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三天，如今已经是星期四，阿尔方斯却丝毫没有返回巴黎的意思。不但如此，他丝毫不把自己当作是客人，理直气壮地对吕西安的房子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这一迹象似乎表明他打算在这一块他好不容易赢得的阵地上做长期的固守。
  如今两个人就餐的餐厅，已经在阿尔方斯仆人的打理下，装饰得焕然一新。窗帘换成了里昂的上等丝绸，上面用金线绣着各式各样的花卉，在灯光下尤其显得华贵；地毯是厚厚的波斯地毯，脚踩在上面丝毫不会感受到地板的生硬，反倒像是踩在棉花上。
  巴西香木的餐桌上摆着威尼斯的水晶器皿和萨克森出产的彩绘瓷器，酒杯上都镶嵌着王室的金色鸢尾花纹章，恐怕当年曾经摆在某座宫堡的餐具柜里，太阳王，蓬巴杜侯爵夫人或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嘴唇都曾经触碰过它们。
  而此刻，阿尔方斯正拿着一只这样的杯子，一边小口吮吸着里面的安茹葡萄酒，一边听着吕西安介绍拉莫特太太那里传来的最新进展。
  “那位太太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吕西安轻轻晃动着手里的红酒杯，他看着自己在杯中的倒影，那影子影影绰绰的，随着角度的变化，光线的折射也让影子染上了不同的颜色。
  “她的丈夫二十年前就去世了，儿子也没能养大，如今就一个人住在市郊的一栋小屋里，由一个年老的女仆照料。那女仆从她小时候就在她家里帮佣了，如今说是照料，不过是两个人抱团取暖罢了。”
  “据蒂贝尔派去的人回来所说，她住的那间房子冬天冷的像冰窖，夏天又热的像烤炉，而墙上的漆看上去就像那些印象派画家的画布，那些二手的家具每一件都仿佛随时都要散架。即便这样的房子，她们很快也会维持不起了。”吕西安喝了一口酒，“海难当中的落水者会抓住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拉莫特太太会听从我的安排的。”
  “那您打算怎么安排呢？”阿尔方斯问道，“给她请律师，花钱让她去高等法院打官司吗？”
  吕西安点了点头，“我已经让蒂贝尔去安排了。”
  “可是您没有证据。”阿尔方斯摇了摇头，“拉莫特太太在当铺里看到了一架钟表，她觉得那是她父亲的财产，可谁又能证明呢？她或许看错了，或许莱菲布勒的侄子是用合法的手段得到的那架钟表，这没办法证明莱菲布勒有罪。”
  “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给普鲁士人销赃的事实。”吕西安有些不服气。
  “那又怎么样？”阿尔方斯接着说道，“他们当中有人愿意坐到证人席上去做证吗？我想是没有人敢的，除非他们想被莱菲布勒先生反告一个诽谤罪。毕竟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也是仅限于道听途说，没有人曾经亲眼目睹过莱菲布勒和普鲁士人之间的交易。”
  “更不用说，即便高等法院受理了这桩案子，这场官司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高等法院已经挤压了太多的案子，每天都有无数的诉状从全国各地雪片一般地涌来，等轮到您的案子开庭，恐怕都要到年底了，而那才是个开始呢……您可别忘了，如今距离选举日，只剩下三个礼拜了。”
  吕西安有些不满，“那么在您看来，拉莫特太太这条线就是白费功夫啦？”
  “这个倒也不见得。”阿尔方斯用餐巾擦了擦嘴巴，“拉莫特太太的指控在普通的法庭上或许显得苍白无力，可是在舆论的法庭上却不尽然。”
  “舆论的法庭？”吕西安问道，“您是指……对莱菲布勒进行道德上的审判吗？”
  “正是这样。”阿尔方斯接着说道，“您并不需要莱菲布勒被法院判决有罪，只要他在舆论场中身败名裂，那么他也就没有资格和您争夺这个议会的席位了。”
  “要在舆论的法庭当中取胜，并不需要证据和律师；而决定是否胜诉的，也不是陪审团和法官，而是公众的情绪。而公众就像是西班牙斗牛场上发狂的公牛，只需要一块红布，就能够将他们引向您计划的方向。更妙的是，这一切并不需要复杂的上诉流程，不需要冗长的辩论，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够奠定胜局。”
  “高等法院或许对拉莫特太太的控诉嗤之以鼻，可她的故事一旦登载在报纸上，会非常有冲击力的。想想看，一位国会议员竟然是靠出卖同胞的利益发家的，他为普鲁士人销售掠夺来的家具和装饰品，有朝一日难道就不会为了普鲁士人将法兰西零敲碎打地分别出售，只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一笔佣金吗？”
  “人们会相信这个故事吗？”吕西安有些怀疑。
  “为什么不会？法兰西的民众们天生就对高高在上的人物抱着本能的不信任和排斥，在潜意识里他们就认为波旁宫里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客，都是些唯利是图的恶棍和小人，这个故事完美地符合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就喜欢看这种高高在上的人物身败名裂的戏码——在燕尾服和丝绸衬衣下面隐藏的，是恶臭不堪的灵魂，高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高尚的道德，他们反倒比普通人堕落的更深。”
  “巴黎人或许是这样，可是在布卢瓦，我的这些乡亲们还是保持着十八世纪的朴实价值观。”吕西安仍然将信将疑，“您确定这样的舆论攻击会有作用？”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阿尔方斯胸有成竹地说道，“如果他们周围都充斥着同样的信息，如果每一张报纸都把莱菲布勒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那么他们自然也会改变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