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洛阳守军叛变迎贼？福王和洛阳参政王胤昌都已经遇害？”
  福王的死讯，往南传回湖广的速度，显然比往北传到京城，还要快那么一两天。
  襄阳城内，已经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满头白发的杨嗣昌，听说这个噩耗时，惊得差点从床榻上跌落下来，连连剧烈咳喘。
  一旁为他带来噩耗的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监军万元吉，也只能亲手端过汤药，一边给杨嗣昌拍背，一边想尽办法安慰：
  “阁老千万保重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守兵从贼为内应，这不是您调度援军不及时的错，只能怪识大体明大义的忠臣义士太少。
  唉，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按洛阳那边传回来的讯息，这位福王殿下不说咎由自取，却至少也是不识大体了。
  当地对福王之富民怨极深，家财近千万两，城破前却只肯拿出一千两犒赏守城将士，这才给了闯贼煽动军民的契机。
  我南京兵部的吕尚书，此前因拒战不利，被陛下暂时勒令闲居，当时也回乡住在洛阳。听说城破前，吕尚书也苦谏福王散财饷士，福王坚持吝啬不从。吕尚书自己倒是散尽家财，可惜也不过数万两，根本喂不饱守城将士民壮，城破后吕尚书全家也都被杀了。”
  听万元吉分说了那么多，杨嗣昌的悔恨也渐渐被“怒其不争”转移了几成。
  如果是在人前，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是不敢聊的，谁敢指责藩王贪得无厌不肯散财呢。
  但私下里只有心腹，杨嗣昌也顾不得了，跟着恨恨啐了一口。
  “朱常洵！如此守财豚犬，幸好当年满朝忠正之士前仆后继，力争国本，才没让神宗酿下大祸，以此辈酒囊饭袋为嗣！此番却是害死老夫，坑了天下剿贼大业！”
  万元吉闻言大惊，虽然左右没人，但是杨阁老居然敢辱骂藩王，以他对阁老的了解，隐隐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莫非阁老这是因为畏罪、没了求生之欲？才会如此大胆？
  他连忙又苦苦劝说了半晌，唯恐杨嗣昌轻生。
  杨嗣昌也稍稍冷静下来，追问：“增援河南诸军，如今都到哪里了？”
  万元吉作为全军监军，对这些信息非常清楚，应声便答：“左良玉才刚过新野呢，前日才由汉水逆流而来、慢吞吞到樊城转渡入白河。
  倒是沈树人、刘国能，此前因为开封府不能供给军粮，他们仓促间无法打通汝南淮北粮道，只好率军折返、也走南阳、鲁阳北上，试图从鲁阳破伏牛山隘口，北援洛阳。
  也因为绕路，导致迁延。但沈树人、刘国能确实忠勇敢战，洛阳城破时，他们还在鲁阳与阻截的马守应一部激战。听说城破之后，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北上，准备回转了。”
  “回转了？洛阳破了他们就不去打李自成了？”杨嗣昌似乎有些老糊涂了，听到这儿时还有点失望。
  看到万元吉一脸懵逼的表情，他才意识到自己对沈树人期待太高了——人家只是湖北兵备佥事、前几天刚刚升湖广兵备佥事。
  哪怕加了佥都御史，他那个佥都御史巡检的范围，也不包括洛阳、开封府，最多只是在河南的汝宁府。
  之前救援洛阳、救援福王，那是朝廷的旨意、临时的事急从权差遣。现在福王都死了，洛阳财富都被抢空了，流贼势大，哪里还可能直接一头撞上去？
  确实该退缩修整了，这事儿沈树人、刘国能做得没错。
  杨嗣昌思忖许久，叹息着下令：“罢了，战局如此，只能是老夫亲自扛这个罪责了。沈树人和刘国能没错，他们已经尽力了。让沈树人回师随、黄吧。
  刘国能原本的据点叶县、郾城一带，也没什么固守的价值了，这等忠义之士，让他孤军悬于三面被围的险地，难免寒了人心。让他退到汝宁府，从此以信阳为根基，养兵守住淮河吧。
  眼下还是先想想，怎么向陛下解释洛阳之败的罪责。一场大败，看透世态炎凉，老夫还能有几日权柄，全看陛下是否急着问罪了。为天下计，最后这段日子，少不得拼了这把老骨头，让那些跋扈将军付出代价！褒忠贬邪一番！
  还有，元吉，准备让亲随军收拾开拔，本督要亲自北上南阳。最后这段日子，总要摆出一副身先士卒的样子，也不辱使命了。”
  杨嗣昌已经做好了命不久矣的准备，他不希望死前受辱。但是他内心也升起了一股责任感，要在最后的日子里，把那些乱臣贼子军阀狠狠咬一口下来！
  为了让皇帝尽量减缓给他治罪的进度，最后这些日子里演好一个积极的姿态也很重要。所以他才决定从坐镇中枢襄阳，改为亲自带兵北上督战——
  说句题外话，历史上杨嗣昌死前，之所以被张献忠暂时偷了襄阳、杀了襄王贵王，也跟张献忠偷襄阳前一个多月，李自成在北边杀了福王有关。
  李自成杀福王之前，杨嗣昌的布局还是以张献忠为更重要的敌人，为主要对付的核心。但李自成杀福王的举动，一下子让李自成的人头变得更值钱了。
  所以杨嗣昌为了向皇帝表决心，不得不亲自北上，摆出以灭李自成为更优先的姿态，就导致了襄阳的暂时空虚。
