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毕业分配的结果终于公布了，我被留在了武汉市。我的朋友们为我高兴得又唱又跳，我请他们去悦宾餐厅吃了湘味牛肉米粉和豆皮。消息传到大毛那里，据说他的态度比较淡漠。大毛的淡漠我理解，我遗憾的是他理解不了我的由衷喜悦。我，就是我，我的母亲是固定不变的，我的父亲也是固定不变的，我出生的那个日子也是固定不变的，我遭遇的一切也都被注定在了时间与环境的经纬线上。我是末代的颓废的知青，是最后的不受重用的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我们怎样地努力学习，我们还是被分配到了边远的城镇和山区。为了象征性地显示公平，武汉市只挑选了五名学生。我是这五名学生中的一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我医学院毕业之后全部的最好的结果。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武汉市也许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一旦分配了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尘埃落定了。我感恩戴德地穿上了白大褂。
  我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从学校的学生宿舍拎到了某医院的单身宿舍。然后去理发店剪掉了长辫子，以比较老成的模样出现在门诊的诊断室里，期待着第一个病人毫不犹豫地坐到我的面前。
  当第一个病人果真朝我走来的时候，我的心竟然加剧了跳动。结果在这个病人之后便是无数的病人。我的心早已平静如水，再也不受任何干扰。
  大毛于1985年结婚，大约一年多之后离婚。离婚后只身南下，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海南等地呆过，混乱地从事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热门职业。其间第二次结婚。大毛的第二次婚姻生有一子，其子被送回长春由他的父母抚养。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大毛经常跑国外，在走遍了发达国家以后，选中了欧洲的德国。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大毛取得了德国的长期居留证。我在德国读博士三年，我知道那是全世界气候最适宜的地方，是上帝的偏宠。
  大毛居住在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钱对大毛来说好像也不再是问题。黄凯旋非常佩服和羡慕大毛，他一再地对我大发感慨，说：大毛成功了！黄凯旋在遭受雷击的前几天还带一个熟人来找我看病，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说：大毛真是了不起，人家那才叫活了一次！
  我做了医生之后，有机会到处出差了。我参加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诊，短期进修，购买医疗器械等等。有一次我去北京听一个学术报告，意外地在王府井书店与大毛相遇。我们在书店说了好久的话还兴犹未尽，就相约第二天去逛琉璃厂。
  我们在书店相遇的时候，大毛刚刚买好一大摞书，他正处在选购书的亢奋之中。我们见面就交换了彼此购买的书翻看。我买的基本上是医学方面的书和文学名著，大毛买的是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在社会上激起了热潮的社科类书。大毛的语言表达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在北京的几年，显然进步飞快。
  他把一条腿交叉搁在另一条腿上，肩膀靠着书架，旁若无人地，十分煽情地对我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也就是说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到了。
  他引用并且活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听了大毛的话，我也很激动.使也去购买了他手里所有的书。
  可是第二天在琉璃厂我们却又是不欢而散。那是在逛一家工艺商店的时候，我被一种镂空的真丝绣花手绢迷住了，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买三条。大毛抢着要付钱。我不让他付。
  大毛坚持要付，他说：我应该买的。我早就应该给你一些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真要送人礼物还一定要去管人家喜欢什么吗？这种小心眼在我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我主要是觉得这三条手绢很贵，一共一百多块钱，我们那时候的月工资才是八十多块。我怎么能让大毛为我一时的心血来潮付出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呢？我说：你这个人真烦人。你又不是钱多得没有地方花，和我一样都是拿工资吃饭，何必与我讲这个客气呢？
  售货员在一旁等着，低垂着眼睛偷偷地笑。大毛听了我的话，甩手就走了。他气冲冲地快步走着，径直到了公共汽车站。这时恰好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他居然就上车了。
  大毛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商店里。我咬着颤抖的嘴唇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当着售货员的面哭出声来。
  幸而售货员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劝慰我说：咱北方男人就是这样，特大老爷们儿，你呢，刚才也是太不给他面子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今北京的男人你说他别的没有都可以，要说他没有钱，他就跟你急。
  北京的售货员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垂头丧气地自己回去了。回到武汉还不到一个月，黄凯旋就告诉我说大毛结婚了。
  大毛的婚姻总是给我一种虚假感和飘浮感。而我的感受自然是来源于大毛。在他即将结婚的前夕，他和我在王府井书店里谈了许久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谈到他的女朋友和婚姻。我相信，一般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与女朋友交往很深了并正处在结婚的筹备过程中。后来，大毛也没有把他的婚姻当作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好像是在一次有很多同学聚会的场合下，他与大家开玩笑顺口说了一声“我老婆”什么的。说这个词的时候他的眼睛找到了我，这就算通知我了。我结婚的时候，黄凯旋他们来祝贺，从黄凯旋口里我才知道大毛正在打离婚。几年后我在珠海见到大毛。我们几个武汉老乡在一个渔村吃海鲜的时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第二次结婚。
  大家都说大毛的老婆非常年轻漂亮。当时他的老婆回他的家乡长春生孩子去了。又过了几年，大毛在德国轻描淡写地回答说，他的老婆在美国念书。如果把大毛比作长江上的一艘船，他的婚姻就好比船尾的一条鱼，他们同在一条河流里生活，那条鱼却总是游动在他的身体之外。我没有真实地看见过大毛的任何一个妻子，也没有真实地走进过他那种婚姻意义上的家庭。我再没有见到过对自己的婚姻这么心不在焉的男人了。可是黄凯旋认定只有大毛才不枉活了一次。我把黄凯旋的评价转告过大毛，大毛说：他知道什么！
  有一次，我去深圳参加一个进口医疗器械观摩会，黄凯旋背着我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大毛。我在机场的出口处意外地收到了大毛迎接我的大大的一束鲜花。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束美丽鲜花。中国女人过去是没有人送鲜花的。因此我相信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女人都容易被鲜花打倒。反正我被打倒了。这意外之喜让我高兴得头昏目眩，也足够让我在短短几天里做一个懂事的乖乖女孩，一会儿被大毛带到拙劣虚假的民俗文化村去游览，一会儿又被带到天安大厦的顶楼滑冰场去滑冰。在这个过程中，大毛有机会充分地不露山水地表现他的经济实力。我踉踉跄跄滑冰的时候，他坐在冰场旁边的咖啡厅里悠然地喝咖啡，就那么看着我。我从他的神态里抓住了他报复后的满足，也许是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的。他的神态分明在告诉我，告诉所有人，告诉这个世界，他不再是那个硬着头皮要给女同学买真丝手绢的大毛了！我没有戳穿他，当然。
  大毛脸上罩一只宽大的变色眼镜，穿着梦特娇t恤，戴着浪琴手表，在宽敞平坦的镶着绿化带的深南大道上开着矫健的奔驰小轿车。大毛彻底地脱胎换骨了。阔气又潇洒了。不再是我二十岁遇到的那个把草绳系在腰间取暖的大毛了。崭新的现代化城市童话一般地在我们眼前掠过，是大毛这种派头的人最好的人生背景。
  大毛说：多棒啊！你难道不动心吗？
  我说：动心埃
  大毛说：那就来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深圳埃我无声地笑了，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大毛说：担心什么呢？有我埃我可以把你的户口弄来的。你在深圳每个月至少可以有三千块钱的收入，是你现在的多少倍啊！而且这里是海洋性气候，四季如春埃我当然还是没有去深圳。
  后来，大毛很是无奈地说：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