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朝的文化
  《大清一统志》
  清朝官修地理总志。编排次序为：首京师，次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外藩及朝贡诸国则附录于后。其内容，除京师外，每省均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省以下各府和直隶州，亦是冠以图、表，下分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21门。自清朝开国之初，历叙至乾隆八年。共342卷。
  《大清律例》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共40卷，卷首有六赃图、纳赎诸例图、徒限内老疾收赎图、诬轻为重收赎图、过失杀伤收赎图、五刑图、狱具图、服制图等8种图表；律文后附有注释。律文分为7篇，篇目冠以律名，故谓之七律。首篇是名例律，有46条，下面不分门类，亦称46例。其主要内容除了确定五刑、十恶、八议等重要制度和罪名外，还规定了一些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如官吏犯罪分公罪和私罪，公罪处轻，私罪处重；犯罪分故意和过失，故意罚重，过失罚轻；共同犯罪一般区别首从，从犯减轻；数罪并发，一般只科重罪，轻罪不论；累犯加重，自首减免；老幼废疾减免，同居相隐不为罪以及类推的一般原则等。其次各篇按六部命名排列，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以下分为职制、公式、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市廛、祭祀、仪制、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贼盗、人命、斗殴、骂咒、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营造和河防，共30门，计436条。
  《大清会典》
  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通称《清会典》。书中把典则与事例分开，称“会典”和“会典事例”。大致“以典为经，例为纬”，事例作为会典的辅助。把各门各目的因革损益情况，按年进行排比，从而既有门类，又有时间顺序，便于查阅。嘉庆、光绪《清会典》中，将户部的舆图，礼部的仪式、祭器、卤簿，钦天监的天体图等，绘图成编，称“会典图”。全书除汉文本外，还有满文本。
  《四库全书》
  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全书按照隋朝以来历代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纂，每大部又分若干类，类下细别为属。四部分类：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辞典5类。全书除中国历代各种典籍外，还有朝鲜、越南、日本，以及印度和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述。全书共抄录7部，分贮于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及文澜阁。
  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清之际史学家、思想家，原名绛，明亡后改为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少时加入复社，阅读邸报，留心经世之务。27岁时秋试被黜，退而读书，遍阅各地郡县志书及章奏文册资料，研究疆域、形势、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社会实际问题。明亡后，他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康熙时举博学鸿儒，荐修《明史》，均不就。后卜居陕西华阴，康熙二十年（1681年）病卒。他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反对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炎武治学方法主张博瞻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辨别源流，审核名实，注重实证。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历史地理学，为清代乾嘉汉学开启先河。著书撰文贵独创，反对因袭、盲从和依傍。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亭林诗文集》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年～1695年），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其父因东林党狱被阉党迫害致死。崇祯即位，他赴京为父鸣冤，被许为“忠臣孤子”。顺治二年（1645年），他募乡民在余姚举兵抗清，时称“世忠营”。兵败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其为学领域极广，成就宏富，史学造诣尤深。他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征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在哲学上，他认为气为本，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但又认为“心即气”，“盈天地皆心也”。在政治上，他深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不如无君，主张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建立万民的“天下之法”。他精于历法、地理、律历、数学、诗文，著作多至50余种，近千卷。
  乾嘉学派
  清代实行残酷的文字狱，使得大批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而沉溺于对经书的文字、音韵、名物以及古代典章制度的训诂和考据。乾隆和嘉庆年间，考据学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著名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即苏州学派，惠栋是其开创者，著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赵翼都是吴派的名家。皖派即徽州学派，戴震是其创始人，著名学者有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二人。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对于后代的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考据学者们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影响了后代的许多学者。但是它不重实际，只重训诂，思想的火花在烦琐的考据之中窒息，对思想界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戴震
