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研究了一辈子中国问题的“中国通”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
  今天我们开讲《美国与中国》。
  一、《美国与中国》的两大重要结论
  在《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费正清通过对中国地理、城市、农村和产业经济的描述，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
  费正清来自美国，美国是工业革命以后全球产业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所以他站在一个工业文明的高度来俯瞰中国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艰难过程。
  他首先看到的并不是机器、生产线、轮船，而是价值观。他认为美国所形成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那种价值观，推动了美国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而这些价值观在古老的东方和中国到底能不能够兼容？河流与河流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技术与观念之间能不能够形成兼容，还是仍然会保持巨大的冲突？
  他认为这个在1940年代仍然看不清楚，所以中国要真正地成为一个符合西方价值观或者工业文明价值观的国家，需要经历一个特别漫长的道路。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条道路将由谁来完成？这是通过暴力革命能解决的问题吗？
  费正清说：“能够解决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是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所以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会跟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走在同一个路径之上，而这条道路的决策者和领导者是那些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
  这个是《美国与中国》这本书中的两个基本性观点。
  二、东亚研究中心与《剑桥中国史》
  在1946年，费正清回到了他的母校哈佛，成立了一个东亚研究中心，专门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在整个20世纪，费正清是美国排名第一的中国通。他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用了25年编撰了一套非常重要的、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的图书，叫《剑桥中国史》。
  很多同学听到这个名字认为，《剑桥中国史》应该是英国剑桥大学编的中国史，错。因为哈佛大学所在的那个城市叫剑桥市。所以费正清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市的地名来做了一个书名，叫《剑桥中国史》。
  这套《剑桥中国史》，从上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止，整个编撰时间长达25年，有1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学者参与了这套书的编撰。他们有些是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有些是欧美的学者。
  比如关于宋代史部分是由日本学者牵头来撰写的，而关于中华民国经济史部分是由一个叫白吉尔的法国学者来牵头撰写的。
  作为这一套系列图书的主编，费正清耗尽了他几乎所有的学术资源和岁月。这套书一直到今天也被认为是学术水平最高的关于中国史研究的系列图书。
  二、他促进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建交
  除了在哈佛大学作为一个学者来进行中国和中国史研究之外，费正清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对华政策建议者。
  美国有一个政治家叫基辛格，他在自己的《论中国》这本书中曾经有一个细节描述，他说，有一次他坐了一辆火车，在车厢里遇见了费正清。
  基辛格当时是美国正在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辅佐的政治家叫尼克松，正在竞选美国的总统。
  费正清在火车上跟基辛格进行了一段非常愉快的交流。就在这次交流中，费正清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他说，如果哪一天尼克松担任总统的话，那么他需要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促成美国和中国的建交。他专门从口袋里拿了一本小册子，一本自己刚刚完成的关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的小册子，交给基辛格。他说：“关于中国问题，你可以来看看这本书，有时间的话我们多交流。”
  在1968年11月份的时候，尼克松真的当选为了美国总统。费正清通过基辛格给尼克松总统写了一个秘密的备忘录，备忘录中的第一个建议是：总统应该选择他最适当的助手去中国，跟中国的领导人有秘密的交流和谈话。
  我想，费正清和基辛格在火车上的交流，以及费正清写的秘密备忘录，对尼克松总统产生了重大的政策上的影响。
  到1971年的时候，基辛格秘密访华，促成了中美的建交。所以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中美建交的决策是尼克松总统做的，执行是我来完成的，但是这个想法的起点和启发点，来自于老资格的中国通——费正清。”
  四、费正清的一生：与中国问题纠缠不清
  费正清出生在1907年，去世在1991年，活了84岁，可以说他的人生贯穿了曲折的20世纪。这20世纪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由革命到改良的100年。
  在1978年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并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1987年的时候，费正清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新图书，叫《观察中国》。他在书中说：“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泽东，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对中国进行的讲学，以及当时的五四运动胡适派的改良主义观点。”
  我想，当他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他应该回想到1932年，那个年轻的费正清来到中国，在故宫边的胡同和费慰梅结婚的那个美妙的时刻，以及那个动荡的中国。
  所以，作为一个对中国观察长达60年的历史学家和美国学者，他对中国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的变革，会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评判。
  费正清的一生，可以说跟中国问题一直纠缠不清。1991年的9月12号，他完成了一本新的著作，叫《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他把这本书稿交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就在两天后，费正清去世了。
  他在自己最后的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当年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在猜想，为什么费正清认为中国未来可能选择的道路不是更宽，而是更窄？
  我想，他应该是站在中国的历史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这个古老的国家的进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这个见解既来自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全球化的必经路径，同时他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戏剧性。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今天向各位推荐1948年的这本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图书。
  费正清在当年所提出的很多问题、悬念在今天已经找到答案了，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和悬念，到今天仍然在实现和探索的过程中。
  关于《美国与中国》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