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说来就来了。下午，太阳还高得很呢，村里村外就响起了隆隆的鞭炮声，随处都可以闻到浓烈的火药气味。家家户户不是忙着包饺子就是忙着张贴春联，街上除了上林的人，很少有人走动。
  学智领着两个弟弟在张贴春联。桂晴在厨房里忙碌一阵子，就情不自禁地跑到大门口瞧瞧。她那张一贯挂着微笑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不安神色。还是学智最了解母亲的心思，他一边干活，一边很随便地嚷嚷着：“妈，我爸准又是多喝了两杯。您想呀，这大过年的，谁家没有现成的酒和菜呀！我爸为了让人家全家高兴，连年都过不肃清，人家能不感动吗？一感动能不留他多喝几杯吗？不过我爸不会喝醉的，我们说好了，天黑以前还要一块从林地上赶回来呢。”桂晴冲他笑笑，什么也没说，转头又回厨房里去了。
  学智在门扇上抹好了糨糊，把一块对联只轻轻地沾了个头，然后吩咐学敏：“你仔细看看，正不正？”“左边再往下一点儿，太往下了，再往上一点儿，好了。”学智使劲地按上，怕不结实，又用干净笤帚整个地扫了一遍。他正要在另一块门扇上抹糨糊，突然，刚贴好的春联被谁“唰”地一把撕掉。学智不由得回过头去，原来是父亲。
  “什么‘上级政策好’‘社员幸福多’！纯粹放他妈的狗屁。把这些春联全部给我烧了，你给我重写。”鲍福气嘟嘟地说，他每吐出一个字，都带着浓浓的酒气。
  学敏和学会一看情况不好，吓得一个个贼头鼠脑地跑回家去了。只有学智可怜地站在那里，他实在不敢想究竟是自己错了，还是编写春联的人错了。
  “我的话你听到了吗？回去给我重写。你不是总以为自己的文才出众吗？那好，你今天就写给我看，要是写不好，趁早把你那一堆破书烧掉。”说完，鲍福推着自行车独自回家了。
  直到这时，学智才发现父亲是骑着空自行车来的，照相机却不知扔到哪里去了。他不敢多问，只好低垂着脑袋跟了进去。
  桂晴看到鲍福不高兴的样子，也不便多问，只给他倒了一杯水，什么话也没说。
  撕好了红纸，调好了墨汁，学智胆怯地问：“爸，你让我写什么内容？”
  是啊，写什么内容？鲍福一时语塞起来。他搔了半天头皮，才支吾道：“我我也不知该写啥内容，反正不能写政治方面的，这些东西我恶心透了。”他又想了一会子，忽然一拍脑门：“这样吧，你写写家庭方面的，就说咱们的家庭是最和睦的，而外面的形势却乱七八糟。外面无论有多乱，咱们的家庭都是和睦的。他们搞他们的政治，咱们过咱们的日子。我要让那些热衷于搞政治的人看看，到底是为名利奔波重要，还是为家庭幸福忙活重要？我的意思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爸。”学智胆怯地回答“可是写这样的内容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我说合适就合适。就这样写。”鲍福坚定地说。
  学智略做思考，然后用钢笔在信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
  大门外熙熙攘攘吵吵闹闹，都为名利忙碌；
  小院里和和睦睦恩恩爱爱，只愿天伦生欢。
  “好。横批呢？”鲍福追问道。
  “我家独春。”学智答道。
  “好，好。”鲍福连连称赞。
  “不雅，不雅。”学智笑道“我连平仄都没推敲好呢。”他不由得看看母亲的面色。
  桂晴笑笑，又摇摇头，却不置可否。
  “就这样写，就这样写，不要再改了。”鲍福显得十分高兴。
  大家张贴完春联，鲍福才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长叹道：“倒霉呀，今儿照相机被工商所的那几个小土崽子给扣了。”
  桂晴一点儿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她早就料到要有这么一劫。只是没有想到，劫难偏偏发生在过年的当儿，可见这群土匪也太缺德了。她尽力地掩盖着心中的不快，试探地问：“那么，你打算下一步咋办？”
  “还能咋办？只有把那张王牌甩出去了！身为国家干部，私下里跟农家姑娘勾勾搭搭，这成何体统？他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反正我偷*拍的这张照片就是铁证。我就不信，在铁证面前他敢抵赖？所以我当场就告诉了他的人：你们咋给我扣的，就咋给我乖乖送回家里去，并且还得让你们的所长亲自跟着。”
  “不行不行，那样太莽撞。你就不想想，历来官官相护，你今天得罪的决不仅仅是一个谭所长，其他部门的贪官有的是。你就不怕有朝一日，他们串通一气，把你往死里整？再说谭所长就算栽在了你的手里，那往后再调来人呢？鲍福，咱们是做生意的，况且又缺乏政策保护，有关部门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不错了，咱们何必自己堵自己的路啊？”
