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的大气象
  杨坚建隋
  北魏崛起后统一了五胡十六国，北周又进一步扩大了北朝的地域，成为南北对峙中北方的最后一个政权。公元581年，北周相国杨坚迫使自己的外孙、9岁的周静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在北周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了隋朝。杨坚积极改革，增强实力，灭掉了南方陈朝政权，结束了东晋以来数百年分裂的局面，统一了南北。
  杨坚生于贵族之家。父亲杨忠是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西魏时因辅佐宇文泰建立政权，受封为12大将军之一；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为随国公。杨坚后来袭父职，他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爱女，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北周宣帝的皇后。宣帝好酒色，常在后宫酗酒，并实施严刑酷法，统治无道，北周政权日趋衰落。宣帝死后，宦官郑译、刘昉假传遗诏，召杨坚进宫，并极力主张让他入宫辅政，杨坚因此总揽军政大权，并逼迫颜之仪交出天子玉玺和兵符。
  隋文帝像
  为防止各地的诸侯王发动兵变，杨坚借口赵王要嫁女儿给突厥，把北周皇室成员召进京都，又让静帝下诏书把威望极高的元老重臣尉迟迥召回京师。尉迟迥统兵数十万，北联突厥，南结陈朝，在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举兵反杨，同杨坚对抗。杨坚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发兵讨伐，尉迟炯兵败自杀。杨坚在重臣李穆、韦孝宽的支持下，不到半年时间，就平定了各方叛乱。公元581年，杨坚自称随王，后经“禅让”代周称帝，因随字不吉利，便改国号为隋，杨坚即是隋文帝。隋朝建立后，文帝采取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改革措施，国力渐渐强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隋初，北方突厥的势力强盛，与隋朝对抗。突厥可汗曾率军南下大举侵隋，隋军损失惨重。后突厥内部发生叛乱，隋才得到短暂安宁。不久突厥内部矛盾更加激化，并分裂为东、西两汗国。文帝利用突厥的分裂进攻突厥，突厥大败，东突厥归附隋朝。隋文帝完成了北方的统一，转而集中兵力于南方。
  文帝积极作伐陈的准备工作，令大将军贺若弼和韩擒虎镇守离陈朝较近的广陵和庐江；大将杨素调集水工大造战船，做渡江的准备。公元587年，文帝灭掉后梁的割据势力，扫除了向陈进军的障碍。公元588年，隋文帝诏告天下，历数陈后主的罪状，以瓦解陈军斗志，为战争做好舆论准备。之后，文帝令儿子杨广率兵50多万兵分8路，南下攻陈。
  陈后主从小生活在宫廷中，根本不知创业和守业的艰难，沉湎于酒色，不理政事。朝中大臣有劝他以国事为重的就被他杀掉。当后主得知隋朝进攻后还不以为然，宣称有王气在陈朝。隋朝首先在长江沿岸对陈军发起全面进攻，陈军毫无抵抗力，隋军乘胜包围建康。
  公元589年初，隋将韩擒虎、贺若弼率军渡江，分两路攻入建康。后主和张贵妃、孔贵妃躲到景阳殿的枯井中，最终还是当了俘虏，陈朝灭亡。自西晋以来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南北又归于统一，全国进入稳定时期。
  隋文帝颁布均田令
  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颁布均田令。隋文帝建国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本年，隋文帝颁布均田令，规定：成年男丁每人受露田80亩，种植五谷，再受永业田20亩；妇女每人受露田40亩，不给永业田；奴婢受田同于常人。永业田不需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要归还国家。此外，亲王以下至都督，都给永业田，由100顷到40亩依身份高下多寡不同。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又规定：京官、外官均给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以减轻国家的负担。一品至五品，每品以50亩为差，多者5顷，少者3顷；六品至九品，以50亩为差，到九品为1顷。各级行政机构可耕种一定数额土地，称为公廨田，收入可作为办公费用，这也可节省国家的行政开支。
  保闾制度
  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制定了保闾制度，以加强政府对于户口的控制，进而扩大税源。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5家为一保，5保为一闾，4闾为一族。设置保长、闾正、族正等职，分级负责检查户口。585年，又下令在全国整顿户籍，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上的资料逐户核对，如有谎报掉队以逃避课役的情况，一经查出，其保长、闾正、族正等都要受到处罚。朝廷鼓励民间互相检举不实的户籍情况。同时，规定自堂兄弟以下都必须分居，另立户籍。这些措施完善了封建的户籍制度，打击了豪强的经济势力，也使国家的赋税大大增加。
  制定《开皇律》
  公元583年，隋文帝命苏威、牛弘等修订制成《开皇律》，新律废除了枭首与车裂等酷刑，只保留律令500条。刑分为五等：死、流、徒、杖、笞。死又分10至50五等；如果违犯“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要从严惩处。并规定只要不是图谋颠覆朝廷，不得株连九族。
  开凿广通渠