  戴震（1723年～1777年），清朝思想家，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青年时为小商贩。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至京师，结识当时名流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声重京师。同年中举人，后六试进士不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修《四库全书》，被召为纂修官，积劳成疾，卒于任上。他知识渊博，对天文、地理、算学、声韵、训诂均有研究，为乾嘉学派集大成者。在哲学上有重要建树，对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予以猛烈抨击。肯定宇宙本原是物质之气，认为道是气的运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否定在气之外还有“形而上”的道或理，认为“形上”“形下”都是气。以“理多而分”的观点驳斥程朱以一“理”为宇宙本原的说法，提出“理者存乎欲者也”，“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
  方苞
  清代散文家，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自幼聪慧，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及第。后因给《南山集》作序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在狱中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后康熙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方苞免死出狱，并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做皇帝的文学侍从。雍正年间提升为内阁学士，官至礼部侍郎。乾隆七年（1742年），告病还乡。在文学上，方苞首创“义法”说。所谓“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所谓“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技巧。“义法”说也就是倡导“道”与“文”、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的理论，皆是对“义法”说的完善和发展。方苞一生著述丰富，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集外文》《补遗》等，还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袁枚
  清代诗人、小说家、戏曲理论家，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曾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地知县。后辞官定居江宁，在小仓山下建“随园”，自号随园老人。袁枚的思想与晚明的李贽一脉相承，对当时学术界的汉宋学派不满，尤为反对考据学。在诗论上，他提出了“性灵说”，提倡抒写性情、遭际和灵感，开创了性灵派。他的诗文对当时文坛的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有极大的冲击，但抒发闲情逸致，流连风花雪月，只是士大夫的情致，缺少社会生活内容，也限制了他的成就。其著作主要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以及笔记体志怪小说专集《子不语》。《随园诗话》是他的代表作品，在论诗方面，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影响。其小说集《子不语》文笔流畅，叙事简洁，在文坛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很多为人们所称道的名篇，如《黄生借书说》《书鲁亮侪》等。
  李渔
  清代戏曲理论家、戏剧作家，字笠鸿、谪凡，号笠翁，浙江兰溪人。早年屡试不第，后家境败落，遂以开书铺、办戏班维持生活。李渔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剧作家，创作有传奇喜剧集《笠翁十种曲》。他还创作了《闲情偶寄》、评话小说《十二楼》、《无声戏》等作品。在戏曲理论方面，他也颇有建树，其论述比较全面系统。他的理论以戏曲的社会性和舞台性为出发点，强调作品的结构，语言的浅显和人物的个性化，在题材和情节安排上强调“奇”与“新”。一般认为，他的戏曲理论的贡献超过了他的戏曲创作。其作品《闲情偶寄》在内容上包含了戏曲理论、饮食、营造、园艺、养生等多个方面，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为“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一。
  洪昇
  洪昇，字思昉，号稗畦，又号南平樵者，浙江钱塘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后家境败落，科场也一直不得意。他交游甚广，曾向王世祯、施润章学诗，并与朱彝尊、赵执信等名士有往来，这对洪昇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洪昇在诗歌方面较为擅长，有诗作《稗畦集》、《啸月楼集》。他还嗜好音律，有多部戏曲作品，其中著名的是杂剧《四婵娟》与传奇《长生殿》。《长生殿》代表了作者的最高文学成就，这部传奇前后历时10余年，“三易其稿而始成”。作品以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为经，以社会政治演变为纬来结构全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情节曲折、场面壮丽、语言清丽流畅，充满了诗意。在思想上，作者既同情李、杨的遭遇，赞美他们的爱情，又揭露了其后果，流露出了作者对家国兴亡的感伤情绪。
  孔尚任