  鲍福因为上午多喝了几杯，不觉情绪有些高涨，现在听了这番话，头脑似乎清醒了许多。他低下头去，呷了一口水，喃喃地说：“你说得有道理，可是事到如今，该如何办才好？”
  “我看咱还是找个人帮助协调协调吧。大不了咱服个软，你就说那天喝高了酒，得罪了弟兄们，很过意不去。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也不会跟咱实在过不去。”桂晴道。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你没看见他们当时的嚣张样，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就好像工商所是他们家开的似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小人咱得罪不起。俗话说：‘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这种麻烦事儿以后还会更多，你得学会忍耐啊！”鲍福埋下头去，一声不响。屋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
  过了一会儿，学智小心翼翼地说：“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您愿不愿意听？”
  “干吗那么多的废话？又没人把你的嘴给堵上，你说就是了。”自从学智出招让父亲摆脱矮老头的缠绕以后，关于“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子不要插嘴”的规定随即废除。在后来的日子里，学智又为父亲出过几个怪招儿，都令父亲瞠目结舌。鲍福暗暗地想，江湖上的人都说我是最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可这小毛孩子灵机一动，比我的招儿都绝，你简直就防不胜防，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
  “前几天不是说我三舅的一位朋友来了吗？”
  “又是你三舅。”鲍福打趣道“别不是像上次那样，让你三舅拽过来几个人做做样子吧？这次咱遇到的对手可不像矮老头和马短腿那么好对付了。”
  “我当然懂。”
  学智正要往下说，忽见文氏气咻咻地走过来，不满地说：“我说你们爷儿几个，还要等到啥时候上林？这大过年的，哪家不是赶早不赶晚？有啥事儿不能凑在晚上说吗？”
  鲍福平日里最听不得母亲嘟噜。他一句话没说，站起来就走。
  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上林的人就像赶集赶会那么多。他们都是成帮结队而来的。在林上，并没有多少礼仪可讲，只不过大家到每个坟头上烧上几张纸，在林地的正中央放上一盘鞭炮就可以了，至于磕头行礼什么的，全免了。要说讲究，也只有一点：女人不准上林。
  鲍福带领着他的三个儿子做完了他们的事，并没有像其他人家那样立即赶回家里去。鲍福站在林地中央，充满感慨地对儿子们说：“上林有什么意义呢？刚才咱们烧下的纸钱，你爷爷他们真的能收到吗？咱放响的鞭炮，他们真的能听见吗？咱请他们回家过年，他们真的能跟着咱们一块走吗？我看未必。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个，恐怕村里真正相信这个的也不会太多。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促使大家伙踊跃上林呢？我想，这纯粹是活人在做样子不仅做给自己看，也做给别人看。做给自己看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年轻的一代记清楚谁跟谁根儿上最近，谁的老爷爷跟谁的爷爷是兄弟；做给别人看的目的无非就是想亮亮兵，让更多的人看看谁家的人最多，谁最能在村里吃得开。你们瞧瞧人家那林上，多热闹啊！哪家上林的不是有几十口子之多呢？再看看咱们的林上，就咱们爷儿四个。咱们孤单不孤单？可是，尽管他们人多，但混出息的并不多。我始终认为，人不在多，而在有没有出息。没出息，人再多也不顶用，你总不能光准备着跟人家打架吧？有出息，咱就是一句话不说也没人敢欺负。所以我经常嘱咐你们，千万要好好读书，只有把书读好了，将来做了官，才算是光宗耀祖，才算是出人头地。孩子们，咱们的老祖宗都穷怕了，只是到了我这一代才算是让‘穷’字断了根。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混出息，因为我最终没能弄个一官半职。我希望你们兄弟三个将来不仅要富，还要贵。今儿我当着老祖宗的面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假如你们当中有混成中央委员的，他就是一辈子不回这个家，甚至跟我一刀两断我都认了。”