  这一世，区别只是在于杨嗣昌能把沈树人这个原本不存在的蝴蝶效应调回来，调回沈树人应守的防区。
  同时，杨嗣昌还加大了对左良玉的弹劾力度，比历史同期更重，还第一时间就一系列败仗的前因后果向皇帝写了奏表。
  毕竟在沈树人的操作下，这一世左良玉的罪行也比历史同期加大了。
  ……
  杨嗣昌率嫡系亲卫部队从襄阳北上南阳，沈树人、刘国能部各自从鲁阳退回信阳、随州，自然需要一些时日的行军。
  大军调度，陆路日行不过六七十里，水路顺流倒是能有一百多里。
  襄阳到南阳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四十里，在经过新野、邓州时还要稍微绕一绕避开险要，大军走五天才能到也是正常的。加上杨嗣昌紧急开拔需要准备，实际上七天后才会到南阳。
  刘国能走鲁阳回信阳，则有四百多里，而且他需要跟沈树人分道扬镳，走河南境内由汝水入淮河回信阳。
  沈树人则是先回襄阳、再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回随州，路程最远，好在全程的水路部分都是顺流而下。
  所以按这个行程估计，四天之后，沈树人就会和杨嗣昌在襄阳以北的邓州一带路遇，然后错身而过，杨嗣昌继续北上南阳，沈树人继续南下回自己的防区。
  四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洛阳战区的紧急军情、以及前因后果罪责认定，都属于六百里加急的情报。所以这四天时间，已经足够杨嗣昌的快马信使，把请罪奏折送到京城崇祯面前了。
  这也就意味着，沈树人从头到尾没有机会就杨阁老如何为这次藩王被杀的事儿分摊罪责而说上话。
  这说不上好事，也说不上坏事。沈树人无法夹带私货，也避免了挑拨离间的嫌疑，但凭一片公心，由朝廷自行认定。
  ……
  四天之后，杨嗣昌的请罪奏折，如期到了京城。
  距离福王身死，已经是第七天了。
  崇祯也从最开始的悲伤中渐渐恢复过来，辍朝三日的姿态也摆完了，例行朝会已经恢复如常四天了。
  面对杨嗣昌的请罪，崇祯当然不会轻易饶恕，但理由还是得细看的。
  毕竟就算要问罪，到底问哪些人、分别多大责任，还得依据杨嗣昌的分析、自辩。
  崇祯铁青着脸看完，失望之中，还是找回了两三分欣慰。
  毕竟大明还是有忠义之士的——刘国能、沈树人能者多劳，这段时间疲于奔命，刚灭贺锦贺一龙，又奔袭数百里想去救援洛阳和福王。
  虽然最后没救到，可毕竟是光复了沿途汝宁府的好几个县、扫清了贺一龙死后留下的固守各地的残部。这就属于已经努力过了。
  至于他们没走开封府地界、由东往西救援洛阳，那也只是因为开封府供给不上这支兵马的军粮，他们才不得不稍稍绕路，转为依托还在杨嗣昌控制中的南阳地区维持粮道、最后还在鲁阳与堵路的马守应激战了一场。
  杨嗣昌写得很详细，还把沈树人与开封知府之间的求粮往还文书摘要都附上了。
  最后，杨嗣昌诚恳地指出：刘国能之所以被从河南调开，罪魁祸首还是左良玉。当初两个月前随州战役爆发时，要不是左良玉近在与随州一江之隔的武昌、汉阳，却见死不救，哪里还需要把河南的刘国能调去抄贺一龙后路、玩围魏救赵？
  而且左良玉不光两个月前不救随州，这次听说李自成进入洛阳盆地后，他北上的行动依然非常迟缓。
  沈树人刘国能都在鲁阳跟马守应打了一仗了，左良玉还迟迟没有赶到！还一路说自己人马众多、粮草筹集困难！
  崇祯这次是动了真怒了。对于左良玉这个卖队友又保存实力想当军阀的存在，崇祯这次一定要严惩。
  可惜，他也知道左良玉的尾大不掉，不可以直接问斩——左良玉已经聚集起了十万之众，而且很多都不是在朝廷编制之内的，都靠左良玉祸害地方自筹粮饷。所以那部分编外部队只忠于左良玉一人，根本不忠于朝廷。
  哪怕可以设计把左良玉本人诱杀，他那些编外的部队也有极大可能直接变成一股新的反叛势力，到时候整个湖广就彻底糜烂了。
  这一点，哪怕崇祯没完全想明白，杨嗣昌在秘奏里也刻意提醒了。
  悲愤之余，崇祯也只能选择分两步走，徐徐图之。
  “王承恩，召翰林来草诏！削去左良玉平贼将军衔！褫夺其继续自行募兵讨贼的权限！勒令他离开武昌府、汉阳府北上，到南阳府驻扎，从此负责阻挡李自成南下！
  再给杨嗣昌一道密诏，如果左良玉连褫夺将军号、褫夺征募新军之权都不肯接受，那就可以认定反行以明！任由杨嗣昌不择手段处置！”
  崇祯想到的，是先借着朝廷还有权威，把左良玉的一部分权力徐徐削弱。
  左良玉的部队，有任平贼将军后肆意扩招的私人武装部分，也有他在武昌府、汉阳府时控制的朝廷正规卫所军队。
  左良玉的私人武装，没那么容易改弦更张，但好歹让左良玉挪挪地方，把武昌府、汉阳府的朝廷卫所，先收归到大明忠臣控制之下。
  另外，勒令左良玉北上移镇南阳，肯定会先把南阳本地的朝廷旧军队调走，不让左良玉有机会控制新的朝廷军队。
  这样，好歹能先让左良玉的根基被削弱、减少那么两三万人马，再逼着他顶到对付李自成的最前线。哪怕暂时逼不了左良玉出战，至少也有可能等到李自成主动南下打左良玉。
  在如今的崇祯看来，如果左良玉和李自成能两败俱伤，那他就已经要烧高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