  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又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为孔子第64代孙。自幼便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并留意礼、乐、兵、农等各种学问，还考证过乐律。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在御前讲《论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为此，他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表示他的感激之情。他在京城的生活十分闲散，因此常以读书和搜集古物来填补无聊的日子，此时他开始了《桃花扇》的创作。这部剧作以李香君与侯方域之间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借儿女之情抒发了作者的兴亡之感，全面地反映了晚明社会的各种现实。这部作品很好地处理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在中国的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龚自珍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诗人，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龚自珍家学渊源深厚，对文字、训诂、金石、目录、诗文、地理、经史百家皆有所涉及，并深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的影响，提倡“通经致用”。在政治上，主张革新内政，变法图强，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在文学上，他提出了“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的诗文俱佳，尤以诗的成就为高，其组诗《己亥杂诗》一直为世人所重视。后人将他的作品辑为《定盦全集》《龚自珍全集》。
  魏源
  魏源（1794年～1857年），晚清思想家、史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今邵阳市）人。青年时随父入京，得刘逢禄、龚自珍等人教诲。29岁中举人，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嘉道时，清朝由盛而衰，他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成为晚清学术之开风气者。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道光初，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幕僚，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编纂事宜，对海运、水利多有建言。鸦片战争爆发，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曾痛斥琦善，参与浙东抗英斗争。兵败，感时愤事，撰成《圣武记》14卷。又主持译编《四洲志》，辑为《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其后，任扬州兴化知县、高邮知州。咸丰三年（1853年），参加抵抗和镇压太平军活动，以迟误驿报免职。后居兴化寺潜心修习佛典。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在杭州僧舍病卒。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多种著作传世。
  黄遵宪
  中国近代维新派活动家、外交家、诗人，字公度，广东嘉应（今梅州）人。出身于官僚家庭，29岁中举，历任驻日本、英国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他被誉为是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外交官的生涯对其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文学上，主张“我手写我口”，力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解之境”，并提出了“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观点。他的诗歌创作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力图摆脱古人的束缚，诗法多变，语言通俗。其诗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忧虑，如《书愤》；另一方面也描写了中国近代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如《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逐客篇》《台湾行》等，因此他的诗又被誉为“诗史”。此外，还有一些异国风情的作品给人以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代表著作是《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
  蒲松龄著《聊斋志异》
  自从传奇小说在唐代蔚为大观之后，中国的文言小说就陷入了长久的沉寂之中。一直到蒲松龄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破晓时分，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一户人家的一声清脆啼哭，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个小生命的父亲欣喜若狂，于是他给孩子起名叫蒲松龄——他希望孩子能够和南山的不老松一样长寿。
  蒲松龄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书，19岁时以府、县、道3个第一考中秀才。但之后3年一次的乡试，成了他一生都迈不过的坎。一直到他72岁的时候，他才博得了一个岁贡的功名。一次次的志在必得，又一次次折戟沉沙，他不得不在41岁时到别人家当家庭教师，直到71岁时才撤帐回家；另一方面使得他把大部分兴趣和精力放在收集、整理谈狐说鬼的故事上。从30多岁开始，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坚持着对《聊斋志异》的创作与加工。在他72岁的时候，他一生的精神支柱、跟他患难与共56年的妻子刘孺人病逝。他在埋葬妻子的仪式上对儿孙们宣布，自己将在3年之内死去。两年后，也就是1715年，他倚书屋—聊斋的南窗边逝世。
  蒲松龄像
  《聊斋志异》是一本凝聚蒲松龄一生辛酸与痛苦的“孤愤之书”，全书共有近500个故事。他在《聊斋志异》中，以饱含激情与热泪的巨笔，为读书人谱写了一曲壮志难伸的悲歌。
  由于在现实世界中的郁郁不得志，蒲松龄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鬼狐花妖身上，建造了一个瑰丽奇特、异彩纷呈的精神家园。在他笔下，天地万物，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获得了生命。从狐狸，到黄蜂，到老鼠、青蛙，甚至连牡丹花，都有思想有灵魂，有丰富的情感。而且与尘世的人相比，她们身上更具有浪漫的气息，更富有理想性。
