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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兄，是不是你怂恿学生们去西北的？”胡适抱着讲义进北长的办公室的‘门’就说:“今天课堂上又少了几个学生。”
  陈一枝笑笑:“我绝对没有！”
  “不是最好。”胡适板着脸说:“学生就该读书！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虽然不是我怂恿的，不过我支持他们。”陈一枝说:“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在北长的办公室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新青年》同仁们互相‘交’换眼神，一时不知道怎么化解。
  沈尹默睁大眼睛，忽然问陈一枝：“这里有篇文章，大家快来看看，‘复王敬轩书’，这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那‘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了。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尽管胡适、陈一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大家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
  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如果江大帅在这里，一定会拍案叫绝的！
  江大帅所在的那个时代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在百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胡适见又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今天本来闹得有点僵，也就不好多说，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我们还不是为了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我们的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怎么选的他？”有人问。
  “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大呀！”钱玄同说。
  刘半农补充道:“除了其翻译小说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他现在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术着作。在当今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辜鸿铭的名气更大，古文造诣更深，更顽固。”
  “你觉得辜鸿铭会出来应战吗？”
  辜鸿铭是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
  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所以，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胡适叹息一声，拿起《新青年》，指着一段文字说:“这骂得过分了吧？‘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有失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而且，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反对传统中的某些痼疾却不是要全盘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我实在想不通，在提倡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适之，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陈一枝忽然板起脸，目光忽然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我记得当初在上海，江山和我说过，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在一些非常时期，就必须有一些非常的举措。否则，就不能奏效。就会贻误战机，成为千古罪人。辛亥革命的失败，今日民国的流毒，都是不够矫枉过正，革命不够彻底。今日文学革命，一样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江山竟然说出这样的金石之音。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钱玄同被陈一枝的这一席话刺‘激’的情绪特别亢奋，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刚刚被陈一枝呛声，钱玄同这一说，他又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一枝又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心情已经平复很多，这时候只是笑着对大家说：“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这是在说陈一枝刚刚‘激’动言论。
  李寿昌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他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任北大图书馆长后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
  西北，仲秋的阳光很好。
  江大帅头戴一顶农民在山里劳作时戴的那种柳条草帽，奋力登上小山村脑畔山。
