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代十国、两宋、辽、西夏、金的经济与科技文化发展
  农业的发展
  宋代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数量突破了1亿，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北宋农民推广使用了一些新农具，如秧马的发明使用，使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粮食产量有所提高。
  北宋的统一使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政府还提倡江南以及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也从越南引进福建，并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以前有所扩大。两宋时期南方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南宋时水稻已成为第一粮食作物，占城稻的继续推广，使其产量大大提高。江浙地区发展为主要的稻米产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太湖流域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迅速增加。尤其是小麦、棉花、茶叶，已成为南宋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夏、金少数民族国家也对农业相当重视，农业开发效果显著。
  “五大名窑”
  南宋的众多瓷窑中，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官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定窑以烧制白瓷而著称。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印花、绘金花等，既突出了纹饰的立体感，也强调了主题。定窑的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使定窑一开始就呈现出完美的布局形式。器形以日用器皿为主，胎体坚细轻薄，釉色较为丰富，花饰内容富有生活气息。后来定窑成为官窑，其饰花工艺更趋精巧细致，纹样既清晰明快，又典雅富丽，达到鼎盛。
  钧窑坐落于河南禹县，它是首先在釉中引进了铜金属的瓷窑，是宋代众多瓷窑中独树一帜的窑系。钧窑青瓷釉色丰富，其中钧红釉、铜红釉是钧窑彩釉的重要类型，另外有天蓝釉和月白釉两种。钧窑釉色多不透明，为乳浊釉，这正是钧窑不同于其他瓷窑之处。
  汝窑位于今河南宝丰清凉店，属于官窑，烧造仅有20年左右。传世器物属于稀世珍品，因而汝窑有“天下第一窑”的美称。汝窑青瓷釉色呈浅青淡蓝，或如湖水晴空，或如鸭蛋青色，灰而不暗，蓝而不浓，绿而不翠。釉质莹厚滋润，有玉石之感，釉面有不很明显的细小开片，器形仿古，天青色的主色调稳定且变化小，而且釉面多无光泽，体现了汝窑青瓷整体浑厚蕴润的特点。采用支钉支烧也是它的一大特色。汝窑瓷器的胎都很薄，底足多数均向外卷，这也是它的独特之处。
  官窑在今杭州一带，官窑注重器形、釉色，不重纹饰，素面无纹，浅青色中没有明显的开片面，器形端庄大方，富于贵族气派。
  西夏独立制瓷
  西夏的制瓷中心位于首都兴庆（今宁夏灵武县）附近，面向有“塞上江南”美誉的银川平原。制瓷的工艺方式除深受汉族的影响外，还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作坊内有火坑设置以便在室内烘干坯体，这就迥异于中原、南方诸窑的工艺方式。
  灵武窑的装烧瓷器使用匣钵装置，装烧方法中以顶碗覆烧法最为突出，此法烧出的瓷器碗、盘胎壁较薄，器底尤其薄，形成了灵武窑器皿的显著特点。灵武窑的胎质多呈浅黄色，不利于烧制白色瓷器，而西夏人偏又喜欢白色瓷器。因而灵武窑制瓷艺术人吸收中原地区定窑和磁州窑两窑系的技术，即在上釉前对胎体进行处理，还采用磁州窑的另一种剔刻釉的技法，使烧出的瓷器富有装饰效果。
  “瓷都”景德镇
  景德镇是宋代江南地区著名瓷器产地，主要以生产青白瓷而闻名于世。青白瓷，是一种仿玉产品，它是一种釉色介于青与白之间的薄胎瓷器，釉色明澈丽洁，白中泛出一种青绿色或青蓝色；其胎质洁白而坚，轻薄透明。青白瓷在宋以后相继有“隐青”“影青”“映青”“印青”等别称。
  景德镇青白瓷以日用器皿为主，器形也有自己的特点，还辅之以刻花、篦点、篦划和印花装饰，增强了青白瓷的艺术感染力，使青白瓷更加盛行。
  景德镇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它具有优质高岭瓷土、便利的水路交通等，是江南其他瓷窑无法比拟的。因而青白瓷对江南地区影响很大，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等8省近40个县都出现了模仿瓷窑，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体系。青白瓷是江南地区两大瓷系之一，影响之大居宋代6大瓷系的首位。
  造船业
  宋朝每年都要建造大批的船只，通过运河运输物资到东京，供应皇室、官吏和驻军，所以造船业十分兴旺。
  北宋在许多地方设有官办造船场，其中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吉州（治所在今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温州、明州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到了南宋时期，主要统治区域都属于水乡，交通运输多用船只，所以造船业仍继续发展。船只有海船和内河船，主要的造船基地有临安、建康、平江、扬州、湖州、温州、明州、泉州、广州等。这些地方都设有官办造船场，能造大型船只。
  宋代在造船技术上的创新，最值得一提的是水密舱技术与车船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发展。尖底船的发明制造也是当时的一重大成就。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在金明池（北宋皇家园林，位于今开封城外）北普大澳修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宋朝造船的工艺过程由设计到施工都较为严密科学，在建造形式新颖或结构较为复杂的船舶时，都先制作模型，后依比例放大、施工。而西方直到16世纪才出现类似的简单船图。可见宋朝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矿冶业
  宋朝是我国古代矿冶业和冶金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宋代大规模地开采和广泛利用煤炭，在当时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河北、山东、陕西、河东以及徐州等地都是产煤区，煤炭已广泛应用于冶炼和人民日常生活之中。铁矿的开采冶炼也快速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兖州莱芜监和徐州利国监。另外，河北的邢州、磁州也是北宋重要产铁区，其年产量都曾超过50万千克。冶炼业的发展，使铁农具、兵器、日用铁器等制造业也得到相应发展。金银和铜、铅、锡以及其他矿产的开发也令人瞩目。宋代产金州郡有20余处，其中登州、莱州是北宋时期最重要的金矿区，湖南的桂阳监是宋朝最著名的银产地。另外重要矿产品还有水银和朱砂。宋朝的金属冶炼和合金技术、铸造技术以及金属加工技术也都有明显发展。冶铁炉上使用了活门式风扇，生铁炼炉的构筑技术有了提高发展。
  城镇的发展