  蒲松龄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把文言小说推向了不可企及的高度。在他身后，出现大量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但再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一样，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又塑造出如此之多的鲜活人物，同时还留给世人一个瑰奇幻丽的艺术世界。
  吴敬梓著《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县人，清代著名文学家。他以揭露科举制度下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创作了《儒林外史》。在他笔下，大致有这样3类士人：第一类是以科举仕进为人生唯一目标的科举迷；第二类是一群已经考取功名的士人；第三类是科场败北、功名失意却又不甘寂寞、以风流名士自居的人物。作品通过描写他们附庸风雅、招摇撞骗的行径，侧面反映了科举对文人精神状态的毒害和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作品自如地安排各色人等，组织情节，从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对晚清谴责小说及现代讽刺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曹雪芹写《红楼梦》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除夕。曹家在康熙朝盛极一时，曹玺、曹寅及其伯父曹颙、父亲曹等任江宁织造一职前后达60余年。曹寅工诗能词，又是有名的藏书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他主持刻印的。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而又充满书香气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13岁为止的少年时代。
  雍正即位后，曹被查办革职，抄没家产。曹家全部迁回北京后，曹雪芹曾在一所学堂当差，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他最后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生活困顿。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秋，他唯一的爱子夭亡。不久，他也含恨谢世，只留下一位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80回和后面的一些残稿。
  曹雪芹像
  《红楼梦》在艺术上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红楼梦》前80回看，这部作品的结构已经突破了原来章回长篇小说的模式。它以贾、林、薛、史4人的情感纠葛为中心线索，以他们生活的大观园为主要舞台，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社会背景，组织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而这个结构据原作推测，又放在一个巨大的神话叙事结构中。贾、林、薛、史等人从情天幻海而来，终将回归仙境。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晴雯、香菱、鸳鸯等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努力。这里晴雯的勇补雀金裘、笑撕纸扇、愤寄指甲；鸳鸯以死怒拒贾赦的淫威等，都给人以美好和光明的希望。
  贾府中的男性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大都道德堕落，行止不端。他们享受着家族的荣华，是一群对财色贪得无厌的寄生虫。刘姥姥在《红楼梦》中，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基本上成了重要人物。这位乡间老妇本是深于世故，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这一个出场时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后来却成了巧姐的救命恩人。她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含蕴十分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
  《红楼梦》的语言，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
  高鹗
  清代文学家，字兰墅，一字云士，别号“红楼外史”。乾隆六十年（1795年）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等。为官清廉正直，以“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见称。高鹗熟谙经史，工于八股文，于诗词、小说、戏曲、绘画及金石之学等方面也是颇有造诣。其诗宗法盛唐，词学花间，论文方面主张“辞必端其本，修之乃立诚”，强调以意为主。一般认为他是《红楼梦》后40回续书的作者。此外另有诗文著作多种，现有《兰墅十艺》（稿本）、《吏治辑要》及诗集《月小山房遗稿》、词集《砚香词·簏存草》等存世。
  清末三大谴责小说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年～1906年），清末谴责小说代表作家，名宝嘉，江苏武进人，曾办过多种报刊杂志。《官场现形记》是他的长篇小说，共60回，描写了晚清官场贪污勒索、迫害人民和投靠帝国主义的种种现象，思想上表现出改良主义的倾向。
  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1866年～1970年），清末谴责小说代表作家，亦名趼人，广东海南人。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108回长篇小说，以描写官场为主线，涉及商场和洋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表现出改良主义的倾向。
  曾朴的《孽海花》。曾朴（1872年～1935年），谴责小说作家，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1904年创办小说林书店，并着手写作《孽海花》。该书以金雯青、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当时一些官僚和文士的活动，暴露了清末政治的腐败，对维新派抱有幻想。
  李善兰
