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上海要上班，没法因为我的出生赶到乡下来，写信写得很勤。邻居上街，几乎隔天就带回来一封。
  见有信，祖母就从妈妈手里接过我，坐下，准备听妈妈读信。妈妈用剪刀把信封剪开，抽出信纸，打开，掸一下，就读了。
  今天祖母看到儿媳妇只看不读，表情有异，连忙追问。妈妈突然回过神来，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没有什么。爸爸在信中告诉妈妈，姑妈好像怀孕了。更麻烦的是，姑妈的丈夫，我的姑夫，已经去了遥远的东北。
  我到长大后才知道，姑夫去东北，是因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对东北的争夺。他受组织调配，准备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几座东北城市之后参与管理。上海与他一起北上的地下革命者有好几十名。当时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个会因为妻子怀孕而不服从这样的调配。
  妈妈在读信时只为姑妈感到鼻酸。丈夫远走了，母亲反目了——这样的怀孕多么可怕。
  几个月后是严寒的冬天。那天上午，妈妈出门去买菜，刚走了一半，就遇到一位被称为“信客”的私人邮差。那人心急火燎地拦住妈妈说：“就为你家的事，我特地从上海赶来！”
  说着，从包袱里拿出一封急信，是爸爸托他送的。
  妈妈在路上拆开信一看，完全愣住了。
  爸爸在信上告诉妈妈，姑妈昨天因难产而亡！
  爸爸说，这事不能瞒着祖母，祖母经受过太多孩子的死亡，应该经受得起。但是，说的时候一定不要莽撞。爸爸又说，他和叔叔会把后事处理好。
  妈妈回家后避过祖母的脸就上了楼。不久，祖母听到楼上有奇怪的声音，那是妈妈捂着被子在哭。
  很快祖母就问出了真相。妈妈说完后就一直搂着祖母，摩着她的背。祖母始终不说话，闭着眼睛。
  半个时辰后，祖母站起身来，对妈妈说：“叫隔壁桂新陪我走到观城，那里有汽车到宁波，我赶今天晚上的轮船！”
  妈妈说，由她陪着到上海。
  祖母问，小孩怎么办？
  妈妈说，交给邻居管几天。
  祖母厉声说，那怎么能放心？你万万不可走！
  这是婆婆对媳妇的第一个强行命令。
  祖母说完，点了一点钱就上路了。从家到观城，有十里路。冷风夹着雪片，几步一滑。祖母一路催促着桂新，像是在奔跑。
  第二天下午，祖母在上海安乐殡仪馆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姑妈余志杏。
  一个女婴在哭。听说姑妈临死前一直在念叨：“保孩子，保孩子……”
  姑妈的遗体边站着很多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律笔挺的身子，瘦削的脸，都低着头，擦着泪。谁都知道，他们是姑妈的“战友”。再过两年，他们的党将夺取全国政权，但现在，他们这一群人的首领，却走了。
  祖母挣脱了我爸爸和叔叔的搀扶，一步上前，细细地看着姑妈的脸，摇了摇头，轻轻叫一声：“娘错了，阿囡！”
  然后，祖母把脸贴到了姑妈脸上，呜咽着：“娘错了！娘真的错了……”
  吴阿姨也来了，陈妈也在。爸爸和叔叔要张罗追悼会的事，吴阿姨和陈妈搀扶住了祖母。
  又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祖母浑身一抖，问：“孩子交给谁？”
  本来，爸爸和叔叔已经与姑妈身边的战友商量过，寻找孩子父亲在上海的亲戚，让他们暂时领养，今后可以把孩子交给父亲。但是，地下工作的严密规则使这些战友互相之间都不知道亲属关系。现在，孩子在临时雇用的女佣手里。
  我的叔叔余志士看了一眼祖母，立即上前抱过了孩子。他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养这个孩子！”
  叔叔个子很高，此时他正好二十岁，用很不熟练的姿势抱起了亡姐留下的孩子。他一脸悲壮，夹着点儿凄迷。扶养这个孩子的代价，他刚才只说了一项，其实更大的代价还有一项，那就是他一直希望尽快到北方参加革命队伍，有了这个孩子就不可能了。
  正在这时，另一双手把孩子夺过去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着叔叔的眼睛说：“我来养，我们已经有了秋雨，加一双筷子就成。你，必须结婚！”
  祖母当然立即赞成了我爸爸的决定，说：“明天我就抱着她回到乡下去。”