  学智望着父亲充满漏*点的面孔，既感到亲切，又感到陌生。
  按照惯例，每年的年三十晚上，昭懿、昭任、昭阗和鲍福兄弟四人要轮流做东举行酒会。兄弟们可以畅所欲言，把一年来积压在心中的烦事儿和乐事儿都要吐出来。用他们的话来说，烦事儿大伙儿可以共同承担，乐事儿大伙儿可以共同分享。鲍福因近几年来生活有所改善，故提出独自做东。昭懿提出抗议，但因为不能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好保留意见。不过今年情况有变，鲍福跟昭阗分道扬镳了，昭阗早早地就提出了退伙。
  在一张方桌子的四边本来正好能容纳兄弟四人，他们发好的誓言，一个都不能少，用他们的话说，这叫“四平八稳”可是今年猛不丁儿的少了一个，这使得气氛一开始显得很冷淡。鲍福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不失时机地把小圣叫来补了这个空缺。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从今年开始，小圣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你的任务是：倒酒，倒水，布菜。”
  大家很快便进入了角色。因为昭懿一贯沉默寡言，所以酒桌上说话的人实质上就只有鲍福和昭任两人。前面说过，这两人当面说话，很少有投机之处，即使在这难得的除夕之夜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他们之所以能彼此相容，完全靠的是争吵之后的各自回味。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鲍福进了一趟京城，很多新鲜事儿还没有来得及说，看样子昭懿和昭任早把说话的主角推给了鲍福。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一边品味着美酒佳肴，一边聆听着来自京城的趣事儿，那敢情比看一场大戏都过瘾，他们何乐而不为！
  鲍福的故事是从那天踏进省城火车站广场时开始的。在火车站的见闻他做了艺术性地取舍，首先把偶遇彩霞一事隐而不谈，而把跟剪票员软磨硬泡的情节做了夸张性的渲染。这一场戏，鲍福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而他从进火车站到坐上列车也总共花费了不到一个小时零五十分钟。
  两人听了，的确感到新鲜。外面不时地响起鞭炮声，更加突显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大家不由得杯来盏去，气氛非常热烈。两人觉得京城的故事还会更精彩，于是猛喝一杯酒，用手掌抹抹嘴巴，继续等待下文。
  谁知鲍福刚提到“北京”二字，神色就黯淡了：“嗨，还是不提为好。”
  “咋啦？”听意正浓的昭任一看鲍福伤神的样子，非常扫兴“北京有啥不好？它总比咱们的省城更好些吧？”
  “一言难尽哪。”鲍福独自干掉一杯，脸上显露出一丝少有的苦相。等学智重新倒满了酒，他才继续说：“京城好是好，可它并不是咱们贫下中农去往的地儿啊！这话咱只能关起门来在家里说，要是在外面说人家肯定会笑话咱。说句良心话，我虽然没有见过大世面，但毕竟比一般的群众见识广啊！不瞒两位大哥说，我这次到了北京，高兴的事儿一件都没有碰上，烦心的事儿倒是碰了不少。首先，咱走在大街上，甭管穿戴多么整齐，总归都像个乡巴老。咱不服不行。你瞧人家那说话，多流畅，就跟电影上演的似的；可咱呢，一张口就苯嘴笨舌的，跟人家根本就搭不上帮。其实这还是小事儿，更重要的是，还是咱的见识浅。这一次我在北京总共住了才一个星期，可是出的洋相比我过去三十多年出的都多。就说逛大街吧，咱过去哪见过那么多的汽车！这乍一到了京城，一眼望去，那汽车就跟流水似的，咱总觉得眼神不够用。在进京的第二天，我刚从旅馆里走出来，就发现十字路口有那么多的人傻站着。我还以为谁在打架呢，刚要问，就看见那群人呼啦啦地都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那是在为汽车让路呢。我第一次进公园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老头儿、老太太在练武，我就挺纳闷：他们的动作咋就这么慢呢？就算岁数大了点儿，也总不至于跟撒网捕鱼似的吧！