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冬天，随着父亲所在的林业派出所的迁址，我们举家迁移到了位于内蒙古大兴安岭中麓的牙克石市煤田镇（一个以盛产木材和煤炭而闻名的小镇）。
  因为是个常住人口只有七、八千人的小镇，所以煤田镇内找不到一所二层以上的建筑，小镇的居民们全部居住在用木栅栏（东北方言称之为杖子）围起来的平房内。
  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
  按照优待民警的规定，有关部门给我们家分了一间大约50平方米的公用砖房——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这大概得算是极高的礼遇了。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故而尽管邻居井婶婶一家对我们很热情，但我和姐姐却极少与井婶婶的孩子们一块玩耍，而宁愿躲在屋里自娱自乐（我和姐姐当时尚不够上学的年龄）。
  那时，母亲正远赴哈尔滨进修学习，而父亲工作繁忙，自然不能在家陪伴我们，遂在每日上班前生上满满一炉子的火，以便让屋里始终保持融融的暖意。于是，守着熊熊的炉火，听着木材燃烧时爆裂出的劈啪声，我和姐姐或翻看小人书，或做一些那个时代的孩子大都耳熟能详的游戏，诸如“跳格子”、“抓口袋”、“扇烟盒”等，籍以缓解思念母亲的郁结。累了，我和姐姐就趴在窗户上，透过结满了冰花的玻璃远眺，看堆满了积雪的大山，看落在电线上昂然四顾的麻雀，间或还能看到在雪地上小心翼翼行走的小狗摔的仰面的场景，逗的我们哈哈大笑。
  伴着炉火，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从指尖滑过，我和姐姐倒也自得其乐。然而，一个冬日的夜晚，曾经温暖的炉火却让我们怎么也乐不起来。是日夜晚，父亲正准备哄我们姐俩睡觉，派出所值班的王叔叔气喘吁吁的来了，说是林场发生了杀人案件，得马上出警。听到有案件，父亲赶紧起身穿衣，并在叮嘱我们姐俩挂好门闩之后，即匆匆走了。父亲走后不久，屋里突然停电，四下黢黑一片，而炉内飘忽的火光则在墙上不断变幻出光怪陆离的影象。可以想见，此情此景对于两个六、七岁的孩子而言，会是怎样骇人的情形。姐姐紧紧的搂着我，蜷缩在炕里瑟瑟发抖。终于，我们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其实也就几分钟，但当时感觉时间可是很长），我们恍惚听到有人敲门，再仔细一听，是隔壁的井婶婶在外面喊我们的名字，顿时止住啼声，并立即光脚跳到地上去开门，而后一左一右紧紧抱住井婶婶的胳膊再也不肯放开。原来，井婶婶在给马添草料时，意外听到我们姐俩的哭声，不知是怎么回事，便赶紧过来看看。当得知父亲外出办案、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孩子后，井婶婶没再说什么，只是一手一个的将我们抱回了她家。
  回到家中后，井婶婶一边吆喝着井叔叔烧起了一大炉子的火，一边将我们姐俩塞进了小铁锤（井婶婶的儿子）热呼呼的被窝，然后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期间，井叔叔还将在炉壁上烤好的地瓜干、花生捧到炕上给我们吃。烤着温暖的炉火，嚼着香甜的地瓜干，听着娓娓的故事，不知不觉，我和姐姐便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凌晨时分，一身风雪、满面倦容的父亲回到家中后，发现我们姐俩不见了，不禁大惊失色。正当父亲发了疯似的在房子周围大喊我们的名字时，被闻声出来的井婶婶拦住，告知孩子在她那里。待看到安然无恙的我们象小鸟一样挤在一起酣睡时，父亲的眼泪夺眶而出……