  李善兰（1811年～1884年），清朝数学家。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少从陈奂治经学，于数学用力尤深，自谓精到处不让西人。咸丰二年（1852年），与英人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合译西方科技著作。10年间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美国罗密士《代微积拾级》18卷、《重学》20卷（附《曲线说》1卷）、《谈天》18卷及《植物学》8卷。咸、同年间，先后入江苏巡抚徐有壬、两江总督曾国藩幕，以精于数学，深得倚重。主要著作都汇集在《则古昔斋算学》，对三角函数与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等题解的研究，皆达到很高水平。其翻译的西方科技书籍将西方近代天文学到植物细胞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传入中国。
  徐寿
  徐寿（1818年～1884年），清朝化学家，江苏无锡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从曾国藩在安庆、江宁创设机器局，并与华蘅芳等试制中国第一艘火轮船“黄鹄”号。后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职，对船、炮、枪弹等多有发明。并建议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书籍，成书数百种。光绪元年（1875年），与西人傅兰雅在上海设立格致书院，进行化学实验的演示。他还参与了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化学材料中西名目录》《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两书的编译工作，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国外化学知识。他是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对化学元素命名法做出过可贵的贡献，并参与筹办大冶铁矿、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及推广机器缫丝技术等。译著有《西艺知新》《化学考质》《化学鉴原》《物体遇热改易说》《汽机发轫》《营阵揭要》《测地绘图》《法律医学》等。
  清朝教育制度的改革
  清代官学制度取自明代或更早，因而也继承了各种陈腐陋习。清中期以后，连原本有几分清新气息的书院也逐步官学化了。于是清廷开始从国子监入手来整顿旧学。清廷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整顿国子监，改变了国子监生员不足、馆舍空设的局面，扩大了国子监的教学规模，使教学得以正常进行。
  从光绪初年起，清廷又努力整顿八旗官学。从同治二年（1863年）起，规定贡生中优生可以参加廷试，并录用为官。这样既扩大了学校内部升贡的途径，改变以往地方学生不愿赴京报考的情形，还保证了国子监生员的来源。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加强了对翰林院庶吉士教育的实学内容。清廷还特别表彰一批以经世致用办学立教的著名教育家。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1904年，清政府迫于形势，拟订了《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清末新的教育制度才算建立。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部分前身是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主修外国语言，后增设有关自然科学科目，并延请外国人担任教习，具中等专科学校性质。
  1898年光绪帝下诏变法，强调要开办京师大学堂，后由梁启超草拟大学堂章程。7月，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2月正式开学，有学生近百人。京师同文馆于1902年正式并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初以“广育人才，讲求实务”为宗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破坏，停办。
  1902年复校，由张百熙任管学大臣，设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又分政、艺两科；速成科分为仕学馆及师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馆。同时办分科大学。1910年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医等8科46门。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1917年，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校长，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学校进行了整顿和革新，设文、理、法3科14个系，并成立了文、理、法3个研究所。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具革新精神和丰富学识的著名学者到校任教，使学校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
  容闳开拓留学教育
  19世纪70年代，容闳向洋务派重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建议：派幼童出国学习。从此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容闳（1828年～1912年），是中国留学美国并获耶鲁大学学位的第一人。他从小就读于澳门的英语学校，19岁赴美留学。容闳早年便立志以开拓教育为救国之道，欲使更多的人能像他一样享受文明教育，因此大学毕业后立即回国，争取实施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廷委派刑部主事陈兰彬及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主持留学教育的一切事宜。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中国连续4年每年派遣幼童30名赴美留学。他们在美国每2人一组住进美国人家中学习外语，然后就近入学，并陆续进入美国各大学开始深造。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还建成了留学事务所的永久办公所。
  后来由于守旧派不断打击、毁谤留学幼童，诬指他们失去爱国心、全盘西化，导致清政府于光绪七年（1881年）六月电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这批幼童尽管回国后遭遇坎坷，但经过艰难曲折的奋斗，多数仍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如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海军元帅蔡廷干、著名工程师詹天佑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石涛