  宋代，随着市场和交换的发展，城镇进一步繁荣，商业活动迅速发展。北宋时期，东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商业发展最为典型。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东京城内，店铺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东京城内还出现了“瓦子”，里面有“勾栏”、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东京城内一些重要街道形成前所未有的繁华的商业街。南宋时期，有许多大城市，如临安、建康、镇江、平江、泉州、广州、成都等，都日益繁盛。其中临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到南宋末年，临安已发展成为120多万人的大都市，城内买卖兴隆，极其繁华。南宋的农村墟市也发展迅速，仅广州、肇庆府、惠州就有墟市80多处。在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市、镇也大量涌现。宋代的榷场贸易则主要存在于宋与金、宋与西南各族之间，有政府管理，征收榷税。与此同时，辽与金的城市也不断地发展。辽的五京不仅是政治、军事要镇，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其中南京最为繁荣。金灭辽后，五京和中都成为主要的城市和商业中心。在城市商业发展中，出现了商人的行业性组织“行”，有布行、油行、银行等。参加同业的商人叫“行人”，首领一般由大商人兼任，垄断本行商业和控制小商人。金的榷场贸易比较发达，在宋、金边境线上，榷场有几十个，还设有专门为宋、金海上贸易准备的胶西县榷场。榷场税收是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收入。
  折扇的传人
  中国古代的扇子有多种样式，如团扇、掌扇、五明扇、雉尾扇，等等。南齐时有官员开始使用折叠扇，称为“腰扇”，但一直未能在民间流传开来。北宋时，折叠扇再次从朝鲜传入。苏轼诗中曾提到过的“高丽白松扇”就是指从朝鲜传入的扇子。传说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躲避金军的进攻时，曾经随身携带一把折叠扇，用玉雕童子作为扇坠。南宋使用的折叠扇一般用蒸竹做扇骨，扇面用绫罗制成。富贵人家也有用象牙作为扇骨、用金银加以装饰的。南宋时折叠扇的使用已经非常广泛，在临安府就有专门制造销售折叠扇的店铺，其中最著名的是周家折叠扇铺。折扇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开来。
  重商思想的产生
  秦汉以来，抑商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学说中惯常把民分为士、农、工、商4种，“商”被排在最后，商业不仅得不到统治者鼓励，反而受种种政策法令的抑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愈趋繁荣，宋代商人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商业发展十分迅速。国家通过禁榷和商税所得的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高比例。因此国家必须与商贾合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把垄断利润的一部分让给商人，把某些不适合官僚机器直接经营的环节交给商人经营，这样既可以适应多变的社会环境，又能使禁榷机构、人员得到精简，禁榷实际收入也将成倍增加。宋朝在制定新的盐、酒、茶立法时，往往召集商人讨论，注意照顾商人利益，就是贯彻了“官商分利”的原则。随着商业的发展，作为国家财政支柱的禁榷收入愈来愈依赖于商人的合作。作为一个有较大贡献的社会阶层，官方对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朝廷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以保护商人合法经营与获利，并允许商人子弟品行才能出众者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前所未有的。宋代的这种重商思想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海外贸易
  两宋时期，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鼓励和支持的政策，不仅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宋朝的海外贸易东到朝鲜、日本，南到南海各国，西到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宋朝还同亚、非地区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海船直接到达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与宋朝海路通商的还包括以前尚未建立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和地区，既发展了经济，又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在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宋朝增加的重要的外贸港口有泉州、广州、明州、杭州、温州等。广州是最大的海港城市。两宋政府在这些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朝在海外贸易中以输出瓷器和丝织品为主，而某些商品的大量进口，对国内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国内商业的发展，使市场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多彩。两宋时期海外贸易收入，在财政上占有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宋朝正是通过对海外贸易进行抽税，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
  沈括
  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每年给辽国送大量银绢，以此来维持与辽国边境的稳定局面，但是辽国欺负宋朝软弱，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1075年，辽国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重新划定边界。
  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在谈判的几天之中，双方争论不休，没有任何结果。萧禧一口咬定说黄嵬山（在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15千米地方应该属于辽国。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对那里的地理不了解，明知萧禧提出的要求没有道理，也没法反驳他。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和萧禧谈判。
  沈括像
  沈括（1031年～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沈括自幼勤奋好学，14岁就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少年时代的沈括随其父沈周四处宦游，增长了许多见识。沈括12岁时，沈周在泉州为他延请老师，对他进行专门辅导。18岁时，沈括在南京学习医药学，并产生浓厚的兴趣。1051年，沈周在杭州去世。沈括守孝3年期满，以父荫做了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开始步入仕途。以后历任东海、宁国、宛丘等县县令。
  治平元年（1064年），沈括考中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066年），沈括入京，任职昭文馆编校，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熙宁五年（1072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职掌观测天象。这段时间，他修订新历，创制天文仪器。
  沈括入仕后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支持者，是变法的骨干。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对地理也十分精通。他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查清楚了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随后向宋神宗做了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后来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萧禧才没有话说。
