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听说你曾在最困难时候向你大姐伸手求援？
  答：那是1964年，我爱人患病在长沙住院治疗，病还没治好，手头的钱已花光，求亲借友，也得不到解决。不是亲友不借，而是大家都穷，实在是没有钱借出。帅孟奇的亲戚都没有沾到她的光，一没当官的，二没发财的，一个个都是穷光蛋。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看，她那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真是白当了。我也懒得求她。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眼看爱人的病治不成，只能回家等死。我堂弟帅可盘，又名帅武，他难受得不得了，他给我出主意。他说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向大姐伸手求援了。我说照她这些年的态度，她不会管这种事。帅可盘说，你这个情况不一样，她不会见死不救的。我鼓起胆子，向大姐写信，提了三条要求：一是要钱治病，二是要求给我买一块手表，三是要求从我四个儿子中挑选一个带到她身边去工作。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姐的回信，她表示满足我前两条要求中的一条，是给钱治病，还是给买手表，由我二选一。至于我提出的第三条要求，她不考虑，请我不要抱有想法。这时，也许是前面用的药物产生了疗效，也许是我爱人命里死期未到，她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俩夫妇商量，向大姐要一块手表，方便我这个生产队长平时在生产队带工掌握时间。我写信向大姐表达了这一愿望。大姐回信：要手表可以，但她难得排队购手表。那时手表供应紧张，要凭计划，还要排队购买。她托帅承勘捎给我120元钱，让我自己想办法买手表。在这之前，我的几个孩子上学读书，她主动寄了两次学费，每次20元。
  问：帅老下放萍乡时，你曾经专程去看望她，当时的情形你还记得吗？
  答：那种情形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除非闭了眼睛不醒来了，不然的话永远都装在心里的。1975年，她下放在江西省萍乡市北郊，屋后是山，住的砖瓦房，那栋房里关押了蛮多老干部。当时是帅承勘写信告诉我，姑妈下放到萍乡山里去了，日子过得很凄苦。我那一下就急了，78岁的老人了，体质本来就差得很，还要吃苦受累，牵记她熬不过这一关。我赶紧给她写信，约定我与帅可凯在国庆节时去看望她，如果她需要什么东西，就在来信中写清楚，我和可凯好给她带过去。我还特意写了一句，老家的亲人对她都很牵挂，都以她为骄傲和荣耀。我的意思是让她看到我的信了，心里高兴些。不凑巧，那些日子因为生产队的事忙不赢，国庆节那天就没有去萍乡。那天，大姐一直等着我和可凯吃晚饭。结果让她老人家空等了。想起来好心疼。人在落难的时候最盼的是自己的亲人。
  一直等到收割完晚稻以后，我和帅可凯才去了萍乡。大姐见到我俩很高兴。她自己处于那样的环境，过那样的日子，还注重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她说生产队干部，官职虽小，地位虽低，但在老百姓眼里代表着党的形象。一个生产队，就像一只麻雀，虽然很小，但肝胆俱全，财米油盐，事关一百多号人的生存。一队之长，千万在经济上不能有贪心，犯不得错误。要教育好子女，不能搞特殊。她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就说是小将把她赶出来了。老干部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都是同样的待遇。讲起过去的革命，她就哭了。不是哭别的，是哭那些牺牲了的先烈。她说她眼前的处境与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较起来，算不了什么。她要我们不要有怨言，也不要为她担心。当时，她腿上绑的纱布，不绑纱布就走不得路。
  我利用这次机会，请她给我们讲一讲她过去的事情。以前，只晓得她在外面闹革命，具体情况一点都不清楚。她说，她年轻时在汉寿县城当教书先生，她父亲是教书的，她觉得教书很好，可以救国，她本来打算像她父亲一样，安安份份教一辈子的书，没想过要搞别的事。是形势的发展，吸引她走上了革命道路。詹乐贫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她就认定一辈子要跟着共产党，生做共产党的人，死做共产党的鬼。1930年，她从莫斯科回国以后，中央派她到武汉长江局工作。她吃了蛮多苦。一天晚上，她从工厂发动工人运动后回家的路上，遇到两条恶狗，咬住她的腿，拖倒在地，腿上、手上、脸上被咬烂了好几处，过了几个月伤口才好。
  她说，朱德出访日本，她写了一篇文章，朱德看了很满意，奖励她好多东西。主要是一些纪念品。她边说边从箱子里拿出来给我们看，其中有一件背心。她没有对我们讲文章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