后来我听说，他们打的那叫‘太极拳’，想快也快不上去，那是专门为强身壮体设计的。还有一件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过年嘛，大家图个热闹，再者也没有当着外人的面说，反正你们俩又不会笑话我。我在旅馆安顿好以后，忽然觉得肚子涨得难受，就学着普通话，别别扭扭地问人家服务员：‘请问，茅子（即茅厕）在什么地方？’服务员一听，愣了：‘同志，您放心好了，我们这里没有毛子。’我一听，急了：‘没有茅子怎么能行呢？那不把人憋坏了吗？’服务员笑了：‘原来您问的是洗手间啊，我还以为您问的是苏联人呢。’我还是整不明白：‘同志，我不洗手，我要解手。’服务员又笑了：‘卫生间就在您的房间里。’我一听傻啦：‘睡觉的地方怎么能当厕所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服务员只好把我领到厕所里面，教给我怎么使用，我才算明白过来。你们不知道，当时我那脸呀，就跟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要多红有多红。”
  昭懿和昭任都听得直眉瞪眼的，一点儿都不觉得可笑，倒觉得挺新鲜，真是闻所未闻啊。学智想笑，又不敢，他强忍着心中的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昭任终于憋不住了，插话道：“咱出门不就是为了开阔开阔眼界吗？这有啥不好？”
  “大哥，你哪儿知道！像旅馆服务员这样的人该有几个！你还没看见其他部门的人呢。过去我一直以为，北京是大城市，北京人从小就生活在天子的脚下，他们肯定比小地方的人待人温和。结果不是那样。我跑了那么多的商店，还从来没看见过有哪个营业员是好脸的。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脸，就跟大爷大娘似的。咱跟他们打交道，那简直就是拿着**辣的脸硬往人家的屁股上靠。一提这个，我的气就不打一处出。不提它啦，喝酒。”
  “那罗部长在跟前也不行？”一直沉默不语的昭懿也忍不住地提出一个问题。
  “大哥。”鲍福把端在手里的酒杯又放下“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去北京，连罗部长的影儿都没有见着。当然，我一点儿都不能怪罪人家，人家是中央领导嘛，忙啊，连家都没工夫回，哪还顾得上咱呀！饶这样，人家还专门为我安排了住处，还派人陪着我看电影、逛公园、买车票，咋说对咱都够一百成啊！咱回过头来想想，咱过去对人家是有恩呢，还是有情呢？咱不就是给人家送过一碗饭吗？这算哪码子事儿呀？咱得知情，不能硬拿着棒槌当针用，咱不能耽误人家的正事儿。即便是他的秘书，那也是为中央办事的呀！所以，他的秘书能陪着咱吃吃饭、看看电影、逛逛公园咱就很满足了，咱不能再麻烦人家别的了。”
  “那罗部长的老婆和孩子对你咋样啊？”看来昭懿真想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了。
  “大哥。”鲍福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这话我本来就不想说，既然你问了，那我只好说了，反正这里又没有外人。要说罗部长的老婆和孩子，那跟罗部长简直就不是一个天地所生。我到他们家里只去过一次，只见过他们一面。他老婆长得还可以，打扮得也很俏丽，就是对人太没礼貌。她一听说我是从乡下来的，半眼儿都不愿意多看我一下，说出话来更是没大没小，让你听起来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他的儿子活生生的一副少爷公子的模样。我简直就搞不明白，同样的家庭，同样的生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昭懿后悔不该问得太多，他忽然局促不安起来。
  鲍福非常理解他，不想让他太尴尬，于是转移话题道：“两位大哥，兄弟提前给你们拜年了，咱们同干一杯。”刚要举杯，忽然道：“慢，我提个建议，这杯酒让小圣敬两位大爷。小圣，你跪在地上，向每个大爷敬一杯酒，并向他们表示，将来你无论混到什么地步，都不要忘记他们，你眼里可以没有我，但决不能没有他们。”
  学智踌躇了一下，正要照办，昭任突然发话了：“鲍福，你看你，咋这么多道道儿？要跪你跪，别拿捏我侄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再精明也是一副跑江湖的嘴脸，做点儿小事儿还行，根本上不了大场面；我侄子就不同了，他再不言语也总像个能成就大事儿的苗子。不信咱走着瞧，别管社会兴啥，他混得都会比你强得多。这杯酒我喝了。”说完，一口喝干。
