能一步登天，而是很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夫妻“同甘”的家庭生活，必须由两个志同道合的恋人现在“共苦”。
  相比较而言，没有北京户口又在北京工作的男孩子，军人的整体素质比较好。他们入伍时经过严格的政治和体格审查，到部队后又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身体壮，作风好，是其他行业的年轻人所不能比拟的。
  她也庆幸自己遇到了杨彦军。
  令杨彦军忧心的是，他和秋萍年龄都不小了，如果近一两年结婚，结婚后住在哪里？买房子是不可能的事。“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都被开发商盖上房子，又高价卖给革命后代了。”他望着一栋栋新建成的天价商品房，只能不花钱发一些牢骚。租房子倒是可以，但俩人工资的一多半交给房东以后，家里“扩大内需”的资金也就所剩无几了，手里如果不存些钱，如果有了孩子或双方的父母有了病又该如何应付呢？这些现实问题，秋萍应该也考虑到了，两人只是心照不宣，现在都还不愿意去捅破阳光下那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而已。
  杨彦军懂得，恋爱着的男女青年，在感情上的投入，女人比男人更谨慎，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就像织毛衣，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她才会用身心去温暖你。而男人对女人的感情，有时候就像穿毛衣，冷的时候知道重视它，不冷的时候容易忽视它；还有的时候又像拆毛衣，不经意间扯住了一个线头，一使劲，整件毛衣都不存在了。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要懂得自尊自重，也要懂得尊重女人、呵护女人，有时候要把她们捧在手上，更多的时候要把她们放在心上，不管是捧在手里或是放在心上，她们都会对你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以后的有些事情目前还难以预料，但杨彦军觉得，现在首先要提高自身的素质，除了做好本职，还要增长才干，成为部队早就提出的“军地两用人才”。而当务之急是去报个函授班：“蒋正平学畜牧兽医，我去学市场营销。”
  不知不觉间公交车已经驶进市区，杨彦军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他调整了一下坐姿，突然发现，坐在车上想心事的还不止是自己一个人。对面的女孩子面色凝重，怔怔地望着车外，但目光好像并没有聚焦在任何一点上，她显然也在沉思。女孩子皮肤白暂，但长相一般，脸上的十几粒雀斑众星捧月般的围绕在两只大眼睛周围。
  杨彦军有点好奇，他一边猜想着女孩子的年龄和身份，一边用余光观察着她的表情，当他偷偷地把女孩子脸上的十三个雀斑数了两遍的时候，公交车就到了终点站。
  杨彦军下了公交车，看看手表，准备坐地铁赶回机关吃中午饭，便急匆匆地走入地下通道。
  临近中午，地下通道里的行人不是太多，一位莫扎特的同行拉大锯一样的紧着忙活，面前的小碗里才收到不足十枚硬币和几张毛票。一个散发商品房户型图的小伙子，把手里的“画饼”递到十个人的面前，至少有八个人拒绝接受。人们对房子感兴趣没钱买？或是有钱买对眼前推销的房子不感兴趣？小伙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把手里的一叠子广告发完，回去好找老板领一份工钱。
  “解放军同志，请等一等！”
  背后传来动听的年轻女人的声音。
  杨彦军虽然穿着便装，但听见“解放军同志”这个称呼，还是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他回头一看，是公交车上坐对面的女孩子与自己说话。
  杨彦军警惕地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解放军？”
  “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你有士兵证。”
  杨彦军的公交乘车卡一直夹在士兵证里，肯定是自己上车刷卡时被她看到了。
  “你喊我有什么事吗？”杨彦军问女孩子。
  “是这样------”
  女孩子对杨彦军说，她是从外地来北京的打工妹，与几个同乡女孩子租住的房子距离秋萍家租住房子的村庄不远。她的父亲现在是肺癌晚期，二十天前从老家来到北京医治，现在就住在位于城区边缘的部队医院。她由于最近请假太多，已经被老板辞退，不过，这件事她没有敢告诉父亲，怕他担心。她今天回暂住的地方取了些衣物，正准备赶回医院。
  女孩子与杨彦军说话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脸上的温度很高，眼中的湿度很大。
  杨彦军听着她讲话，脑子在快速地运转，猜测面前的这个女孩子是花言巧语的大骗子，还是实话实说的落难人。
  女孩子看到杨彦军怀疑的目光，从背着的小包里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父亲住院的有关证明。
  杨彦军看了女孩子递过来的身份证，知道她叫段晓玲，1987年6月出生。
  杨彦军把身份证还给段晓玲，为难地说：“我身上现在只剩下几十块钱------
  段晓玲涨红了脸，连忙摆手说：“我不是找您要钱，我打工攒下的钱为父亲看病用完之后，又找一起打工的姐妹借了一些，现在基本够用了。”
  段晓玲还对杨彦军说，她的父亲已经是来日不多，老人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
  “如果有可能的话------”段晓玲局促不安，欲言又止。
  “你尽管讲，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事，一定尽力去办。”杨彦军看到段晓玲为难的样子，想到了也曾经在北京艰难打拼的秋萍，大方地对她说。
  “我想请您跟我到医院去一趟！”段晓玲犹豫了一下说，“十多天前，我不忍心再看见父亲为我今后的生活担心的样子，就对他说我最近已经谈了一个男朋友，这本来是一句安慰老人的谎话，他却当真了，这几天一定让我带着男朋友见他一面。我现在丢了工作，心情又不好，怎么可能会谈男朋友呢！为了让他老人家放心地到另一个世界与我早已去世的母亲见面，我不得已才向您提出这个荒唐的要求。”
  段晓玲说着，眼中垂下泪来。
  杨彦军最见不得女孩子流眼泪，他不安地看看周围，有些惊恐地说：“你不要这样，我、我------”
  看着段晓玲企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两个念头在杨彦军的脑袋里快速地大战了十八个回合，最后还是“去”占了上风：“人不吃辣椒，心里不发烧，帮助别人干点好事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段晓玲看到杨彦军点了头，凄苦的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红晕，她跟着杨彦军，两个年轻人一前一后，快步走进了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