  事后，井婶婶对父亲将我们单独留在家里的鲁莽行为很是埋怨了一番，大意是“你当警察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那我们也应该帮你们照顾孩子。再说都是邻居，谁有难处相互帮一把也是理所应当的嘛。万一孩子出点啥事，你可咋办？”，说的父亲是连连点头，称谢不已。打那以后，但凡父亲遇有警情，我们姐俩便老实不客气地主动到井婶婶“寄宿”，而且没有一次受到冷遇或拒绝。甚至为了迁就我们，井婶婶连做菜放辣椒的习惯都改了，以至吃饭时井叔叔只能啃干辣椒佐饭。再后来，母亲进修学习回来，我和姐姐不必再到井婶婶“寄宿”，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去井婶婶家嬉戏。因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井婶婶家已如自己家里一般亲切、温馨，时时散发着诱人的糖果般的芬芳。
  沐浴着爱的雨露，不知不觉，我已长大成人，并且象父亲一样，也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其实，在择业之初，我本可以选择其他职业，但最终我还是选择迈进了警营。因为，我忘不了井婶婶家那温暖的炉火，更忘不了井婶婶那份对警察发自内心的敬爱。
  一个能让善良的人如此尊重的职业，那它一定是个值得让人为之奋斗终身的职业，您说是吧？
  又 见 蒲 公 英
  为了兑现因阴雨天气而延宕了两周的带女儿去大雁河野炊的诺言，星期日一大早，我即驾着从朋友处借的皮卡客货两用车，携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兴冲冲地驶往大雁河。
  到了大雁河，甫一下车，女儿便雀跃着跳进河畔旁如茵的绿草从中，兴奋的采撷着那些迎风摇曳的红的粉的紫的花朵。见女儿玩儿的如此开心，我和妻子便偷闲坐在沙地上远眺波光粼粼的河面和扶疏的柳枝。正望的出神，忽然感觉耳边痒痒的，我遂下意识的用手一扇，并嘟囔了一句：“该死的蚊子，真会见缝插针。”不想却招来了女儿咯咯的坏笑。我回头仔细一瞧，感情是女儿手掐着一大把毛绒绒的蒲公英花（蒲公英花初开时呈黄色菊瓣状，待成熟后变为白色软毛），正咕嘟着小嘴儿使劲将绒毛吹到我的脸上。
  作势“驱逐”走了调皮的女儿，看着数不清的纤巧的“降落伞”在风中自如的飘荡，我的记忆之门也仿佛被它们牵引着一般戛戛而开，那浸润了太多温情与感动的泛黄记忆亦渐渐鲜活起来，呼之欲出。
  那年夏天，刚刚走出校门的我被分到林场派出所当民警。林场不大，约有七、八千人人口（大多为伐木工人及其家属），但对于杨瑞、余庆我们4名初到林场的新警而言，无论是林场随处可见的木刻楞的住房、松杆夹的杖子，还是伐木工人请我们吃饭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亲如一家的豪爽淳朴，都是那样的新奇有趣。可是，在过了两三个月以后，随着当初的新鲜感的褪去，我们开始真正感受到了难耐的孤寂与艰苦：
  林场距离市区近百公里，且山势陡峭，根本无法架设电线，以至林场长年无法通电。因为无电，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无法看电视，甚至连夜间照明都得完全依赖蜡烛。而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早已习惯了现代生活的青年来说，不啻是一种煎熬。然而，尤令我们倍感不适的，还是单调的伙食。由于林场地处偏僻（即便是乘车到距离我们最近的镇子，亦需四个多小时），冬春两季，道路因冰冻还算平坦，尚可用车到镇里补充给养。但一进入夏季，随着雨季的到来，山路泥泞崎岖，根本无法通车，我们就只能靠土豆、粉条这些不易腐烂的食物裹腹（因林场无电，无法用冰柜等设备来储存肉类或青菜）。时间久了，吃的我们是一端起饭碗胃里就泛酸水。