  宋神宗又派沈括到上京（辽国的京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出使。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把资料背熟。到了上京，辽国派宰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边界。对于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都对答如流，有凭有据。
  辽国官员见无法说服沈括，又怕闹僵了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沈括带着随员从辽国回来的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调查了当地的风俗人情。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献给宋神宗。宋神宗赞扬沈括办事得力，拜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十分重视地形勘察，为宋朝边境减少摩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今河南定县）去巡视。他假借打猎的名义，花了20多天的时间，详细考察了定州边境的地形，还用木屑和融化的蜡捏制成一个立体模型。回到定州后，沈括让木工用木板根据他制成的模型，雕刻出木制的模型，献给宋神宗。
  宋神宗对沈括画的地图和制作的地图模型很感兴趣。第二年，就叫沈括做全国地图的编制工作。12年后，沈括终于完成了当时最准确的一本全国地图—《天下郡国图》。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成就突出，而且是个研究兴趣非常广泛的科学家。他曾经为了确定北极星的位置，一连3个月在夜里用浑天仪观察，终于计算出北极星的确切位置。
  沈括晚年时，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闲居。在那里，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都记载下来，写成了一本笔记体著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共26卷，分为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个门类共609条，内容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地质、物理、生物、医学和药学、军事、文学、史学、考古及音乐等诸多学科。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重要文献、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杰出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天文历法方面。作者改造了浑仪、浮漏、圭表等天文仪器，并利用改进的仪器，连续观测3个月，绘制星图200余幅，得出了极星离天极3°有余的结论；利用改进后的浮漏，进行10余年的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的结论。另外，书中还记载了作者首创的“十二气历”。
  在数学方面。记载了作者首创的隙积术和绘圆术，开辟了我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
  在地质地理方面。记有浙江雁荡山的地貌特征，并指出是流水侵蚀作用造成的；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的山崖间发现蚌壳之化石，从而推断出华北平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
  在物理学方面。记有指南针发明和应用以及地球磁偏角的发现等重要事件；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还记述有演示月亮盈亏的模拟实验以及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等。
  在化学方面。记载有利用钢铁离子置换反应；记载有湿法冶铜方法“胆铜法”，以及灌钢法和冷锻铁甲法。
  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还论述了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也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和功效等。
  沈括是一位学识渊博和成就卓越的自然科学家。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称赞沈括说：“沈括这样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也认为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而《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指南针、罗盘
  大约在10世纪，中国人已掌握磁针导航技术。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出入于各大洲的中国海外贸易船便开始使用指南针，在阴晦的日子里导航。中国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最初是用水浮法，到了北宋中期使用的是缕悬法指南针。中国的这种先进的导航技术，迅速被阿拉伯、波斯等国家学习、传播。使用磁针导航，航海者可以根据针的变化轨迹，绘制实用的航海地图，大大提高了远洋航行中的安全系数和船只的续航能力。因此，航海罗盘的出现，便具有了重大的经济价值，它能使船只不分昼夜阴晴，遵循一定的线路，如期到达目的地。中国发明的航海罗盘指引着欧洲的船只去环航全球，从而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火药西传
  火药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公元8世纪～9世纪（唐朝中后期），中国医药和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帝国（唐代称大食）。那时，制造火药的药料硝石也同时传去了，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波斯人则称之为“中国盐”。从12世纪开始，火药的制造方法由南宋经海路传入阿拉伯。13世纪中叶，拔都在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建都，建立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诸国。在这期间，契丹文化、蒙古文化渗入了俄罗斯南部的钦察草原。铁火罐内储火药的新式武器通过蒙古人从陆路传入俄罗斯，并随着蒙古西征，从陆路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13世纪末，制造火药和火药武器的方法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突火枪
  南宋时，火药性能提高，火药武器的制作也日趋精良。战场上开始出现类似近代枪炮的火药兵器，突火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突火枪其实是用16层纸卷成约2尺长的筒，内装火药、铁渣、磁末等物，再绑在长矛前端，临阵先点燃烧杀敌人，喷完火后再用矛格斗。1259年发明的突火枪在此思路上进一步发展，它用良竹为筒，能发射出“子窠”，即弹丸，这种弹丸已具备后世子弹的雏形，发射时声响如炮，远近皆闻。突火枪的出现，说明火药兵器已发展成为能发射弹丸杀伤敌人的管形射击火器。尽管当时的突火枪还未使用金属发射管，但发射原理却是后世步枪、火炮的理论先导，不能不说是世界武器制造史上的划时代进步。