  大兴城建成后，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为了解决漕运阻塞问题，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六月，隋文帝杨坚诏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组织水工开凿渠道。宇文恺是隋朝著名的建筑家，主持规划和建设了新都大兴城，之后又营建了东都洛阳等宏伟工程。渠成后，从大兴城东（今陕西西安北）到潼关（今陕西潼关）共300多里长，漕运疏通，交通顺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广通渠”。
  开凿大运河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它始凿于春秋末期（公元前5世纪），后经隋朝（7世纪）和元朝（13世纪）两次大规模扩展，成为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它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
  经隋朝数次开凿形成的南北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它全长1794千米，水面宽50多米，最窄的地方也有30～40米。运河修通后，隋炀帝杨广率领数达几千艘、长达200里的船队，从洛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前往扬州游玩。杨广乘坐的龙舟，高15米，宽17米，长达67米。由此不难看出大运河的规模和通航能力。
  扬州古运河
  扬州古称江都，为隋代大运河的重要一站，隋炀帝未登皇位之前，曾为江都总管。隋代大运河西通关中，北连华北，南连太湖，对于以后隋唐经济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
  南北大运河是由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永济渠以及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其开凿的时间前后不一，计有20多年之久。
  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隋文帝杨坚为了改善漕运，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水自大兴城（即长安）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历时3个月。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下令调集民工，开挖江淮河段，“于扬州开山阳渎”。山阳渎长约300里，疏导了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引淮河水入长江。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调集河南诸郡民工100余万人，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彀、洛水入黄河，又从洛阳东面的板渚引黄河水与汴水合流，然后又分流，折入淮水，直达淮河南岸的山阳。通济渠、山阳渎连接后，淮河南北漕运畅通。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隋炀帝又调集河北诸郡民工100余万人开挖永济渠。这个工程先引沁水入黄河，又自沁水东北开渠，到达临清合屯氏河。主要用途是通舟北巡，所以称之为御河。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冬，隋炀帝下令修江南运河。工程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开始到余杭入钱塘江，全长800余里，河宽10余丈。
  隋朝修筑的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西至长安，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5条大水系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这是一项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
  南北大运河开凿的原因，演义小说都归结为隋炀帝醉心游乐。事实上，主要因为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客观需要。从经济方面来说，当时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人口激增，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而江浙一带“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资源丰富，十分繁华。南北的经济需要交流，水运方面的状况尤其需要改善，漕运南方的粟米丝帛到中原地区来，促进了南北之间的贸易往来。从政治军事方面来说，南方广大地区大小起义始终不断，隋王朝鞭长莫及。为了进一步控制南方，隋王朝也需要修建一条运河来及时运兵，以镇压当地的反隋活动。开凿南北大运河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朝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隋朝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功在当时，利在千秋。大运河自从凿通以后，就成为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运河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汴河铭》说：“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即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在运河两岸，商业都市日益繁荣。自隋唐以后，沿运河两岸如杭州、镇江、扬州、淮安、淮阴、开封等地，都逐渐成为新兴商业都会，这些城市历经宋、元、明、清而不衰，成为繁盛一方的大都市。
