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我不仅要走完中国古路，还要摸遍世界废墟。但是，那数万公里，却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国际间没有另一个人文教授走通。这个纪录，要由我来打破了。
  那一次，我准备出发去考察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目的是与中华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度对比。因此，决定不乘飞机，只驾吉普贴地而行。这当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马兰扪着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图，最后一撩长发说：“那就必须与爸爸、妈妈做一次隆重告别。”
  到了爸爸、妈妈那里，只是出神地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谁知，妈妈向马兰招手，把她引进了卧室。
  妈妈对马兰说：“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好东西。”说着，打开了一个绸布包，取出一双精致的绣花婴儿鞋。
  “这是秋雨出生下地后，穿的第一双鞋，你收着。”妈妈说。
  马兰立即激动起来，说：“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双肉团团的小脚，走遍了全中国，还想走遍全世界！”
  由于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也就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
  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我心头突然一恸：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那些巨石贮留的辉煌，那些不知由来的恐怖，给这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冲撞。每一次，她都会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冈，前前后后看个究竟。更让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艺术遗迹，虽然非常陌生，却立即就能感知非常伟大。她听到雄浑的晚祷声，黯然泪下，一次次披上当地的白色长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长久站立，我曾为她拍下几张照片。
  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看不到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不少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众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将要驾着吉普车继续向东，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险的地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断定我们此行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开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
  马兰当时还觉得埃及朋友把我们说成“中国英雄”太夸张，可能是一种友情语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时候学的埃及民歌感谢他们。埃及乐手们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伴奏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当无限辉煌全已沦于无限恐怖，我一路感受着人类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听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遥远笑声。
  这是我出生后穿的第一双鞋。
  在我决定贴地穿行四万公里，历险考察人类全部重要的古文明遗址时，与马兰一起悄悄地向爸爸、妈妈告别。怕他们担心，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
  如有天启，就在那个夜晚，妈妈把这双绣花虎头婴儿鞋送给了马兰。
  马兰暗想，原来，走遍世界的，本是一双肉团团的小脚。
  人类多数古文明遗址，已经沦落为废墟，而且在边边角角全都隐伏着恐怖。难道，这是伟大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辉煌所必须承受的宿命？
  我们在远方的废墟间，重读中国。
  数千年的文明秘符，衬托着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子。裹头的白色长巾，奉献出一种朝拜的礼貌，而那鞋子则表明，这是万里行旅中的一个点。
  此为我平生摄影中的满意之作。请注意其中的自然光影。
  埃及文化传媒界朋友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要贴地穿行从中东到南亚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区，估计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下举办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马兰也将在这里与我告别，却也从埃及人的表情中知道我面临着生死之险，便上台演唱了一首埃及歌曲。我知道，她其实是在强颜欢笑、心底垂泪，用歌声与我告别。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的漫长历险，**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邀请我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这种逻辑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欢迎，更由于我毫无官职。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