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帅孟奇从1937年分别，到下次相见，这中间相距了12年。1949年，18岁的我到了北京，见到久别的姑妈，内心非常激动。她视我为已出，每天都抽时间与我交流谈心，启发我牢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我向她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她说：“你教书蛮好嘛！你爷爷就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先生。你继承他的事业，真的是蛮好。你出来干什么？你不要出来。就安心教书吧！”我当时在酉港乡鸡窝岭小学教书。假期里就种田，抛粮下种，掌犁扶耙，下湖搭丝草，滩上砍芦苇，什么都干过。我从前辈手里得到的唯一遗产，是爷爷用过的一部《辞源》。我当小学教员时，时刻带着这部《辞源》，遇到不懂的就拿出来翻看。这次到了北京后，我的确不想回汉寿教书了。我没有和姑妈争论。我瞒着她，独自跑到山西找工作去了。1949年6月，我进入山西经纬厂，成为了厂里的一名正式员工。帅孟奇听人说了，将信将疑，就派人去山西找我，证实果有其事。她听到报告后，还是很高兴，夸奖我凭自己的能力找到了适合的工作，是桩好事。
  1950年，帅孟奇从北京打电话到家乡，要侄女帅承璞去北京，跟她一起生活。父母就把我从山西召回家，派我送承璞去北京。我们进京时，正逢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姑妈天天忙着参加政协会议。承璞去北京时只有6岁。进京之前，在家乡读了一年级。她跟我妈妈和我讲：“不要在姑妈面前讲我读了书的。我到了北京，还是要从一年级读起。”进京第二天，帅承璞就被送进学校上课。我去学校看妹妹，妹妹见到我，喊了一声“哥哥”，就大声哭了。我怕影响不好，回头就走了。当天夜里，姑妈回家，我向她如实讲了这一幕。我还强调了自己的担心：“您天天忙工作，难得有时间和承璞在一起，她只怕在这里过不习惯，会想家。”她听了，轻手轻脚走到承璞床前，抹掉她梦里流出的泪珠，伸出嘴深情地吻了吻承璞的脸蛋。此时，让我看到了她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的伟大的母爱。事后证明，她对待承璞如同对待许端一，很快承璞适应了与她一起的生活，几十年相依为命，情比母女还深。
  我从不打姑妈帅孟奇的牌子。我在外面也从不扯这个关系。一个人都只能说明自己，只能代表自己。个人是个人，亲戚是亲戚。
  我的妻子王桂淑，又名王瑞芳，她的哥哥王林，历任天津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兼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文化局顾问等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县大柳村，1932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1984年因癌症去世。著有长篇小说《叱咤风云》、《腹地》、《站起来的人民》、中篇小说《女村长》、短篇小说集《十八匹战马》等。在全国文艺界，特别是在天津也算是有影响、说得起话的人物。他最疼爱妹妹王桂淑。我和王桂淑结婚后，有关心我们的亲戚提议，夫妻同时调到天津工作是最理想的。要王林出面在天津给我们找一家接收单位，至于跨省、跨行业调动难题，再由我姑妈出面打个招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发话，下面的人肯定会买账。我和王桂淑都不同意这样做，坚持不打我姑妈和他哥哥的牌子，一切靠自己。1975年，我姑妈流放萍乡时，我和王桂淑带着孩子去看她的日子里，曾向她老人家提及此事，她听了眼睛湿润，动情地对我俩说：“你们两口子最能理解姑妈的心。我为什么最疼爱你们，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身为姑妈的我来说，欠你们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