  开挖大运河，要穿越复杂的地理环境，从设计施工到管理，都需要解决一系列科学技术上的难题。工程涉及测量、计算、机械、流体力学等多方面的科技知识。这一工程的完成，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赵绰依法办事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许多巩固统治的措施：改革官制兵制；建立科举制度；严办贪官污吏。经过一番整顿治理，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隋文帝又派人修订了刑律，把那些残酷的刑罚都废除了。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隋文帝本人却不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往往一时发怒，便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
  隋文帝的做法，叫大理（管理司法的官署）的官员十分为难。大理少卿赵绰觉得有责任维护刑律公正，常常跟隋文帝顶撞。
  在大理官署里，有一个叫来旷的官员，听说隋文帝对赵绰不满，想迎合隋文帝，就上了一道奏章，说大理衙门执法不严。隋文帝看了奏章，认为来旷说得很中肯，就提升了他的官职。
  来旷自以为皇帝很赏识他的做法，就昧着良心，诬告赵绰徇私舞弊，放了一些不该赦免的犯人。
  隋文帝虽然嫌赵绰办事不合他的心意，但是对来旷的上告，却有点怀疑。他派亲信官员去调查，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隋文帝弄清真相后，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处死来旷。
  隋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赵绰办理，他觉得这一回来旷诬告的是赵绰自己，赵绰一定会同意他的命令。哪知道赵绰还是说：“来旷有罪，但是不该判死罪。”
  隋文帝很不高兴，起身就离朝回内宫去了。
  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面奏。”
  隋文帝信以为真，就让赵绰随他进了内宫。隋文帝问赵绰要奏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管理好下面的官吏，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本不该被判处死，臣却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无事可奏，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
  隋文帝听了赵绰最后几句话，禁不住笑了。在一旁坐着的独孤皇后很赏识赵绰的正直，便让侍从赐给赵绰两杯酒。隋文帝终于同意了赦免来旷，改判革职流放。
  隋炀帝三下江都
  隋文帝吸取了陈后主亡国的教训，比较注意节俭，对那些有贪污奢侈行为的官吏，一律严办，连他的儿子也不例外。他发现太子杨勇讲究排场，生活奢侈，很不高兴，渐渐疏远了杨勇。
  皇子晋王杨广很狡猾，他摸到父亲脾气，平时装得特别朴素老实，骗得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信任，再加上杨素经常在隋文帝面前恭维他，结果，隋文帝把杨勇废了，改立杨广为太子。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才发现杨广是个品质很坏的人。后来，杨广害死了父亲，夺取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隋炀帝。
  隋炀帝当上了皇帝，就开始追求享乐起来。他生性好玩，享乐游玩的方式要经常更换，因此频繁出巡。
  隋炀帝一生中曾经8次巡游，其中4次北游，1次西巡，3次游江都。他在位时，待在京城长安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年。他每次出行都劳民伤财，挥霍无度，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隋炀帝曾镇守过江都，所以对江都一直情有独钟。江都虽然经济并不发达，但地域辽阔，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是个令隋炀帝流连忘返的地方。
  第一次巡游江都时，隋炀帝下令建造了龙舟、楼船等大小船只数千艘。龙舟高15米，宽17米，长70米。龙舟上有4层建筑，最上层是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是用金玉装饰得金碧辉煌的房间，有120间；最下层是内侍宦官居住的地方。还有比隋炀帝乘坐的龙舟规模略小的翔螭舟，专供皇后乘坐。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船只，数不胜数。
  隋炀帝龙舟出行图 清 佚名
  这些船动用拉船的民夫共计8万多人，其中拉漾彩级以上的有9000多人，而仅龙舟就需要1080个身穿华丽服饰的民夫拖曳着前进。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船队绵延200余里，当第一艘船已出发50多天之后，最后一艘船才从洛阳驶出。隋炀帝船队浩浩荡荡、壮观无比，当然花费也很大，仅每天所需食物的数量就极其庞大。隋炀帝要求船队所经过的地方，500里内都必须进献食物。进献食物多的州郡甚至用100辆车来运送。所供食物中，空中飞的，水里游的，陆上走的，无所不有，吃不完的在出发时就扔掉。他还下令营建离宫，从长安到洛阳营建了40多处。公元605年仲夏，隋炀帝从显仁宫出发前往江都游玩，这是他第一次巡游江都。
