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苦了！”
  村长接过茶杯坐下了，他抬头一看，觉得对于眼前两位有知识的上海女人，应该谈一点大计划。他说：“这次在清除土匪时发现，多数喽啰都是村子里的懒汉。”
  “那准备怎么办？”妈妈问。
  “**已做出决定，清除土匪之后，就要大规模地教育懒汉。让他们正常劳动，开荒地，种点蔬菜瓜果，自食其力。”
  这件事几个月后就初见成效。连李龙，也约了另外两个懒汉到河滩地里种茭白，然后卖给小贩，有了稳定收入。妈妈看到，随着懒汉数字的一点点缩小，整个乡村的气氛变了。照她写给爸爸信里的话来说：“依然穷困，却不再无望。”
  在清除土匪、教育懒汉之外，妈妈看到了第三件事，更高兴了。原来，当地农家婆婆，传代性地存在着虐待儿媳妇的恶习，而且家家仿效，互相比狠。被虐待的儿媳妇，都憋着一股恶气，一憋二十年，只等着儿子快点长大成婚，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报复。半年前，几个从城里来的女学生，在每个村子里发动成立了妇女会，一些最凶悍的“恶婆婆”被揭露，年轻媳妇在家里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事情也公布了。
  那天妈妈向跛脚村长提了一个建议：把那些刚刚有了笑脸的年轻媳妇们组织起一个剧团，演戏。
  村长立即同意，说：“好！只要不关在家里，在外面多聚聚，虐待的事也就不会有了。但是，谁会教她们演戏呢？你吗？”
  妈妈说：“我不会教。但我知道有一个现成的人，村北的笃公。”
  “笃公？那个特别贫困的孤老头？”村长很惊讶。他是复员军人，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蒙眬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吾家老屋楼梯。妈妈由此下楼，我也从这里一步步走向大地。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妈妈已经偷偷地去看过笃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身板还算硬朗。
  跛脚村长是带着好几个年轻媳妇去动员笃公出山教戏的。笃公的屋里没有能坐的地方，大家都站着说话。笃公一口拒绝，说自己再也不会碰演戏的事。村长说，如果他愿意教戏，村里会有一些粮食津贴。笃公听了，看村长一眼，就走到苜蓿地里溜达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村长，同意教戏。
  村剧团一成立，我家里热闹了，像是筑了一个喜鹊窝。年轻媳妇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这些喜鹊嫌笃公家太脏，就把他拉到我家来教戏。
  笃公每次走进我们家的这幢楼，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一眼隔壁的楼窗。教戏时，他领唱的声音很轻，结果，村剧团的演出全都变成了一种幽幽的闷声腔。
  每天学完戏，总有几只喜鹊留在我家，缠着妈妈为她们写信。她们的丈夫，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打工。
  写信出去就有回信，妈妈又要为她们读信。几个月下来，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老在人家夫妻间“传话”，应该教她们识字。她想在村里办一个识字班，就与祖母商量。
  祖母说：“这当然好。但这样的班一开，别的村也会来，你忙不过来，还要找一个帮手。”
  妈妈想起朱家村有一个从外面嫁过来的新媳妇叫王逸琴，好像有些文化，就抱着我去动员。王逸琴一听很犹豫，后来被妈妈说服了。
  识字班开张的前几天，来打听的人很多。这使妈妈犯难了：原打算在我家门口的堂前开张，地方够不够大？又从哪里去找那么多椅子、凳子？
  她把那群喜鹊找来，要她们这几天暂停学戏，全力到各家去借椅子、凳子，大大小小都可以。
  但是，借来借去总不够。一位老太太说，据她所知，我家隔壁楼上疯子的房间里还存有不少长凳。那是当年老木匠为了婚宴上的需要，自己打造的。
  疯子肯借吗？几十年来这个疯子就靠着老木匠生前留下的积蓄在过最节俭的日子，只让一个哑巴女人每过几天去帮着做点事。前两年土改工作组去敲门，妇女会去敲门，在门外说了好半天，她都没有开门。