  鲍福垂下头去，半天不说话，很难看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生气。
  学智不好意思地笑笑，又走到昭懿跟前，正要下跪，昭懿急忙站立起来，拉住他的手：“爷们，使不得，使不得。我喝，我喝。”
  昭懿激动之下，两只手都在发颤。一只手颤动着端起酒杯，使得杯里的酒洒了许多，另一只手颤动之下将夹在指头上的烟蒂掉在地上。
  鲍福心有所动，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来。他走到里屋，拿来一个半新不旧约有两个粉笔盒大小的纸盒子，然后规规矩矩地放在昭懿面前：“大哥，过年哩，我要是送给你别的礼物，你肯定不收，这点儿碎东西你不会拒绝吧！”
  昭懿打开盒子一看，惊呆了。原来里面装的全是烟蒂，最长的只燃烧了一点儿头部，最短的至少也有原来长度的三分之二；整体看来，长的占多数，短的只是起一点装饰作用。长的很显然是被人故意做的手脚，因为它并没有一点被抽过的样子。
  昭懿呆呆地望着鲍福，嘴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外面响起了一阵又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现在正是十二点整。学智把早就挂好的鞭炮点着。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时间点便是新旧交替的扭结，最值得庆祝。学智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按照中国传统的记时方法，每一天是从子时开始的，子时就是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因此除旧迎新的鞭炮也应该在十一点到来之际响起。然而别管选择怎样的时间点，这一刻的鞭炮声决不能少，因为这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有意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秀才自以为诗词歌赋无所不精，因而时常目中无人。这日，适逢元宵佳节，文人相会，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有人出了这样一副上联：“天上月圆，地上月半，月月月圆遇月半。”秀才冥思苦索，始终对不上下联。他羞愧难当，整日闷闷不乐。为此他整整想了一年，都未能寻出佳句。倏忽到了除夕之夜，他无心与家人团聚，仍在苦苦思索。他正想着，门外忽然鞭炮齐鸣，他骤然醒悟，遂吟咏道：“今日年头，昨日年尾，年年年头接年尾。”
  大概从新旧交替的那一刻起，鞭炮声就再也没有间断过，只是那声音时大时小，时急时缓。
  在这个难眠之夜，最坐不住的就是那些孩子们了。早在数月之前，他们就开始用倒计时的方法盼望着新年的到来。除夕之夜，他们时不时地走出房门，望望天空是否明亮起来。他们期盼着黎明早一会儿到来，同时又担忧白昼会毫不留情地驱走黑夜，因为太阳升起的那一刹那，就意味着新年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在他们的心目中，新年就好像是一个极其神秘又极其可爱的人儿。他们总想窥探到她的真面目。他们不知道她究竟隐藏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何时才会现身，然而又似乎觉得她随时都在自己的身边。他们不敢胡思乱想，因为任何非分的奢望都是对新年的亵渎；同时他们又不甘让思绪沉沦，据说新春之夜发下的誓愿是最灵验的。他们就是在这种辍辍不安又虔诚如镜的心态下度过的
  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飘起了雪花。洋洋洒洒，飘飘荡荡。在这没有风的夜晚，自然别有一番风情。那雪花从夜里一直飘落到黎明，把整个宇宙都染白了。
  今年的春节，工作组做出一项特别规定：禁止村人烧香磕头。为配合移风易俗活动的开展，工作组又积极组织了两项活动：一是文艺演出，二是武术表演。原计划这两项活动在大年初一同时开展，但因为天气原因被迫取消。现在工作组和大队支委的全体人马分兵两部分：一部分分布在村庄的各个交通路口，严密监视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另一部分分别走访烈军属及五保老户。
  今天鲍福的任务特别重。他首先得找到军帅，然后还要到县城跑一趟，估计天黑以后才能赶回来。这项决定他是在听了儿子的建议后才做出的。临出门时他半笑半恼地撂给学智一句话：“现如今倒成了他妈的儿子的嘴老子的腿了。”