  眼下这个极普通的偏僻山村周围，生长着一排排粗壮高大的左公柳。
  这还是当年左宗棠征西，一路种下的。
  那枝叶像一条条绿‘色’的帘子，垂落在山湾沟渠里，在苍黄的‘色’调上点缀出缕缕生机。
  陇中黄土高原：位于甘肃省中部和东部，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鞘岭畔。这里曾经孕育了华夏民族的祖先，建立过炎黄子孙的家园，亿万年地壳变迁和历代战‘乱’，灾害侵蚀，使它支离破碎，一座连着一座的土丘重重叠叠，其间曲曲折折流淌着的山泉水，像是由数不清的母亲的‘乳’房中溢出的‘乳’汁，滋养哺育着一切生命。正是这无数涓涓细流，汇集成大大小小的河川。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造就了多少天险夜渡，雄关要塞，峪口大峡。坚的土地经历了千百年的冲刷和淤积，形成了特殊的地貌，浑圆高耸的梁峁，开阔的川道，狭窄的沟渠和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勒出在土原深处的拐岔。
  祖祖辈辈，川道里的人家在川坪上耕耘，沟渠里的人家在山洼上播种。居住在拐岔里的人们，只有爬上高高的干山屹塔，用加倍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和收获赖以生存的五谷杂粮。
  山里的许多农家都种着罂粟。这是当地农民最可靠的一种经济作物，但同时许多人也染上了吸食大烟的陋习。罂粟给贫困的农民带来了发财的梦想，也带来了灾难和痛苦。许多人因此付出了健康失去了劳动的能力，只有卖儿典地、倾家‘荡’产。
  江大帅眼前这个村子就是这样一个苦焦的拐岔小山村，贫穷与辛劳像两根套绳，紧紧束缚着乡亲们，拖着沉重的光景，一代一代艰难前行。
  “我们进村吧？”越来越英姿飒爽的马素贞问道。
  江大帅点点头:“这村里有工作组吗？”
  “有，带队的还是北京大学来的高材生。”
  村里的石窑和土窑，集中在一面朝阳的半山坡上。
  进村之后，江大帅看到农民脑后拖着的猪尾巴。
  “怎么回事？工作组的工作不到位啊！”
  “西北农村，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大同小异。”
  地区支书向江大帅介绍情况。
  显然，辛亥革命的狂涛巨澜，给予这个偏远小山村造成的冲击并不那么强烈。也有外出赶脚驮盐的人回来说：“民国年不兴男人留辫子。”但为了慎重起见，马家阳湾和周围许多村子的大多数人，脑袋后面仍然拖着那条猪尾巴似的辫子。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江大帅心里想着。
  位于村子的中心，这是一座比一般农户较为讲究、其实并不高大富丽的建筑。
  这家的主人叫马占魁。
  马家村虽然地处偏僻，但却并不是能叫人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距村子驻扎着一支队伍，老百姓称之为“民团”。说是维护地方治安，其实是刮民、扰民。他们的首领就名叫马占魁。
  这家伙，是个回回，杀人放火，穷凶极恶，方圆几十里很有威名。谁家的小娃娃哭闹，大人就说：“快不敢，马占魁来了！”小娃娃就不敢再哭。
  马家军败退，疯子军进村，随军的工作组首先就把这个为祸一方的马占魁‘专政’了！
  马家宅在也变成工作组的办公楼。
  江大帅一行沿着由巨大的石条帮畔、碎石嵌铺的斜坡甬道上去，拐过一个直角的‘门’台，就是那座砖木结构的高脊‘门’楼了。
  这种西北古建筑，江大帅觉得很有意思，在比较考究的秦汉时期的电影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只不过电影里，秦汉的王宫甬道比这个更高，更深而已，当然，也更加的威严。
  “西北农村里竟然还保留了秦汉之风？”江大帅不禁感慨的说。
  这种两面流水的挑檐儿传统建筑，在西北一带称之为“龙‘门’楼”。这是富贵人家的标志。而龙‘门’楼子的大小高低，则又暗示着富裕和尊贵的程度。
  从这的家的龙‘门’楼看，显然还算不上大富大贵，只是一个小康之家的水准。‘门’礅、‘门’框、屋脊、瓦当，雕刻着金狮麒麟，样云龙凤。这在此时偏远山村里，却已是很不寻常。‘门’楣上的匾额刻着“树德务滋”四字，显示出主人的知书达礼和道德追求。加之‘门’楣上的阁楼正面，悬着一块巨大的木牌匾。匾上“公务勤劳”四个书写考究的金‘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走进大‘门’，绕过影壁，是一线面南的五孔正窑，窑基抬起约两尺余高。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门’楼两边的高围墙下，一面是仓房，一面是牲口棚圈，形成一个很对称也颇讲究的农家四合小院。这种盖造格局在清末民初的西北农村是很时兴的。
  “我中华，在东亚，人口多，土地大……”
  小院子里传来读书声。先生一句一句领着念，头一阵读书声惊飞了檐下的一窝麻雀，也打破了小山村的沉寂。
  老师就拿一块‘门’板当黑白。学生没有座椅凳子，就搬了一块砖头坐地上。
  看到这一幕，江大帅忍不住点点头。进村时对工作组的不满立刻烟消云散。
  下课后，书记给江大帅介绍。
  老师是个很清秀的‘女’孩子，名叫张秀岩，刚从北京过来的。此前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还没毕业。
  她穿着疯子军‘肥’大的军装，越发显得她身子的单薄。
  这时，一个穿的破旧的老人家领着小孩进来，问道:“请问军爷，先生在吗？我送我孙子来上学。”
  “老人家，我就是。”
  张秀岩清丽的声音传来，老人家不敢相信的看着这个小‘女’娃。
  “怎么是个‘女’娃？”
  张秀岩说:“现在是民国，男‘女’平等，分什么男娃‘女’娃？”
  老人家拉着孙儿就想走。
  “老人家，”江大帅大笑拦着道:“这是北京城里来的‘女’秀才，教您的孙儿绰绰有余了。”
  “京城里来的？”
  江大帅点点头。
  “京城里‘女’娃也能做先生教书？”
  “当然！”
  老人家又看看院子里学生们，便对孙子说:“给‘女’先生磕头。”
  小孩刚要下跪，张秀岩忙说：“咱是新学，不兴磕头。”
  老人家问：“不磕头咋办？”
  张秀岩说：“鞠躬行礼就很好嘛。”
  小孩赶忙弯下腰，深深给先生鞠一躬。
  旁边围观的学生中，有人吃吃地偷着笑，小孩脸红了。--71819+dsuaahhh+24074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