  火箭
  火药发明后，北宋时期就开始大量生产火药并用其来制造火器，主要有弓火药箭、弩火药箭、霹雳炮。南宋时期，产生了最早的军用火箭。它是一种依靠自身向后喷射火药燃气的反作用力飞向目标的兵器。以火药筒作发动机，以箭杆作箭身，用翎和箭尾上的配重铁块稳定飞行方向。其构造虽简单，但组成部分却很完整，是现代火箭的雏形。火箭的火药筒用多层油纸、麻布等做成，筒内装满火药，前端封死，后端留有小孔，从中引出火线，这与现代火箭制造原理十分相似。火箭的战斗部一般用的是箭头，或者用刀、矛、剑来代替，有的可射穿铠甲，射程可达500步（约775米），有时会在箭头上涂毒来增强杀伤效果。随着火箭武器杀伤威力的不断推进，火箭技术迅速提高，发展成种类繁多的火箭武器，并被广泛应用于军事，被称为“军中利器”。宋代火箭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古代战争提供了先进武器，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项特殊贡献。
  活字印刷术
  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世界上第一套活字印刷系统。据《梦溪笔谈》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字的厚度薄如铁钱，每字一印，用火焙烧使之坚硬而成活字。排版时，先在铁板上放置松脂、蜡和纸灰，铁框排满活字后，用竹条楔入塞紧，放在火上加热至药熔掉，用一块平板按压字的表面，使整版字平如砥，最后在字表上面压一张纸，即可印刷。
  活字印刷的优点主要是减少反复雕刻字模的过程。用泥活字印刷可印刷许多书籍而不会磨损字模，从而大大提高印刷效益。后代的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均由泥活字发展而来。
  毕昇发明泥活字比德国谷腾堡发明铅活字早了400多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一次印刷史上的技术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
  毕昇雕像
  《营造法式》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李诫奉敕编修的《营造法式》，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编成，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颁发。
  《营造法式》是一本建筑设计规范和手册，全书可分为5个主要部分，共34卷。若按照文章规定的模数制，既简化了建筑设计手续，又能提高房屋施工的速度进程。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清朝，设计模数制应用于预制装备化施工，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
  另外，在雕刻、彩画及构件的艺术加工上注意与建筑构造密切相合，采用几何的方法求得梁、柱、斗、椽头等轮廓曲线，无论在装饰部位、采用材料，还是在加工方法上都能按照建筑装饰与结构统一的原则，成为中国建筑的另一个特征。
  《营造法式》是宋代建造方法的经验总结，不仅保留了唐代建筑的遗迹，还体现了后期建筑的萌芽，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著作，是研究8世纪以后中国建筑发展史的重要典籍。
  苏颂
  苏颂（1020年～1101年），北宋科学家，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寓丹阳，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第。历宿州观察推官，知江宁县、南京留守推官，累迁集贤校理。英宗时，迁度支判官。元祐中，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为相务在使百官遵职，杜绝侥幸之原，疆场之臣勿邀功生事，巍然独立。绍圣四年（1097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徽宗立，进太子太保，封赵郡公。他学问广博，经史、天文、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其文“多清丽雅赡，卓然可为典则”。
  《洗冤集录》
  世界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法医学专书。南宋宋慈著，全书5卷。1247年成书，颁行全国。作者博采治狱之书以及官府历年所公布的条例和格目加以订正、补充。吸取民间医药知识与官府刑狱检验经验，将全书分为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以及其他伤死等53项。该书成为办案官吏检验的指南，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该书曾被译成荷兰、英、法、德等国文字。以此为蓝本的《无冤录》（元代王与著）也被译成朝鲜文和日文，对法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自幼酷爱史学，“嗜之不厌”。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交往密切的好朋友，后来王安石主张改革，司马光不赞同，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
  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后，提出的一件件改革措施，司马光全都反对。
  原来，司马光很喜欢研究历史，他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繁杂无序，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之时，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宋英宗觉得这是本对巩固王朝很有好处的书，十分赞赏这项工作，就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稿子献给宋神宗。宋神宗不欣赏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了司马光，让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资治”就是能帮助皇帝治天下的意思）。
  司马光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著作。《资治通鉴》是中国最著名的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其中《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的，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依据他们的才能分为5类：第一类是创业之君，比如汉高祖、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第二类是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第三类是中兴之帝，如汉宣帝；第四类是陵夷之君，如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第五类是乱亡之君，如陈后主、隋炀帝。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鉴戒。
  书院盛行