  孩子们不在监视的范围，所以一大早学智便跑到了碧月家里。他首先向冯水新夫妇拜了年。不过他拜年的方式也很简单，仅仅是在祝福词之外拱拱手鞠鞠躬而已学智从小就讨厌磕头。尽管这样，冯水新夫妇还是蛮高兴的，这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这一来我们比啥都高兴。”大家欢欢喜喜，说了几句过年的话。没停多久，学智就邀着碧月一块出去了。
  他们俩一块来到冯紫寅门下。从门前的雪被铲除的痕迹来看，老先生起床不会太久。学智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门两旁的春联：
  无青竹，有苍松点翠；
  非白梅，是傲雪添锦。
  “好联句。”学智不禁赞道。话刚出口，却狐疑起来：这分明是前一日张贴的春联，可是昨日天黑以前，天空一直都是晴朗的呀，先生如何知道夜里会下雪？莫非先生真有未卜先知之术？学智不由得摇摇头。再看看那上面的文字，什么“青”呀“白”的，春联上出现这些碍眼的字儿岂不忌讳！学智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神色也一下子黯淡起来。
  “干吗呢？好好的谁又招你惹你啦？大过年的哭丧着脸干什么？”碧月揶揄道。
  “哦，没事儿。”学智回过神来，马上装得跟没事儿似的。
  紫寅先生听到外面的说话声，慌忙迎了出来。
  “紫寅爷爷过年好！”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
  “大家都好！”紫寅先生很温和地回敬道。
  大家一块进屋坐下，紫寅先生把早就准备好的南瓜籽儿抓给他们吃。
  “你们这么早就赶来了，在家都吃好了没有？要不要再尝尝我煮的饺子？这会儿还热着呢。”
  “不啦，紫寅爷爷，我们都吃好了。”学智道。
  “他呀，不早着赶来能成吗？”碧月瞥一眼学智，自个儿笑起来。
  学智当然知道她指的是前年的事儿。原来这两个孩子从早就有个约定，每年的大年初一无论再忙也一定先给紫寅爷爷拜个年。可是前年学智由于除夕之夜睡得太晚，早晨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他急急忙忙吃了点儿饭正要出门，没想到紫寅爷爷带着碧月已经进门来了。原来紫寅先生发现学智这么晚了还没有出门，怀疑他身体不舒服，坚持要看望一下，结果闹了一场误会。可话一旦传起来，味道就变了：大年初一，哪有长辈给晚辈拜年的理儿啊？
  这天，鲍福的确回来得很晚，还浑身沾满了泥巴，看样子没少跟雪地拥抱了。不过他的情绪还好，一回到家里，他就抱着桂晴亲了又亲，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意，他好像从来就没有这么高兴过。等亲够了，又赞不绝口起来：“多亏你养了这么个好儿子，不然我非得陷入泥坑里不可。我原以为这小子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没想到他比我的城府都深，真是人小鬼大，我不如他呀。”“事情还没开始呢，干吗就说得这么花里胡哨的？要是事情办砸了可咋办？”“你放心，万无一失。”
  当地的习俗，初一和十五是不能串亲戚的。有一种说法：“你给我个初一，我便给你个十五。”意思是说，你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将会变本加厉地报复你。
  文氏最大的美中不足就是这辈子没有生养一个女儿。有时候她想女儿会想得发疯。她经常说：“你瞧人家谁谁谁她娘，多有福气，一辈子生了三个闺女，不是今儿这个要来，就是明儿那个要来。娘儿几个，热热闹闹的，真馋人。哪像我，孤苦伶仃的，就跟老绝户似的。千好万好，都不如自家的闺女好，闺女好比是娘的贴身小棉袄。”这种美中不足久而久之就化成了一种伤感，而这种伤感在每年的大年初二又显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一天是一年当中闺女走娘家的最好日子。每年的这一天，老太太们总会早早地吃完饭，站在村头的各个路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各自的闺女走娘家，文氏就混同在她们中间。一会儿张家的闺女坐着套着毛驴儿的大马车来了，还不等人家的母亲开口，文氏就开始激动了：“你看看，你看看，你娘都等了这么久了，你们咋才来？冻坏了吧，快回家暖和暖和去吧。”然后跟着人家到家里烤上一把火，等人家娘儿俩开始舒舒服服地问长问短时，她又要回到村口的老太太堆里去了。她继续跟着盼啊等啊，一会儿，李家的闺女带着孩子又来了，文氏不是忙着接包袱就是忙着领孩子，然后跟着人家到家里喝上一碗茶，说不上几句话又要回到村口就这样，她直到把最后一家的闺女迎来上再送回家的时候，天通常已经是正上午了。他不得不孤单单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开始拾掇冷菜凉碗