  石涛（1636年～1710年或1718年），清朝画家。本姓朱，名若极，释号原济，一作元济，又号石涛、清湘陈人、大涤子、苦瓜和尚。广西全州人。他出家为僧，性喜漫游，曾屡次游警亭山、黄山、南京等。与弘仁、髡残、八大山人并称“清初四画僧”。曾拜松江名僧旅庵、本月为师，传习佛学。擅画花果兰竹，亦工人物，师法造化，笔意纵横，淋漓洒脱。尤善山水。书法工汉隶，并擅诗文，每画必题。卒于扬州。著有《画语录》。传世名画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淮扬洁秋图》《山水清音图》《梅竹图》《墨荷图》《竹菊石图》等。
  朱耷
  朱耷（1624年～1705年），清朝书画家、诗人。江西南昌人。明亡，深受刺激，由口吃而佯作哑巴。出家为僧，后还俗，又作道士，居南昌青云谱道院。作品多署八大山人。擅画山水、花鸟、竹木，笔墨简括、冷峭、凝练，形象变幻多端，有时夸张脱略，如所画鱼鸟，每以“白眼向人”。画面着墨不多，均生动尽致，无景处也成妙境。所创意境，简练含蓄，豪放中寓温雅，自成独特风格。山水多写残山剩水，意境荒寂，多抒郁愤之气。山水曾学董其昌，书法得力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与原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画僧”。传世作品有《朱耷书画合册》、《上花图》卷、《荷花图》轴、《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
  “扬州八怪”
  “扬州八怪”是指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活跃在扬州地区的8位著名画家，他们是金农、黄慎、郑燮、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和罗聘。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奇奇怪怪，再加上大都个性倔强、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
  金农（1687年～1764年），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人称“八怪之首”。他博学多才，50岁后始作画，终生贫困。他长于花鸟、山水、人物，尤擅墨梅。他的画造型奇古、拙朴，布局考究，构思别出新意，作品有《墨梅图》《月花图》等。他独创一种隶书体，自谓“漆书”，别有意趣。
  八仙图 清 黄慎 绢本
  八仙为我国喜闻乐见的神话人物，其中张果老倒骑毛驴，铁拐李遍走天下，韩湘子捻箫而吹，吕洞宾仗剑天涯等故事为人所乐道。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图人物形神各异，个性突出，传神入化，笔触劲健流畅，顿挫有致。构图上，人物正、侧、立、蹲、躬身各异，错落有致而避免呆板，而每人形姿又符合其个性特征。八仙似欲跃出画端，踏波而去。
  黄慎（1687年～1768年），字恭懋，号瘿瓢，福建宁化人。他幼时家贫，学怀素书法获益匪浅，以草书入画，自创风格；擅长粗笔写意，人物画造诣颇高。作品多以神仙佛道为题材，也有不少反映社会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作品有《醉眠图》《苏武牧羊图》等。
  郑燮（1693年～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因开仓赈济灾民得罪上司，愤然辞官，居扬州卖画为生。他思维特别活跃，颇有创见，诗书画造诣俱高，擅画竹、兰、石。他还创造了一种集真、草、隶、篆于一体的六分半书体，人称“乱石铺街”体。
  李（1686年～1762年），字宗扬，号复堂，江苏兴化人。他从小喜爱绘画，16岁时就有了名气。他曾经作过山东滕州知县。他受徐渭、石涛影响较大，画风粗放，不拘法度，泼墨淋漓，设色清雅，以“水墨融成奇趣”。作品有《秋葵图》《松柏兰石图》等。
  李方膺（1695年～1755年），字虬仲，号晴江，江苏南通人。曾任县令、知府约20年，和金农、郑燮交谊甚笃，善画松、竹、梅、兰，晚年专门画梅自喻。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此幅梅花又一般，并无曲笔要人看。画家不解随时俗，豪气横行列笔端。”他的作品有《游鱼图》、《潇湘风竹图》等。
  汪士慎（1685年～1759年），字近人，号巢林，安徽休宁人。幼时家贫，居扬州卖画为生，安贫乐道，精研艺术，擅画梅。他与金农、高翔、罗聘被时人称四大画梅高手，作品有《墨梅图》等。
  高翔（1688年～1753年），字凤岗，号西唐，扬州人。高翔生活清苦，性格孤傲，一生敬佩石涛，善画山水、花鸟，喜画疏枝梅花，作品有《弹指阁图》等。
  罗聘（1733年～1799年），字循夫，号两峰，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扬州。他是金农的弟子，在“八怪”中，年辈最小，但见识很高，落笔不凡。他终生不仕，以卖画为生，一生潦倒。作品有《鬼趣图》、《醉钟馗图》等。
  “扬州八怪”有相近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他们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有的终生不仕，有的经过科举从政，一度出任小官，却又先后废黜或辞职，终以卖画为生。他们生活比较清苦，深知官场的腐败，形成了蔑视权贵、行为狂放的性格，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他们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画坛上新的局面，为花鸟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扬州八怪”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们的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的束缚，打破了当时僵化的局面，给中国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和哺孕了后来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
  吴昌硕
  吴昌硕（1844年～1927年），清末书画家。名俊卿，一名俊，字昌硕，一作仓石，号缶庐、苦铁，晚号大聋，浙江安吉人。曾任江苏涟水县令，后迁居上海学习绘画。篆刻融合皖、浙诸家，并以秦、汉铄印，封泥及陶瓦文字印，自创一派。工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同治十三年（1874年）后始作画，受任颐启发，兼经篆书、狂草笔意入画。取明清诸写意画家之长，继承并发扬“扬州八怪”画风，绘花卉以豪健，墨画笔致与强烈色彩结合，别具新意。竹石、山水佛像无不精。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吴隐等在杭州西湖孤山创立西泠印社，任社长。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电影艺术传入中国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十一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七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到上海，先后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西班牙商人加伦百克来上海放映电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也开始放映电影。