  书院本是唐代官方藏书、校书场所的名称。从五代后期起，学者多选择名山胜地构筑书院，书院成为研究学术和聚徒讲授的场所。宋初，书院兴盛，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书院是著名的四大书院，与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茅山（又称金山书院，今江苏句容的茅山）、华林（今江西奉新县华林山）、雷塘（又名雷湖书院，位于江西安义）书院，合称八大书院。这些书院代表了宋初书院的最高水准，并在宋初教育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书院多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一的体制。强调自学，注重师生共同研习学问。教学内容主要是科举之学，四书五经是学生的必修课目，同时书院也注重学生道德伦理方面的培养和理学“理、性”方面学问的研究。书院的“洞主”“山长”都是书院的行政领导，又兼书院的主讲教授。宋代书院作为相对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弥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不足，丰富了教学经验及办学形式，对中国教育教学体系影响深远。
  理学的形成
  理学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官方思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哲学体系，又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到较完备阶段的产物。
  宋代的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它以儒学为中心，融会佛道而形成。这种思想以“理”或“天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根本原则，所以称为理学。它又以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以明道为目标，继承古代的道统，所以称道学。宋代理学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即所谓程朱理学。
  朱熹行书墨迹
  程朱理学是从周敦颐开始的。周敦颐提出了“太极”的概念，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体。他引用了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了理学的宇宙论。程颢和程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是理学的奠基人，他们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二程的思想直接继承了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吸收了他的《太极图说》中的宇宙生成图式，并发展了他的“太极”说，提出“理”作为宇宙的本体，从而为理学建立了体系。后经朱熹进一步完善，遂成了封建社会官方的正统哲学，并统治元、明、清思想界长达数百年之久。
  二程理学体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并把它作为宇宙的本源，说它是先于一切事物而存在的，一切都是理产生的。二程用理来解释一切，认为封建伦理道德如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都是天理的体现。二程进一步要求去掉欲求。有人曾问程颐，家贫的寡妇是否可以再嫁。他认为饿死是小事，失节可就是大事了。这就是“去人欲，明天理”的主张。
  南宋的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他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一生精力用于著书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完成了儒学的复兴，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新儒学体系。他进一步把“气”引入了理学，并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是万物的本体，而气则是金、木、水、火等构成万物的材料。理和气两者相依相存，但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万物的形成依赖于气，气又是理的表现。
  朱熹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他使三纲五常理论化，又在二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观，这成为禁锢人性的封建伦理规范。他创建的一套体系严整的新儒学思想，成为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思想。他是著名教育家，一生讲学不辍，先后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地讲学，培养出了大批儒学弟子。他编著的《四书集注》，后来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理学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话本小说
  在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式样话本小说，小说的题材为烟粉、鬼怪、传奇故事。现存宋代小说话本30余种，话本篇幅都很短小，话本小说从口头文学底本整理演变而来，与传统的讲唱文学有直接关系。传统讲唱文学兴起于唐朝，到了宋代，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市民们对文化娱乐要求日增，就刺激了各种演唱技艺的发展。除歌楼酒馆之外，当时的瓦肆对民众最具吸引力。其中“说话”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宋代的说话艺人班底壮大，还结有书会、“雄辩社”等组织，交流技艺，刊辑话稿。“说话”分为4种：小说、讲史、讲经、合生或说浑话，其中小说和讲史最有影响。宋代的话本小说是成熟的“说话”艺术的一种书面总结，对当时的杂剧、南戏及民间歌舞伎艺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中国戏曲的形成和白话小说的发展都源出于此。
  宋杂剧
  宋代的杂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表演艺术，在散乐中占有首要的地位。北宋的杂剧演出在宫廷、军队、民间勾栏里都很活跃。民间勾栏里的杂剧演出活动尤其频繁，勾栏伎艺人将勾栏杂剧与世俗民情相结合作营业性演出。杂剧与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对戏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北宋时期，教坊演出杂剧，即在队舞演出节次中表演“一场两段”。到南宋时发生了变化，杂剧演出是以两段或者三段的方式进行的。第一段，称艳段，表演寻常熟事；第二段，称正杂剧，表演故事内容比较复杂的事；第三段，称散段，也称“杂扮”。宋杂剧的角色行当，有末泥、副净、副末、旦、贴等。杂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舞台表演艺术在宋代已经发展成熟，它吸收并融合说唱、歌舞的艺术成就，为南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柳永
  北宋词人，字耆卿，初名三变。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为人放荡不羁，流连歌楼舞榭，为当时士人不屑。曾应试，仁宗批曰：“且去填词”，故自谑“奉旨填词柳三变”。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使词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代表作品有《雨霖铃》《八声甘州》，“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人所皆知的名句。著有《乐章集》。
  范仲淹