  今年的大年初二，文氏跟往年一样，随众多的老太太早早地就站在了村北的路口。可是她们首先等来的不是那套着毛驴儿的大马车，也不是那汉子拉动的地排车，而是四辆吉普车。
  老太太们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儿！她们纷纷议论开了：“哪来的这么多的小汽车？”“敢不是走亲戚的吧？”“瞎说，谁家的亲戚有这么多的小汽车？”“看样子，上头又来人了，村里又不知发生啥大事儿了？”“咱们还是躲躲吧？”“躲啥呀？咱们又没做啥歹心事儿。”
  大家正在议论着，最前面的那辆车在她们的跟前停住了。紧接着，后面的车也都跟着停下了。从车上走下一位工作人员来，他非常客气地上前询问道：“大娘，说话呢！向你们打听个人，去鲍福家里怎么走啊？”
  老太太们一看汽车停在了她们面前，早已慌得不知所措，又看见来人这么客气地跟她们说话，更不知如何回答。她们不约而同地在人群里寻找着一个人的影子。“鲍福他娘，你家的亲戚来了。”“大婶子，找你儿子呢。”
  工作人员看着文氏局促不安的神态，落落大方地招呼道：“大娘，您就是鲍福他母亲吧？请您老上车，带我们一起回家好吗？”
  文氏像做梦看电影一样，只觉得眼前一阵阵闪烁，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客人在对她说什么。
  工作人员只好又重复了一遍。
  这次文氏听清楚了，她慌忙应道：“不用啦，我自己走着就行了。”说着，一步一歪地向前走了。因为路滑，她没走几步，就打了个趔趄。
  工作人员赶忙上前去搀扶她。
  车上的人一听说在前面行走的老太太是鲍福的母亲，呼啦啦地都从车上下来，徒步前行。小汽车在他们的后面缓缓地蠕动着
  事实证明，鲍福的忙碌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县里领导不仅带来了根本就用不完的菜蔬和肉食，还带了两位上等厨师。别说鲍福帮不上忙，就连桂晴也只能做做下手罢了。厨师不愧为厨师，人家三下五除二，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就齐活儿了。
  别看鲍福背地里总把当官儿的骂得狗屁不如，其实他心里对这部分人崇敬着哪。别说猛不丁儿的让他跟当官儿的坐在一起，就是平常让他跟人家站得靠近了一点儿，他就受用得不得了。昨儿一听说家里要来那么多的官员，他激动得一夜都没有合眼。可是一旦跟人家坐在了一起，他又拿捏得骨头疼。当然，他今天开的玩笑是有点儿大。但平心而论，这跟开不开玩笑没有任何关系。说到底，还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在此之前。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在他看来，所谓的能力，那不过是别人都在捧你罢了。如果有人也在捧他，指不定他会有一番叱咤风云的作为。他甚至做过一个破天荒的假设：假设有一种阴差阳错的机会让他登上**中央主席的宝座，他会比**考虑的任何一位接班人都称职，包括当今的华国锋当然，这种假设他只能在家里说说而已。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子讲：“如果有一天你当上官，我啥都不干了，就一天到晚地躲在小屋子里当你的私人秘书。要知道跟官场里的人周旋，你永远都不如我。”他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长了一张好嘴，能把天底下的话说明白。可是最近一两年来，他隐隐约约地发现，每当遇到稍微上点儿档次的人物，这张嘴就变得笨拙起来。莫说高谈阔论，就连大路边儿上的话都说不明白。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又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场面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昨儿他想了整整一宿，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可是等到大家坐在一起，他哝了几次嘴，居然连一个响亮的字都没有道出来，身上倒是平添了不少的汗水。幸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宴会，用不着他讲得太多，况且在座的各位领导有着与他同样诚惶诚恐的心态。