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早年的思想主要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巴金信仰无政府的“罪证”——巴是巴枯宁的首字，金是克鲁泡特金的尾字（巴枯宁和克鲁特金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与在当时中国反帝反封的主流文化相一致，无政府主义吸引了当时一大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如毛泽东、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巴金当然也是其中一个。
  但是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任何乌托邦的最终目的都是不能转化为具体的政治行动。日本入侵的加剧，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此时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承担起抗击外敌的重任；而无政府主义反对战争，反对发动政府，又没有具体的实践道路，这些致命的弱点暴露无疑，因此无政府主义被进一步边缘化：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成了小职员和教师，有的索性出家成为僧尼，更多的人成为作家和学者，巴金又是其中的一个。
  随着巴金的去世，他也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当有人问巴金时，他沉默不答。陈思和先生虽多次见过巴金，得到的也只是“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但我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
  巴金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三部曲，这部作品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的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巴金曾特意删掉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而且他在随想录曾一度忌讳说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当时这种思潮与马克思主义是尖锐对立的，陈思和先生多次与巴金谈到无政府时，巴金总是说：“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以上这些做法，似乎让人觉得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若巴金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则可说：“我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样既可消除因信仰无政府主义而遭到的攻击，又可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然而他却选择了沉默，难道他真的不清楚自己的信仰吗？我想你对自己的信仰一定十分清楚吧！此时巴金的沉默，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的这种说法也并非信口雌黄，而是有一定根据的。
  陈思和说，第一次见到巴金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他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的“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陈思和先生也曾拜访过与巴金同时代的其他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并没有参加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就不可能再忘记它”为什么独独巴金保持沉默？当陈先生说到时下的有些现象时，为什么他又表现的那么激愤呢？若你不喜欢某种东西，别人抨击它时你会激愤吗？
  其次，他在写随想录的最后几篇是，涉及到无政府者叶非英等朋友，他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主义者”随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难道这不正表明了他仍对无政府主义有所留念吗？“这使我（陈思和）感到，巴金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由此可知，巴金选择沉默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巴金先生50年代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庙堂，因为无政府主义——当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尖锐对立，不仅不会成为公然承认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文革”时牛棚的生涯、萧珊惨遭迫害而死的一幕幕早已深深地印在巴金的脑海中。可以说巴金是无可奈何，只好选择沉默，然而沉默恰恰又是他最好的答案。但这似乎却又是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