  宋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真宗朝进士。庆历三年（1043年），授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改革，力图革新，因守旧派阻挠而未果。次年罢政，自请外任，历任邓州、杭州、青州知州。后死于赴颍州任上的途中，卒谥文正。散文、诗、词均有名篇传世。其散文多富有政治内容，《岳阳楼记》通过写景以抒情，又转而言志，颇具匠心。最后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作者积极有为的抱负与忧国忧民的思想，为千古名篇。其词存世不多，仅3首比较完整，但意境宏阔，气象雄奇，以反映边塞风光和征战劳苦见长，突破了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以《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苏幕遮·碧云天》为代表。有《范文正公集》。
  欧阳修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卒谥文忠，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诗、文两方面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歌、散文、词等各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中以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提出文道并重的观点，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欧阳修对赋的发展也有开拓意义，著名的《秋声赋》把无形的秋声作了形象的描绘，突出了作者内心对秋天衰飒气氛的敏感和悲哀。欧阳修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学批评观点，如提出诗“穷者而后工”，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欧阳修还擅长写词，风格婉丽，代表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等。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一大批文学家，开创了一代文风。著作有《欧阳文忠公全集》。
  文豪苏轼
  1037年农历一月八日，四川眉山一个清寒的人家里，传出了几声清脆的啼哭声，又一个崭新的生命诞生了。已经28岁的苏洵大喜过望，更让他高兴的是这个孩子生得眉清目秀，体格不凡。苏洵以“夫子登轼而望之”之义为儿子取名为“轼”。苏轼的母亲程氏精通文史，十分注意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在她的悉心培育下，苏轼不负众望，少年时期即通经史，习字作文，下笔千言，一挥而就。22岁时，他和弟弟苏辙高中同榜进士，深得欧阳修赏识。
  枯木怪石图 北宋 苏轼
  苏轼在绘画上倡导“士大夫画”，主张“画以适吾意”。此图以旋转笔锋绘一怪石，几簇焦墨细竹，右侧一枯之木，情境怪异。
  3年后，守母制毕，父子3人再上京城。此时，他父亲因自27岁后发愤读书，刻苦励志，为当时名流所重，免试任编纂礼书。“三苏”之名，震动京师。3年后，苏洵在任上病故，苏轼兄弟扶南归，又守制3年。这时苏轼已经年近30岁，然而，他仍然胸怀壮志，“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依然在心里激荡澎湃。但这3年中，朝政发生了变化，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新法。由于新法实施过程中的确存在若干问题，苏轼对新法本来就不十分赞成，所以他上书指出新法中的一些弊病，不料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知道自己的政见不被采纳后，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苏轼只得请求出调为地方官。据记载，这段时间，苏轼历任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等地知州。苏轼每到一处，都能励精图治，兴利除弊，为当地百姓做出贡献，自然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景仰，和改革派也暂时相安无事。可是时局变幻莫测，苏轼又耿直敢言，所以无论是变法的新党还是守旧的老党，都不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们吹毛求疵，在苏轼诗集中找一些稍露棱角的句子作为借口，一次又一次地将苏轼逼到悬崖的边缘。
  经过“乌台诗案”和其他几次陷害后，苏轼对政治清明的信心已经丧失殆尽。绍圣四年（1907年），因为又一次无中生有的中伤，当权者余恨未解，将刚在惠州安顿好的苏轼转谪到海南。
  因为这时苏轼已年近60岁，他自己也说：“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伤心之余，他只得把安顿下来的家属留在惠州，独自带着幼子苏过漂洋过海。全家人都预感这次是生死之别，他们静静地听苏轼吩咐后事，默默地看着那一叶小舟消失在巨浪滔天的茫茫海天之际。“生人作死别，恨恨哪可论！”
  命运并不因为苏轼的天纵文才和勤政为民而对他青睐有加，流放到海南7年后，苏轼才得到一纸赦令，踏上了北归旅程。然而，他没有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幸运。多年的磨难和旅途的劳累，消磨了苏轼全部的生命和精力，他艰难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101年7月28日，他在友人代为借租的一所房子里溘然长逝。苏轼与世长辞，朝野俱痛，几百太学生自发到佛舍祭奠他，为这样一代文人之厄叹惋哀悼。
  南宋的爱国诗人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词人。他“读书万卷眼欲枯”，诗名早成，继承了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中洋溢着轩昂豪壮之气，向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报国立功的生活。好读兵书，又习剑法，体现了他的报国理想与英雄气概。他的诗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抒发了慷慨悲壮的爱国激情，成为南宋爱国诗人的杰出代表。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南宋爱国词人。他的词风格多样，不单写爱国情怀，也表现日常生活和自然风光。既有豪放之词，又有温婉之语。在他的影响下，陈亮、刘过，还有稍后的刘辰翁等，也写了一些感慨国事、笔力雄健、风格豪放的词作，文学史上称之为辛派词人，从而在南宋中叶后形成了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派。辛词派是以抒写爱国热情为主旋律、具有慷慨豪放的风格特色的一大词派，它产生于南宋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词作中反映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辛词派的创作倾向和灵魂。辛派词慷慨豪放而又悲壮沉郁的艺术风格，使宋词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南宋文坛上，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一样，是标志时代最高成就的旗帜。辛弃疾引领的豪放词派，主宰了南宋前期的词坛；陆游以其诗歌的卓越思想艺术成就，将我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两人在同时代和后代诗人中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李清照
  南宋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侵中原，流寓南方，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所作词，前期多写少女少妇的闲适生活，格调明快，语言清新婉丽；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词人擅用白描，刻画深刻。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代表作有《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并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是为人传诵的名句。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唐宋八大家