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坐在鲍福身边的这位仪表堂堂、谈吐不俗的年轻人，因为他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他是军帅道儿上的朋友，叫冯长，多年来一直在东北一带混。他原籍在北京，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今天他所扮演的角色是罗部长的司机，在座的人都尊称他“张秘书”他来芦花村之前是夸下海口的：“对付几个县里的小头目，我就是捂上半张嘴，也绰绰有余。”当时鲍福还有点儿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露馅？”“你以为他们是多大的官儿啊？这么说吧，县委书记到了北京，就好比农村生产队的队长到了县城。不是我瞧不起他们，就他们那伙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罗部长的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有幸见了罗部长，谈话的时间也就那么可怜的几分钟，多少重要的事情都还来不及说呢，哪有机会去念叨这些没用的话呢？他们总不能一见到首长的面就首先打听张秘书怎么怎么着吧？”鲍福一听也是。
  宴会进行到最后，县里的一位领导人讨好道：“张秘书，能认识您，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今天我们这些大小头目差不多都来了，我们不敢有太大的奢望，只想请您在县里多待两日，也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深入的指导。这也是我们增强觉悟、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您毕竟是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同志嘛，看问题总比我们的境界要高得多。”
  “不敢。”张秘书抽了一口烟，不卑不亢地说：“我跟随罗部长工作多年，虽然觉悟不高，但毕竟懂得什么叫工作分工。我们的同志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随便干预分工以外的工作。罗部长就特别反对这一点。”
  “张秘书，您品格高尚。”这位领导竖起大拇指道。
  另一位领导献媚道：“咱们不谈工作，不谈工作。邑城这地方虽然穷了点儿，但这里的人民还是很富有感情的。那么张秘书是否在其他方面对我们还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比如亲朋关系什么的，有没有需要县里协调的？”
  “谢谢县里领导考虑得这么周到。要说亲朋关系嘛，鲍福同志可以算上一个。我此次来本来是路过，但罗部长又特别交给我一项任务：代他看望一下鲍福同志。”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哎，鲍福同志，今天你的父母官都来了，你有没有对他们要说的话？”
  鲍福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心里一阵紧张，他努力地控制着，嗫嚅道：“前几天倒发生了点儿误会算了，还是别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县里的头目们一个个大包大揽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你只管说。”“是不是怕我们也帮不上忙？”“放心吧，别管牵涉到谁，县里都会严肃处理的。”
  鲍福只好把工商所扣照相机的事儿说了一遍。
  县革委主任当即向工商局长发怒道：“太不象话了，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把照相机原封不动地给鲍福同志送到家里来，还要让所长亲自向人家赔礼道歉。”
  鲍福连忙表示：“别，别，只要还给我就行了。”
  “就这样做，一定要严肃处理。”革委主任斩钉截铁地说。
  鲍福几乎要笑出来：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央委员被人们当叫花子打发；一个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却被这群老爷们当神仙敬奉。这世道真他妈的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