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之桢于1924年回国，在湖北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7月，许之桢从武汉回汉寿探亲，与帅孟奇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是他俩婚后在一起共同度过的最长时光，也是他俩最幸福的一段日月，也是他们一家三口享受天伦生活唯一的岁月。许之桢回家见到7岁的女儿许端一，兴奋得连声说：“端一长这么高了呀！端一真漂亮，端一真聪明。”许之桢把从武汉带回的一大堆吃的、穿的、玩的统统放在女儿面前，并对她说：“这是爸爸特意给你买回来的，你喜欢吗？”端一噘着小嘴对爸爸说：“爸爸你尽买这些吃的呀！穿的呀！为什么不给我买些好看的书籍呢？”许之桢连忙说：“爸爸忘了！爸爸忘了！女儿这么爱书，将来一定是个留洋生。”帅孟奇笑着说：“那不女儿超过了老子。”许之桢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的女儿肯定要超过我嘛！”一家三口是多么的幸福！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一家三口团聚的情景，此后在帅孟奇的一生中没有再现过了。这一家三口在1926年下半年的短暂团聚之后，许之桢再度奔赴武汉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帅孟奇在汉寿日夜开展党的地下秘密活动。这次夫妻久别重逢后的团聚，胜过新婚，帅孟奇第二次怀孕了。1927年4月，帅孟奇曾生下第二胎，是一男孩，只可惜因为胎位不正，生下来不大便，仅存活三天就夭折了。
  我姑妈和许之桢都为革命奔波，根本顾不上照顾女儿端一，便把她托付给我爷爷奶奶抚养。端一满10岁那年，生了一场病，我爷爷奶奶急着治好外甥女的病，小心翼翼地请医生给她看病抓药，哪知防不胜防，特务无孔不入，转移抓药人的视线，在端一服的中药里下了剧毒，可怜帅孟奇、许之桢唯一的女儿，一个聪明美丽、活泼可爱的女孩服下有毒的中药后，立即口吐鲜血，倒在我爷爷的怀中，再也没有站起来。她用自己短暂的一生支持了爸爸妈妈的革命事业。虽然革命烈士名录里找不到许端一这个名字，但在汉寿世代人的心中永远记得她许端一。她是汉寿革命史上年龄最小的烈士。尽管革命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她作出烈士的定论，但事实摆在历史的长河里，不容更改。许端一是帅孟奇、许之桢夫妇有过的唯一女儿。年幼烈士，后人景仰。
  许之桢身材高大，一米七五，长方脸，额头很高，脸上有几点麻子，讲话声如洪钟，有板有眼，不拖泥带水，但行为举止显得很斯文，浑身透出书卷气。他精通德文、俄文、英文，翻译过很多外国名著。特别对翻译苏联的名著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几本俄文译著影响很大。
  许之桢受党派遣第二次去苏联，时间较长，这中间，他得知我姑妈在上海被捕、在南京牺牲的消息。后来，他在苏联找了一个爱人，姓黄。全国解放后，这个姓黄的阿姨在卫生部工作，是某个司里的负责人。两人性格合不来，后来离婚了。此后，许之桢与一个朝鲜阿姨组成了新的家庭。许之桢与姓黄的阿姨生了一个儿子，人聪明，有志气，大学毕业，学军工的，分配在西安一家工厂工作。许之桢与黄阿姨离婚后，他跟着许之桢生活。但他与后母的关系不好。主要原因是后母带了一个女儿，厚此薄彼，他受不了冷眼，时常与后母发生口角。1964年10月许之桢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位置上去世后，组织上要调他回北京工作，他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和关怀，要求继续留在西北工作，为父争光。许之桢留下一笔遗产，继母连一分一厘也不分给他。他向继母提出抗议，继母不予理睬。他向我姑妈诉苦。我姑妈觉得他的要求合理合法，他应该享有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我姑妈出面主持公道，最终分给他3000元。许之桢健在时，我曾多次上他家探望做客，那时候他与同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陈少敏同志住同一栋房子。他生活十分简朴，穿的粗布衣服，吃的粗茶淡饭。我在他家做客时，他对我讲：吃的东西不要太精细，不要太讲究。每餐至少要吃一个窝窝头，可以避免得脚气病。
  许之桢是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八大代表。全国解放后，他和我姑妈都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他是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