  喜鹊们轻轻走上了那架陈旧的楼梯，每一步都像要倒塌。到了门口，也不敲门，只派一只喜鹊柔声细气地叫“婶婶”，然后把村里要办识字班的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最后才提出借凳子的要求。
  讲完，大家都不吱声。一只喜鹊突然用手指点了点门，果然，有一种极轻微的声音从里边传出，但很快就消失了。这只喜鹊用手推了推门，居然开了。
  喜鹊们蹑手蹑脚地进房，想对这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长辈敬个礼，却不见人影。一顶灰蓝色的帐子在大木床上垂落，主人应该就在帐子里边。
  一眼就看到叠在那边墙壁前的不少长凳。喜鹊们想，既然开门就表示同意，可以搬这些长凳了。但是，刚想走过去，却发现脚下满地都是浅黄色的奇怪物体。蹲下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密密层层地铺了一屋子，数量应该上千。
  喜鹊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小动物略略挪移，让出一条路，好搬凳子。
  妈妈听了喜鹊们的描述，愣住了：“满地都是黄灿灿的麦秆小动物，还有一顶蓝色的大帐子？”
  妈妈是懂艺术的。
  识字班终于开张了。
  所有的椅子、凳子很快就坐满了人，大批男女老少都站在后面看。许多纳鞋底的、抱小孩的妇女也挤在中间，高高低低都是人头，一片嗡嗡喤喤。
  妈妈一看就知道这课没法上，得换地方。但是今天算是开学，应该勉力支撑一下。她教了几个最简单的字，领着大家齐声读了几遍，然后退下，让给王逸琴教阿拉伯数字。
  王逸琴比妈妈更忍受不了这种混乱局面，不断停顿。她一停，下面的嘈杂声也停，于是她又讲。但她一讲，嘈杂声又响起来了。
  突然，全场出现了一片肃静。王逸琴惊奇地仰头一看，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一个方向。顺着这些目光找去，王逸琴浑身一哆嗦。
  王逸琴见到，柱子边站着一个白衣女子。脸比衣服还白，白得如同古瓷。
  这个女人没有表情，朝着王逸琴，却没有看王逸琴。
  全场仍然一片肃静。王逸琴想讲下去，嗓子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这时，有一个黑影滑出了人群，那就是李龙。
  李龙想让这个突然下楼的白衣女人与笃公见个面，最好说上几句。他跑到村北，骗笃公说，我妈妈想请他到识字班听听课，提点意见。
  “阿秀太客气了。”笃公说。他觉得办识字班是村里的大事，就跟着李龙来了。
  “这么多人啊！”笃公凭着年龄高声一叹。但就在这时，他的眼睛如遭雷击。而雷击他的那道白光，也猛然一抖，立即飘然而逝。
  妈妈与跛脚村长商量后，决定把识字班办到祠堂里去。祠堂很大，离村庄有点距离，平日没有人去，办识字班正合适。
  那天妈妈从祠堂回到家里，在后门窗台上看到了五个麦秆编织的小动物。
  妈妈拿起来一一看过，又想了想，知道白衣女人今天又悄悄下过楼了。
  祖母说：“痴子明大理，这是她给你的奖赏。”
  妈妈说：“这可要收好，都是细细女人心。”
  识字班最麻烦的事情是缺少课本。妈妈每天把要教的字写在黑板上，再发一些纸给学员，要他们照着黑板抄下来。但是，不识字的人怎么可能抄得下字呢，每张纸上都是一片涂鸦。妈妈曾经想过由自己来制作课本，但乡下连蜡纸油印的设备也找不到。正犯愁，一天早晨，就在白衣女人赠送五个麦秆小动物的后门窗台上，出现了一捆书。妈妈打开一看，是几十本宁波出版的识字课本，上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四个字：“余颐贤赠”。
  这些书对妈妈来说太重要了，但赠送者居然是“夜仙”，那个很可能挖过朱家祖坟的盗墓者，这使妈妈有点为难。她翻了一下崭新的课本，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的山岭，心想：“我的祖父，会同意我接受这个人的赠送吗？”
  问祖母，祖母说：“这书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大家的，你还不能不要。我笑这个人怎么做好事坏事，都偷偷摸摸。”
  有了课本，识字班一下子就走上了正路。
  到了上课的时候，妈妈和王逸琴都换上了结婚时穿过的旗袍，一个瓦青，一个藕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穿过黄灿灿的菜花地，向祠堂走去。这两个清瘦的年轻女子见面后轻轻地说笑几句，便进了祠堂。这些日子，她们觉得，周围这些村庄都进了课本，任她们指点、讲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