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8日
  马兰来电急告，我妈妈的病情突然危重，已经失去意识，但暂无生命危险。马兰遇到急事，总是会用一种平静的口气，但今天却无法平静了，要我尽快从北京回到上海。
  已经失去意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北京我刚到两天，是来讲课的，半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课程。
  我急忙给讲课单位去电话。对方说：“啊呀不好，听课的都是忙人，已经从各单位请假，集中在一起了。这门课，实在很难调。”
  我一再道歉，说：“最后陪侍妈妈，也是我的一门大课。这门课，一辈子只上一次，没法调。”
  对方被感动了，称赞我，但又支支吾吾地说：“能不能……”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先抢着讲几次课，再回上海。
  我说：“各种模范人物为了工作而牺牲亲情的事，老是被宣扬，我却不大赞成。亲情是生命哲学，又是中国哲学，正是我要讲的课。”
  我又加了一句：“欠你们的情，我以后一定加倍补上。”
  2012年11月19日
  在上海长征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了妈妈。
  她闭着眼，没有表情。
  我俯下头去，轻轻呼喊，还告诉她，我是谁。
  几十年来，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都快速反应，而且非常高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可以在酣梦深处猛然醒来，她可以在喧闹街市突然回头。但今天，她没有反应。在我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
  马兰凑在她耳边说：“妈，阿雨来了。妈，是阿雨呀……”
  还是没有反应。
  按照我们都看熟了的文艺作品，妈妈虽然没有反应，却有可能在眼角沁出一痕泪水。
  但是，妈妈没有。
  马兰直起身来对我说：“如果眼角有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但这种清醒就是痛苦。”
  我说：“对。子女不应该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医院病房里经常传来年轻人对老人的大呼小叫，其实是不应该的。老人敏感，平日稍稍听到一点噪音就不能入眠，此刻更想安静。因此，在这样的时刻不吵不闹，可能也是一份孝心。如果想用大呼小叫换来老人的一点点反应，则是在踩踏一种极不对称的生理天平。
  我想，在生命幽微的时刻，老人已经进入一种烟水迷蒙的“渐隐”状态。如果再让他们怆然睁眼，重新感受生离死别，实在有点过分。
  幸好，我妈妈的“渐隐”过程没有被阻断，满脸安详，眼角干爽。
  2012年11月20日
  我几经询问，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毕生的最后话语。
  前天进医院后，保姆小许问她，想吃什么。妈妈嘴角一笑，说：“虾。”
  其实不是她现在想吃，而是顺口念叨了一种晚年最喜爱的食物。
  她说的虾，是小虾，清水煮的，不腥不腻，口味很鲜。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妈妈到河边淘米时，会顺手在长满青苔的埠头石上摸下一把小螺，我们乡下叫“丝螺”，算是荤菜了。偶尔，也会用淘箩捞到几只小虾，那就是当天盛事，会在饭桌上让来让去。
  妈妈晚年，常用筷子拨着餐桌上那一碟子清水小虾，回想起家乡小河边的蕴藻蝌蚪、芦苇蜻蜓。专家证明，人们在食物上的毕生爱好，大多与早年有关。
  小虾对于妈妈的早年，只是稀罕，却不常见。比较常见的美食是一种小点心，叫“橘红糕”。其实是一些软软的米粉粒，制作时加了一点橘子皮和糖。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一家南货店里的制作工匠，因此吃到的机会比较多。我每次拉着祖母的衣襟到南货店去，那位老板娘与祖母年龄相仿，总会抬起手来，用一个大拇指按到祖母嘴里，那是按进去了一粒橘红糕。第二下，就会按到我嘴里了。
  这种小点心，居然留在了妈妈的记忆深处。
  医生来查病房时，想与妈妈说几句话，便弯下腰去问：“奶奶，您最想吃什么？”
  妈妈看着陌生的医生，随口说：“橘红糕。”
  她似乎立即觉得不太对，怎么把几十年没吃过的东西说出来了，便害羞地笑出声来。
  妈妈笑得很敞亮、很天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语言，最后笑声。
  你看她，先说清水虾，晚年最爱；再说橘红糕，早年最爱。妈妈用两种最小的食品，“起点性的食品”和“终点性的食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两种食品之间，无限的风雨，无尽的血泪，都删去了。她把人生压到了最低最简，让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就用笑声自嘲。
  自嘲之后，她不再有片言只语。
  我听保姆和医生一说，便用一字总结：“禅。”
  “什么？”医生没听明白。
  “禅。只记住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打破了虚假常规，至低即是至高。”我说。