  眼见我们这些原本欢蹦乱跳的小伙子们日见消瘦，余所长心疼不已，却又无计可施。见余所长为这事儿愁的是见天抽闷烟，余所长的老伴儿就动了心思。
  这天下午，如铅的空中又飘起了淅沥的雨丝。傍晚时分，师母（我们对余所长老伴儿的尊称）一迭声的喊我们吃饭。待我们懒洋洋的来到小食堂后，顿觉喜出望外：饭桌上摆着几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脾胃空乏已久的我们在假模假式的让了让余所长和师母后，遂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尽管饺子馅只是青菜鸡蛋的，且还散发着淡淡的苦味，但我们还是吃的齿颊留芳。
  “师母，这是啥馅啊，咋这么好吃？”在大嚼的间隙，我口齿不清的问正一脸慈爱的望着我们的余师母。
  “婆婆丁（当地人对蒲公英的俗称）馅的，好吃你们就都包圆喽，反正我和老余牙口不好，也咬不动。”
  或许是吃的太投入吧，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平日里腿脚灵便的余师母走起路来似乎有些跛。
  入夜，酣睡中的我们被一阵压抑着的痛苦**声惊醒。再凝神一听，声音来自一墙之隔的余所长的办公室兼卧室。好奇之下，我们几个蹑手蹑脚的摸到余所长办公室门外，透过钥匙孔，看到余所长正一边用酒给老伴儿搓腿，一边轻声的埋怨着：“你说你，啊，奔六十的人了，还敢到野甸子去挖婆婆丁。那底下净是溜滑的草窠子，你不挨摔往哪儿跑？”
  “五黄六月的，园子里净是水，啥青菜不长，再不挖点野菜，一天光让孩子们抱着空饭碗吃饭，你不心疼？再说了，你看这帮小子吃的多香呀！唉，” 余师母轻叹了口气，“这些孩子在父母跟前也是娇生惯养的，如今到林场吃苦，咱再不多付出点，把孩子们照顾好，即便孩子们不说啥，可我这心里总觉着愧对人家父母啊。”
  沉默了片刻，余师母拍了余所长一下：“你使劲搓搓，明天我还得再去挖点婆婆丁呢。”
  “嗯，”余所长应了一声，“对了，你那鸡蛋是哪儿来的？林场两个月不通车了，家家都闹菜荒，你是咋弄来的？”
  “我去了趟姑娘家（老所长女儿的家与派出所同在一个林场)，把她家存着的鸡蛋先拿了几个。反正离她坐月子还有一个来月，到时再想办法吧。”
  听到这里，门外的我们已是泪流满面——为了让我们改善伙食，偌大年纪的师母不仅去野外挖野菜并被摔伤，而且还将留给女儿产后滋补身体的鸡蛋拿来贴补我们，试想，倘若不是将我们视如己出，又如何能做到这般大爱无疆！
  是日夜，我们这些从未失眠过的年轻人彻夜难眠。
  第二天，我们若无其事的缠着师母一同去挖蒲公英，理由是：在所里太憋闷了，想去野外散散心。
  尽管余所长和师母眼神里透出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天，我们挖了很多蒲公英，却不觉着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获的不只是野菜，还有隐翳在蒲公英青翠的剑齿叶后面的浓浓爱意！
  打那以后，我们经常陪师母去挖蒲公英改善伙食，而做出的菜肴花样也不断翻新：除了饺子，又增添了菜团子（蒲公英剁碎后与面团、咸盐混合蒸熟）、蒲公英汤、蒲公英煮面条等菜式。就这样，我们一直吃到蒲公英花开，叶子再也咬不动，才依依不舍的让它退出了我们的餐桌。
  再后来，老所长光荣离休，与师母搬回市区颐养天年，而我们也陆续调离派出所，分赴公安局其他部门。但每年我们都会相约去老所长家聚聚，吃一吃师母的蒲公英大餐，听一听老所长关于往事的絮叨，不为别的，就为了给心中那份沉淀积久却又历久弥新的感恩之情找个驿站歇歇脚，然后再继续指引我们去为捍卫金色盾牌的尊严而打拼。
  我想，虽然老所长和师母从未要求我们为他们个人做点什么，但这，一定是他（她）们内心所一直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