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的对外关系
  日本遣唐使
  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自古就十分密切。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就派使者来朝。唐朝时，两国的文化使者一直互相往来。这一时期，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和迎送唐使的使团至少有19次，有时一次多达500多人。遣唐使团中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学问僧、留学生以及各种文化技术人员。他们横渡茫茫大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各个方面的人士，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当时文化界十分出名，并和李白、王维交情至深。遣唐使学习大唐帝国的先进文化，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建筑、雕刻、音乐、美术和各种生产技术输入日本，对于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玄奘取经
  玄奘的原名叫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是长安大慈恩寺的和尚。他从13岁出家做和尚起，就认真研究佛学。后来他到处拜师学习，很快就精通了佛教经典，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三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玄奘发现原来翻译过来的佛经有很多错误，就决定到天竺去学习佛经。
  公元629年（一说公元627年），当时唐朝还没有实现全国的统一，突厥经常侵扰中原，边塞局势不稳，唐朝政府禁止出国。玄奘上书朝廷要求出国取经被拒绝。这年秋天，长安闹饥荒，朝廷同意僧侣外出就食，玄奘乘机离开长安，来到边塞重镇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都督执行朝廷命令，逼令玄奘返回长安，幸得当地高僧的帮助得以逃避禁令。他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到瓜州时朝廷的通缉令也到了，瓜州州吏为他这种立志求经、勇往直前的精神打动，毅然放他西行。途中他结识了一个西域人，并请他做向导。玄奘越过玉门关不久向导就跑了，他独自一人继续赶路，进入大戈壁。800里的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他迷路了，慌乱中又弄翻了水袋。但他曾经发誓，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便继续西行。几天后，他昏倒在沙漠里，幸而离绿洲不远，他被凉风吹醒，又找到水源，才摆脱困境。出了大沙漠，玄奘经伊吾国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
  高昌王麹文泰也笃信佛教，听说玄奘是大唐来的高僧，十分敬重，请他讲经，还恳切地要他留在高昌。玄奘坚决不肯。麹文泰没法挽留，就给玄奘备好行装，派了25人，带着30匹马护送；还写信给沿路24国的国王，请他们保护玄奘安全过境。
  玄奘带着一行人马，越过雪山冰河，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碎叶城（在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西突厥可汗接待了他们。从那以后，玄奘一路上十分顺利，通过西域各国进入到天竺。
  天竺摩揭陀国有一座古老的叫作那烂陀的大寺院。寺里有个戒贤法师，是天竺有名的大学者。玄奘来到那烂陀寺，跟着戒贤法师学习。5年后，他把那里的经全部学会了。
  摩揭陀国的戒日王是个笃信佛教的国王，他听到玄奘的名声后，便在他的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境内卡瑙季）为玄奘开了一个隆重的讲学聚会。天竺18个国的国王和3000多高僧都参加了。戒日王请玄奘在会上讲经说法，还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18天，大家十分佩服玄奘的精彩演讲，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后，戒日王派人举起玄奘的袈裟，宣布讲学圆满成功。
  玄奘的游历，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公元645年，他带着600多部佛经，回到阔别10多年的长安。他的取经事迹，轰动了长安。在长安西郊，他受到朝野僧侣“空城出观”的热烈欢迎。不久，唐太宗又召见了他，随后下令组织规模宏大的译场，调集高僧协助玄奘翻译佛经。19年中他共译经论74部，1335卷。他的另一贡献是完成了由他口述、门徒辩机记录而成的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玄奘历时19年，跋涉25000千米的西游取经，直接沟通了唐朝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友好关系，至今人们仍认为玄奘是中印友好的象征。
  贸易往来
  唐代的商业经济非常繁荣，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促进了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
  唐代与南海国家的海外贸易尤为频繁。当时由海上来与唐开展贸易的有日本、新罗、天竺、狮子国、波斯、大食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都航海到中国进行贸易，大多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群岛，抵达现今的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分散到岭南的交州、江南的扬州、福建的泉州以及福州、明州、温州等通商口岸。海上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很高。同时，唐对陆上贸易也极为重视，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互市非常关注。通过互市，唐不断加强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往来贸易，曾专设“互市监”来管理互市贸易。内地和西域的富商大贾东来西往非常频繁，丝绸之路也逐渐繁华兴旺。虽然当时唐与突厥、吐谷浑、回纥、党项、吐蕃等各沿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战时和，但贸易活动始终非常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