  指唐宋两代8位散文作家，即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明初朱右把这8大家的作品编为《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纂《文编》，只取这8位散文家的文章。后来茅坤选辑他们的作品，取名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名称由此流传至今。唐宋八大家是主持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提倡散文，反对骈文。韩愈（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唐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被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针砭时弊、逻辑严整、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反对六朝以来绮靡浮艳的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其名篇《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传诵千古。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人。苏洵和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三苏散文各有特色，以苏轼成就最高。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后人称之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文说理透辟、论证严谨且气势逼人、词锋犀利。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郡南丰县人。曾文长于议论，语言质朴，说理曲折尽意，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等。
  “宋四家”
  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而蔡书的艺术成就在当时达到了最高峰。蔡襄，字君漠（1012年～1067年），仙游（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书法师承涉猎较广，遗留下的墨迹中蔡书笔札最优，这些简札有蔡襄温润婉转的独特风貌，在不同的场合随意挥写，每件作品明显不同。他的行楷书受颜体影响较浓，并领悟颜体的笔意，增强气势和虚实相生的效果。虽然不够严谨厚重，但潇洒蕴藉可上追晋人。行草书受“二王”影响很大。蔡襄与其他“三家”的书法，都体现了“用意”的特色，在不同的程度上发挥了各自的个性，以书法体现意境、情趣，对后世影响很大。
  苏轼的书法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等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他擅长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传世书迹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黄庭坚擅行、草书，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痊鹳铭》，笔法以侧险取势，纵横奇崛，字体开张，笔法瘦劲，自成风格。他著名的书迹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虹县诗》《砥柱铭》等。
  米芾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后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
  董源画江南
  董源字叔达，又名董元，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南唐中主李璟时以擅长绘画入宫，担任北苑（即后苑）副使，因此画史上又称他“董北苑”。
  董源的山水画曾得到李璟的垂青。据说李璟年轻时曾在庐山修建别墅，将山泉林园胜景融为一体。他为了能时时看到庐山景致，特地派董源画了一幅《庐山图》。董源将五老奇峰、云烟苍松、泉流怪石和庭院别墅巧妙地绘入一图。李璟观后，称赞不绝，爱不释手，命人挂在卧室里，朝夕对画观赏，犹如长居庐山中。由此可见董源构思的巧妙和写景艺术的高超。
  还有一次，忽然下了一场大雪，铺天盖地，京都呈现出一片银雪的世界。李璟见此雅兴大发，召集群臣登楼摆宴、赏雪赋诗；并招来当时的画坛高手董源、高太冲、周文矩、朱澄、徐承嗣等人。他们各有所长，分工合作，由高太冲画中主像，周文矩画侍臣及乐工侍从，朱澄画楼阁宫殿，董源画雪竹寒林，徐崇嗣画池塘鱼禽。不久一幅栩栩如生的《赏雪图》完成了。董源画的雪竹寒林是这幅画中直接描绘雪冬之景的。他胸有成竹，临阵不慌，放手对景勾画，将积雪压竹、丛林寒瑟的景象传神地描绘出来。这次活动和《赏雪图》被北宋的美术评论家郭若虚记述在他的《图画见闻志》里，遗憾的是该图已经无法见到了。
  洞天山堂图 五代 董源 绢本
  此图主峰堂堂，白云萦绕，树木蓊郁，山路幽深，溪涧似带，山寺隐现。楼观道台掩映于云雾之间，境界清幽，别有洞天，恍若人间仙境。此图笔墨苍劲，景色茂密，云朵以白粉染绘，是一幅杰出的上乘佳作。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着色，景物富丽，有李思训金碧山水的画风。宋代米芾评价董源的山水画说：“董源天真平淡……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叶点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
  董源聪明好学，刻苦自励。他善于吸收隋唐以来的艺术成果和经验。除了山水画外，他还兼工人物、龙水、牛虎等画科。当时有不少权贵之家请董源绘龙水屏风，享誉颇久。《图画见闻志》上说他画牛虎，有“肉肌丰混，毛毳轻浮，具足精神，脱略凡格”之评。董源的人物画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8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的人物画成就之高。
  董源是山水画中江南画派的开山祖师，他融会唐代画家王维的水墨技法和李思训的青绿技法，结合实际景物，发展创造，自成一家。
  张择端绘《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风俗画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张择端字正道，山东诸城人，擅长宫室界画，尤其长于舟车、市肆、桥梁、街衢、城郭。他是一个有极强的写实技巧，并善于处理复杂的生活场景的画家。《清明上河图》是他的代表作。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东京城郊一带的种种活动，从商业、交通、漕运、建筑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角度再现了12世纪我国都市社会的生活面貌，构成了一件内容极为丰富、完整的艺术品，为后人研究宋代绘画和考据宋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件具有综合性价值的形象化资料。