  中国首次拍摄影片
  1905年7月7日，影片《定军山》开拍。这是中国人首次尝试拍摄影片。影片是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进行拍摄的。该照相馆的主人任景丰是沈阳人，曾在日本学过照相技术。该片邀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参加。这年是谭鑫培的60诞辰。
  《定军山》中谭鑫培扮演黄忠，表演精湛。拍摄时利用日光，是在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广场上进行的。摄影师是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前后拍摄了3天，共成影片3本。
  当时，有一个外国人携带影片、放映机及发电机来到北京，在前门打磨厂租借福寿堂映演。影片内容多为“美人首旋转微笑，或着花衣作蝴蝶舞”以及“黑人吃西瓜”“脚踏赛跑车”等。次年，中国商人林祝三从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等返国，也在打磨厂放映。这是中国人自运外国影片在国内放映的开始。
  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太后70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影片在宫内上映时，放映了3本，发电机就发生炸裂，慈禧认为不吉利，清宫内从此不准放映电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回国时也曾带回放映机一架，并在次年宴请载泽时“演电影自娱”，还令通判何朝桦在旁边作解说员，但演至中途，猝然爆炸，何朝桦等人均被炸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定军山》。这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后，北京城内电影放映就逐渐多起来，如北京西单市场内的文明茶园和大栅栏的庆乐茶园，便开始放映有故事情节的侦探滑稽短片。在香港，大约在光绪三十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1905年）间，第一家电影院比照影画院在中环的云咸街建成。在上海，意大利商人a.雷玛斯经营电影放映，赢利颇丰，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起了一座可容纳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第一家正式修建的电影院。
  此后，电影放映在中国就逐渐遍及南北，深入内地了。电影艺术也进一步为国人所接受而得到发展。
  《申报》的创办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二十三日，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在上海合资创办《申报》。晚清新闻业逐渐发达，各类报刊纷纷发行。其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就是上海《申报》，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性报纸。《申报》开始是用油光纸以铅字排印，隔日出版一张。4个月以后，由于销路逐渐看好，改为日报。当时的办报宗旨是“为闾阎申疾苦，为大局切维图”，编辑和经理也都聘请中国人担任，时事政治、社会新闻、商业信息等等，无所不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申报》主要行销上海，也向各通商口岸发行。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营业额下降，发行不景气，被该报华人经理买办席裕福（子佩）收买，从此，《申报》为中国人所有。到民国初年（1913年），席裕福将《申报》转让给史量才等人。史量才等人接办后，使《申报》成为著名大报。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该报停刊。《申报》的办报形式大都为后来的报纸所继承，《申报》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体的先驱。
  京剧的形成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剧种，吸收了昆剧、汉剧等历史悠久的古老戏曲的艺术精华。
  京城看戏图
  乾隆八十大寿时，四大徽班进京演出祝寿。此图表现当时乾隆看戏的情景。
  1790年发生了一件对京剧形成有关键影响的事——徽班进京。1790年是乾隆80岁生日，用当时的话说，正是皇上的“八十万寿”，北京城自然准备了盛大的庆贺典礼。当时扬州有一个叫江鹤亭的盐商，他原籍安徽。这一年的秋天，他为了讨好皇帝，结识一些达官贵人，就投资组织了一个进京祝贺皇帝生日的戏班，名叫三庆班。这个戏班由当时的著名演员高朗亭率领，是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北京的徽班。三庆班在北京很快取得了成功。紧接着，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等许多徽班相继来到北京。这4个班社在历史上并称“四大徽班”。
  徽班进京是徽班由南方的地方戏曲演变为京剧的第一步，所以，习惯上人们也把徽班进京算作京剧形成的开端。徽班进京对当时北京戏曲活动的繁荣产生了极大影响。徽班进京后，为适应当时北京观众的需要，及时吸收了曾在京都流行的京腔、秦腔、昆曲等剧种的长处，迅速发展起来，并雄踞北京剧坛。以“老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为代表的一批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以皮黄腔为主的京剧诞生。
  不过，严格地说，1790年徽班进京带来的不是真正的京剧。京剧的出现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从徽班演变成京剧，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京剧形成的过程也很复杂。
  京剧形成后得到上自皇室官僚，下到普通百姓的喜爱，很快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