  这个由祖母抱回来的婴儿，就是我的表妹。家里人总希望哪一天她能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很多年后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转眼就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政权。这件事，叔叔本应高兴的，但他却郁郁寡欢。
  偷偷传阅的禁书突然成了课本，暗暗崇拜的英雄全都成了官员，这让叔叔很长时间适应不了。他不看报纸，也不听报告，觉得那些本应在夜间发出神秘幽光的文字和声音一下子铺陈到大街小巷，就不属于自己了。
  这正好与爸爸产生了明显的对照。爸爸在以前对任何革命宣传都不感兴趣，觉得那都是危言耸听。现在，他知道自己确实落后了，便虚心地学，很快就显得比叔叔“进步”了。
  那天刚吃完饭，爸爸随口说起，他们单位的学习已进入到“辩证唯物论”。叔叔一听就站起身来，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起了半年前发生的事。
  半年前，共产党还处于地下。有一个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到八仙桥青年会用暗号叩击一闭小窗，便有一位黑瘦老人出来，领他到一个仓库，那里已经会集了四个与他一样的年轻人。这次，黑瘦老人领着五个人，推着一辆大板车做伪装，来到西郊一所丹麦人的住宅，再拐进这所住宅边一个废弃的地下酒窖中，见到一个戴眼镜的人，年纪比他大不了几岁，却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辩证唯物论”。这位老师叫江斯达，大家佩服极了。后来还去听过两次，叔叔觉得就像在深山绝壁处，受到了高人摩顶。
  怎么，才半年，这些深藏密裹的秘哲，居然成了街道间很多职工的口头语？叔叔觉得，这样的城市没法再待下去了。
  他必须离开，却不知道到哪里去，每天懒懒散散地在马路边走着。这天，他见到一个院子门口挂着“土改报名站”的张贴，便进去看看，发现那是在招募到苏北和安徽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队员，已经聚集了不少年轻人。
  他觉得这事应该多问几句，便拨开人群走到一个正在低头登记的工作人员面前。问了几声，那人都没有抬头，看来是太忙了。过了一会儿，那人才连声说“对不起”，抬起头来。
  这一抬头，叔叔傻了：这人居然就是在地下酒窖讲授“辩证唯物论”的江斯达！
  江斯达也认出他来了，叫一声“余志士！”
  叔叔在凳子上坐下，与江斯达谈了一会儿。原来，江斯达是上海赴安徽土改工作团的副团长，下面管好几个工作组，已经招募了三天，基本够了。他问叔叔，想不想一起去。
  叔叔对于自己心中最神秘的传道者坐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未免有点失望，但自己的去向问题却顷刻解决了。是江斯达，就可信任。跟他去，没错。
  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准备，很快就去了安徽。
  当时安徽的贫困，是在上海长大的叔叔完全无法想象的。他终于看清，这是中国大地的真实。因此，应该挑战的，是自己。几年挑战下来，他觉得连上海普通市民走柏油路、用自来水都过于奢侈了。
  与他一起来的，土改结束后就回了上海。但他没有回，找了江斯达，要求留在安徽做事。江斯达说：“你这几年也看到了，安徽最大的灾难是淮河泛滥。我已经接受了治淮工程指挥员的职务，你也跟我去吧。”
  于是，他又投身于赤脚挑泥的治淮工程。人更瘦更黑了，而且浑身是伤。
  治淮工程告一段落，很多参与者又要回上海了，叔叔还是不走。他觉得自己的血肉已经和安徽长在一起。又去找江斯达，江斯达说：“像你这样一心要帮助安徽的人，最好做一个干部。但你又不肯入党，那就麻烦了，能做什么呢？”
  在当时，加入共产党是做干部的必要条件，但叔叔却一直走不出这一步。理由是入党太风光、太荣耀，他受不起，而且也怕不自由。结果，又是江斯达给他做了介绍，到当地一家工厂做技术员，后又升任工程师。江斯达自己，则出任了这家工厂所在地的副市长。
  这样，余家在上海只剩下一个人了，那就是我爸爸。他每年回乡探亲一两次，对我来说，很是陌生。
  其实爸爸对家乡也很陌生。但他并不想克服这种陌生，只想一天天努力，什么时候能把家搬回上海。他不知道，那个家，已经在家乡生了根。他幼小的儿子，我，更是与那片土地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