  医生点头。
  2012年11月21日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签蘸一些蒸馏水，湿润她的嘴唇。
  妈妈的嘴，一直很好看，到了九十高龄还是不瘪不垂，保持着优美的形态。
  舅舅多次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没嫁到乡下去时，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多少人都在看她，走过去了还不断回头。
  舅舅是从上海路人的眼光来判断美丽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舅舅厉害。我小时候在那个贪瘠的小山村中，并没有路人的眼光帮助我，只凭着一个孩子的自然天性，就知道妈妈很美。
  美具有一种“跨界传染性”。我从妈妈的美，扩展到对自然美的认知，最后，抵达艺术美和文学美。
  为此，我对美学的理解，与别的学者不同。我相信人类与美在起点上是一种天性对应，并不是通过教育。小孩子都会在五六岁时就被山光水色惊呆，为秋山晚霞痴迷，并无任何课堂指引。
  当然，仅有天性并不够，还必须加注内涵。这内涵，主要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经历。例如此刻马兰用棉签在一点点湿润的妈妈的嘴，曾经面对过一大堆小嘴。那些小嘴要吞食，要咀嚼，要饮啜，要滋润。这个包围圈，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就使妈妈的嘴有了另一番生命力度和美学力度。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祖母一样，喜欢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看我们的嘴。有时，是她们喂我们，勺子送到我们嘴边，她们的嘴先张开了，直到我们把食物咽下。转眼，下一勺又来了，她们的嘴又再度张开。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嘴的最鲜明记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她们自己吃东西的样子。
  那么多年天天坐在一起吃饭，竟然记不起来她们吃东西的样子，可见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前的饭菜了。真是不懂事的后辈，现在想来，还是万分羞愧。
  直到今天，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我才细看妈妈的嘴。它的张合，是我们的童年；它的紧闭，咬过了饥饿和灾难；它的微笑，是我们的家园。此刻，它终于干涸了，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
  2012年11月22日
  昨天晚上妈妈呼吸急促，今天早上又回到了常态。
  我们家兄弟众多，一批又一批来轮流守候。各家的“另一半”也都不断地来，再加上舅舅、舅妈、亲戚、朋友，这个病房肯定是整个医院最拥挤的。好在，所有来的人都轻手轻脚，细声交谈，没有出现一丝嘈杂。
  开始，医生和护士门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皱眉。但不久，他们感动了。一位医学博士对我说：“现在很少再有这样的家庭了，全体出动，又那么有序。而且，像您和马兰老师这样的大名人，也都天天陪着……”
  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这个人既要与医生密切联系，商讨各种医疗方案，又要安排轮流值班，还要接待老老少少的探望者，更要让所有的人都由衷地服从，发现任何特殊情况都要立即调整。这个总指挥，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整整二十几年，马兰一直是余家上下最有威信的“大嫂”。各种事情，只要产生了纠缠或麻烦，大家都会等待她来处理。而她一处理，总是干脆利落，各方心服。
  妈妈最早是从电视上认识马兰的。待到我们成家后，妈妈看到我原来乱麻般的生活状态，突然变得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实在吃惊不小。马兰有语言才能，很快学会了妈妈那种半是慈溪话、半是上海话的奇怪语言，两人就变得非常亲热了，一见面便搂在一起。
  马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感染力。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四兄弟的四个媳妇，都变成了知心姐妹。她们与妈妈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婆媳纠纷”。无论是她们还是妈妈，对这种“纠纷”完全无法想象。
  那时候，妈妈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还非常健全。她始终认为，我作为她的大儿子，毕生的最大成绩并不是写了那么多书，也不是拥有那么多读者和学生，而是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直到一个月前，我们全家一起吃饭，妈妈当时还没有生重病，拍了一下坐在身边的我，附耳说了一句：“看来看去，马兰是真正的漂亮，你长得一般。”