  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张择端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全图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东京郊野的春光：疏林薄雾中，掩映着低矮的草舍瓦屋、小桥流水、老树、扁舟，阡陌纵横，田亩井然，依稀可见农夫在田间耕作。两个脚夫赶着5匹驮炭的毛驴向城门走来。一片柳林里，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第二部分是繁忙的汴河码头：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中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
  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勾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个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则伸头探脑地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的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第三部分是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此外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等各行各业。大的商店门口还扎着“彩楼欢门”，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在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等。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等，形形色色，样样俱全，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整幅画的结构宛如一首乐曲，以轻柔开始，起伏跌宕推向高潮，最后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清明上河图》的出现是北宋人物画长期发展的结果，画家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作了集中的、生动的概括。虽都是寻常的、平凡的琐事，但因为全画的主题色泽鲜明、含义丰富，所以被广泛地予以展开，使得活跃的古代城市生活得到艺术的再现。
  李公麟
  李公麟（1049年～1106年），字伯时，舒城人。他襟怀超脱，文章不失建安风格，书法不乏晋人韵味，能诗善画，尤善于鉴辨古器物，是一位修养高深的艺术家。李公麟的绘画题材尤为广阔，并且博采众长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其创作一般用水墨画在纸上，闲雅文秀，白描上极具功力，常以单纯、洗练、朴素自然的线条来表现物象的形貌神态。李公麟的作品以《五马图》最为典型，此图是纸本水墨画，用线描表现宋哲宗时天驷监中的5匹名马，行笔劲细而略有轻重变化。马尾用淡墨虬曲的细线，丝丝不乱，用笔简洁文秀而不失骏马之神韵。李公麟作画大胆地摒弃色彩，专用白描，形成独立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创造出崭新的白描手法。形成了可与重彩和水墨淋漓的画法相抗衡的传统绘画样式之一，为丰富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做出了重大贡献。
  皇帝书画家宋徽宗赵佶
  赵佶（1082年～1135年）是宋神宗的儿子，即宋徽宗。由于出身皇室，他自幼便有机会饱览群书，大量临摹宫中历代名人的书画真迹，同时又得到名师的精心指点，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勤学苦练，所以年纪轻轻便拥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无论书法、绘画，还是诗，都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宋徽宗在位期间，政治腐败，穷奢极侈。后来，他传位给儿子宋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年），他和钦宗都被金兵俘虏，最后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绘画方面，宋徽宗是工笔画的创始人，尤其擅长画花鸟、山水、人物、楼阁。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吉祥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令人惊叹。
  代表作《芙蓉锦鸡图》所画的锦鸡，飞临于疏落的芙蓉花枝梢上，转颈回顾，翘首望着一对彩蝶翩翩飞舞。画中状物工丽，神情逼真。锦鸡全身羽毛色泽艳丽，曲尽其妙，俱为活笔。
  芙蓉枝叶的俯仰偃斜精妙入微，每一片叶都不相同，各具姿态，而轻重高下的质感耐人寻味。图下几枝菊花斜插而出，增添了构图的错综复杂感，渲染了金秋的气氛。芙蓉斜刺向上，使观者凝神于飞舞的双蝶。用笔精娴熟练，双勾设色细致入微，空间分割自然天成，足以代表北宋宣和年间院体画的最高水平。工笔画的典雅与俗气之分，关键就在于胸怀修养的内涵，运笔的动力节奏感和诗意的构成。宋徽宗的这幅画典雅浓丽，诗情画意，不愧是中国绘画史上院体画的上乘之作。
  芙蓉锦鸡图 北宋 赵佶 绢本
  一枝芙蓉从左侧伸出，长枝冉冉，花朵娇艳，花枝上栖一锦鸡，体态优美，羽色鲜丽，花枝因受重而微微弯垂。右上角两只彩蝶正追逐嬉戏，翩翩起舞。画面生动活泼，形神兼备。尤其是锦鸡受蝴蝶吸引回颈观望的姿态，更是刻画得细致传神，呼之欲出。画幅左下角一丛秋菊迎风而舞，婀娜多姿。整幅画主次分明，疏密相间，一派生机盎然之气。
  宋徽宗独创的花鸟画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宋徽宗的花鸟画，大都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象。他的构思十分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开启了南宋刘松年、李嵩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先声。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技巧。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宋徽宗的花鸟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宋徽宗提倡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创作。他创作时，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的传统特征。
  宋徽宗在位时，曾广泛收集历代文物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让文臣分门别类，着录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了推动和倡导的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张择端、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皇帝如此钟爱书画，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北宋书法、宫廷画在此时发展到极致。
  在书法上，宋徽宗起初学的是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屈铁断金”。特点是笔画瘦细而有弹性，尾钩锐利，运笔迅疾。字形一般呈长形，张弛有度，有一种秀美雅致、舒畅洒脱的感觉，而且通篇法度严谨，一丝不苟。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此后尽管学习这种字体的人很多，但能达到其神韵的却寥若晨星，这足以见证宋徽宗的书法功力。
  宋徽宗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前期的诗词享乐情调十分明显。沦为亡国君之后，触景生情，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