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领导高高在上，真正是在做老爷。但是只不过是眼睛只朝上，不看下。见了比自己官大的，一脸媚相，真正是摇尾乞怜，拍马溜须，跟前拥后，形同奴才。
  但如果他对普通群众也是这样，倒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越是喜欢媚上的人，他们对群众就越是苛刻，甚至于刻意捉弄。
  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中曾经说道，愈是喜欢“媚”上的人，就会愈是穷凶极恶。因为他们既是在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也是在追寻一种能量的“守恒”。这也算一种“能量守恒”定律吧。
  有一位西方的社会学家曾语重心长地叹道：“中国的平民百姓实在是太善良了，善良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而他们所受的欺侮大大超过世界上其它民族。”
  如果说这位西方社会学家尚带有某种西方式的偏见的话，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文化人中类似的言论却也较普遍。
  从梁启超到鲁迅，他们致力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铲除国民的劣根性――“奴性”，也称为“国民劣根性”。鲁迅在《灯下漫笔》这篇文章中曾说：中国人太缺乏一种野性，太温驯善良，如同家养的猪狗一般，这样只会使牧人或主人高兴。猪长得再肥壮，也只不过可以杀了吃肉面已。与其做这种温良的猪牛，倒不如变成野兽。
  老舍先生也曾说过：“中国老百姓的最大愿望只不过是吃肉兔子”――当然他指的是旧中国。
  正是这样的国民心理素质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官本位”的社会文化。
  但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已经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社会地位在宪法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领导者的确要好好摆正“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和位置，坚决消除当官做老爷、自以为高高在上的腐朽的官僚主义思想。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受到人民的爱戴，我们的领导干部才能有威信。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曾国藩是一位善于利用家庭关系、宗族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的高手，这正是他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崛起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和蓬勃发展的时期。
  1851年，洪秀全组织的“拜上帝会”在两广一带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向无敌，从广东开始，挥军直捣北方。先下湖南，又攻湖北，下江西，进江苏、浙江一带，控制了淮河以南的几乎大半个中国。
  清朝**非常恐慌，连皇帝也哀叹：“朕位几有不保之势”。与太平军交战的绿勇、防营、地方团练一触即溃，仅有招架之力，而无还手之功。
  曾国藩当时不过一介儒生，善观天道人事，以为大展鸿图的时机已到，天降大任于斯人。他并不急于领兵作战，而是独辟蹊径地回到他的老家湖南，招集乡人，从举办团练开始，目的在于练就一支绝对听命于他的湘军。团练的主要来源就是他的宗亲、同乡好友、同学，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用血缘关系、亲族关系和地域关系――亲情这根纽带将发展壮大的湘军牢牢地捆在一起，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实践证明了这支军队极富有战斗力，很快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以后曾国藩依靠这支军队，取得了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的重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甚至具有问鼎清廷的实力。最后他坐镇安庆，攻下太平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轰开太平天国的首都所在地――南京，扑灭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
  从曾国藩绞杀农民革命运动的这一面来说，可以说他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我们也可以通过探讨反面人物成败的原因来得到一些极为有益的启示。
  太平天国运动波及18省，历时14年，几乎控制了大半个中国。满清数百万军队在太平军面前兵败如山倒，被打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可为什么声势强大的太平天国不败于满清数百万军队，反而败在一个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文弱书生――曾国藩手里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善于利用“亲情”。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会记得一些小职员或只打过一两次交道的下属的名字。在电梯或门口碰到时，能从容叫出他（她）的名字，这样下属就会受宠若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中国人就爱讲人情味，讲“将心比心”，你要想别人怎样对待你自己，你自己就得怎样来对待别人。用一句时髦的话头来讲，这就叫“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想想别人。
  古人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也可以从另一面来看：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只有先付出爱和真情，才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