  说完她笑了一下，轻轻地摇头，为她把我生得“一般”而抱歉。
  对谁抱歉？当然不是对我。好像，是对马兰的父母亲。
  2012年11月23日
  医生说，妈妈发生了脑萎缩，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在回想。
  不错，最大的标志，是迷路。
  前年，妈妈就有过一次让全家紧张的长时间迷路。她历来喜欢独自走路，而且对认路颇有自信。但那一次，她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边走边看路牌，相信前面一条路应该认识。但是，到了前面一看，还是不认识。她不认为这是迷路，因此绝不问人。
  我儿时在乡下跟着她走远路，在田埂间也迷过路，她同样不问人。那时是因为害羞，一切漂亮的女孩都会有这种障碍。后来年纪大了，但羞于问路的习惯却留了下来。
  这次迷路，非常严重。她这么大的年纪，竟然在上海的街市间步行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我们全家上下十几个人一起出动，分头寻找，还报了警。直到几近绝望之时，终于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发现了一个头面干净又大汗淋漓的老太太。”
  见到她时，她已经喝了警察提供的热豆浆，还吃了一个汉堡包，体力又恢复了。她完全不承认，自己在外面走了那么久。
  “最多两三条街，不到一个小时。”她说。
  那时她已经八十八岁，我们不能不赞叹她惊人的生命力。但也曾掠过一丝担忧：她其实一直在近处绕圈子，脑子是否出了一点小毛病？
  尽管她嘴上很硬，但在行动上，从此再也不敢一人走长路了。我们也吩咐保姆小许一直跟着，不要离开太久。
  我相信，她在找路的十一个小时中间，已经深深受到惊吓。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不知道街道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上海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世界今天怎么了。
  这种生命体验十分恐怖。眼见的一切都是陌生，连任何细节也找不到一点亲切。她要摆脱这种恐怖，因此走、走、走，不敢有一步停息。
  与她有关的一大堆生命都在寻找她，但不知是谁的安排，有那么长时间，她“不被找到”。而且，是没有理由地“不被找到”。
  这是一次放逐，又是一个预兆。
  为了感谢那几位警察，我送去几本自己写的书。警察一看，笑着说：“原来是您的母亲，连迷路都让人震惊。”
  2012年12月23日
  妈妈今天有点发烧，医生在吊针里加了药，过几小时就退了。
  蔡医生把马兰拉过一边，问，如果妈妈出现了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采取那些特殊抢救方式？
  马兰问：“什么样的特殊抢救方式？”
  医生说：“譬如电击，切开器官，等等。”
  马兰问：“这样的抢救能让意识恢复吗？”
  医生说：“那是不可能了，只是延续生命。”
  马兰问：“能延续多久？”
  医生说：“最多一两个星期吧。”
  马兰说：“这事要问秋雨，但我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尊严。”
  我和弟弟们听说后，一致同意马兰的结论。
  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为了短暂的延续，不惜做出“残忍抢救”。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没有孝心，会被别人指责。
  其实，让老人保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是子女的最大责任。我相信，我们的结论也就是妈妈自己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遗传了她，有把握代她发言。
  妈妈一生，太要求体面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记得几年前，我曾用轻松的笔法写过一篇《体面人生三十项》的小文章，其中三项与死亡有关。那就是：一、拒绝“残忍抢救”；二、拒绝穿统一的“寿衣”；三、拒绝在碑文上写官职。
  妈妈从来没有官职，前面两项当然都会做到。
  2012年11月24日
  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
  马兰轻声在我耳边说：“妈妈会创造生命的奇迹吗？”
  我说：“但愿，却不会。”
  妈妈，您真要走了吗？我童年的很多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即使忘了，一提起还会想起。您不在了，童年也就破碎了。
  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源了。
  我每次做出重大选择，总会估量会不会对您带来伤害。您不在了，我可以不做这种估量了，但是，那些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您知道吗，您虽然已经不会言语，却打开了我们心底的千言万语……
  （注：日记太长了，先选八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