  如果隋炀帝第一次巡游江都还有出于巩固其政权、加强对南方豪强士族的控制的考虑，那么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则完全是为了玩乐。俗话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自从隋炀帝西巡河右归来后，他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公元611年，隋朝各郡总共增加了24.3万名男丁，新归附的也有64.15万人，人口的增加说明他政策英明、治国有方，这当然是喜事之一。第二件喜事是隋炀帝对全国各地驻军的军械武器进行了一番考察，他看到的都是精美锐利的枪械武器。第三件事是这一年各藩部落酋长都聚集到洛阳，与隋炀帝同乐，显示出当时各民族之间关系和谐，亲如一家。第四件喜事是曾在武力威逼下拒不归顺的琉球也在这一年俯首称臣。这4件喜事令隋炀帝高兴不已，他认为自己这几年励精图治，辛苦劳累了几年没有白费。看到自己的治理成就，他飘飘然了，想好好放松一下，于是便打算第二次巡游江都。为了尽情享乐，他令人在江都营建江都宫等许多宫殿，最有名的当数位于城西北旧观音寺蜀冈东峰的迷楼了。此楼修建得气势恢宏、富丽堂皇，隋炀帝的奢侈腐化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611年，隋炀帝第二次巡游江都。这次游幸，又是大肆挥霍。不仅如此，隋炀帝一行到了江都，还大摆酒席，宴请江淮以南的名士，炫耀豪华，向百姓摆威风。
  公元617年，隋炀帝第三次出游江都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隋王朝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了。可是隋炀帝只顾个人享乐，根本不顾百姓死活。在游江都之前，停泊在江都的几千艘龙舟全被起义军烧毁了。隋炀帝马上下令重新建造，规格比原来的还要豪华富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百姓也已穷困到了极点。
  隋炀帝的船队从宁陵向睢阳开进时，常常搁浅，拉纤的民夫用尽力气，一天也走不了几里路。炀帝十分恼火，下令追查这一段河道是哪个官员负责开凿的。经查问，原来这个河段的负责人是麻叔谋。这时，督造副使令狐达乘机上书告发麻叔谋蒸食婴儿、收受贿金等事。于是，炀帝下令查办麻叔谋，并将当时挖这一段河道的5万名民工统统活埋在河岸两旁。
  隋炀帝到达江都后，更加荒淫无度，每天都与嫔妃美女一起饮酒作乐。此时，他见天下大乱，心中也常常烦躁不安。一天，他照镜子时对萧后说：“我这颗头颅将会葬送谁手呢？”他还准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准备在危急时吃。
  隋炀帝一人出游，几乎是全天下的人民都在为他准备行装、供奉食物。他的游幸，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致百姓没有饭吃，只能剥树皮、挖草根，或者煮土而食，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至此，隋朝江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
  隋王朝土崩瓦解
  隋炀帝穷兵黩武，公元612年～614年三次出兵征伐高句丽都是无功而返，每次动用几百万人，致使田地荒芜，民不聊生。
  河北和山东是隋炀帝进攻高句丽的主要军事基地。这里人民受害最深，加以水旱灾荒的发生，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王薄在长白山起义，揭开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王薄号召农民不要为打高句丽而到辽东送死，各地起义者纷纷响应。公元613年，礼部尚书杨玄感乘炀帝二征高句丽之机起兵反隋。他是隋代两朝重臣杨素的儿子，东征时在黎阳督运粮食，10多万人跟随他攻围东都。隋炀帝极为惊恐，立刻让进攻高句丽的隋军回朝，并派遣隋将率军抗击。王薄、杨玄感相继败死，但反隋局面已经形成。隋炀帝被农民起义吓得坐卧不安，每天晚上心惊肉跳，常在睡梦中大叫有贼，要几个美女像哄小孩那样摇抚才能入睡。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由于各地起义队伍迅速发展，隋炀帝意识到隋王朝危在旦夕，便将注意力放到镇压农民起义上来。隋王朝逐渐加强了对起义军的镇压，但各路起义军经过持久的战斗，壮大了力量，也开始与它对抗，攻陷了很多郡县，消灭了大量的郡兵和府兵。
  在隋王朝集中力量进行镇压的情况下，少数最早的起义军受到挫折。起义军吸取分散作战易于被各个击破的教训，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形成了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与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三大义军。
  瓦岗军的首领翟让原来在东郡衙门里当差，因为得罪了上司，被关进了监牢，还被判了死罪。有个狱吏很同情他，在一天夜里，偷偷地给翟让解下镣铐，把他放了。
  翟让出了监牢，逃到东郡附近的瓦岗寨（今河南滑县东南），召集了一些贫苦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当地一些青年人听到消息后，都来投奔他。这些人中有一个17岁的青年叫徐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很有谋略。
  翟让听从徐世的意见，带领农民军到荥阳一带，打击官府和富商，夺了大批钱粮。附近农民来投奔翟让的越来越多，队伍很快壮大到1万多人。
  这时，有一个叫李密的青年前来投奔翟让，并且帮助他整顿人马。李密对翟让说：“从前刘邦、项羽，也不过是普通老百姓，后来推翻了秦朝。现在皇上昏庸残暴，民怨沸腾，官军大部分又远在辽东。您手下兵精粮足，要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暴君，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接着，两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先攻打荥阳。荥阳太守见事不妙，慌忙向隋炀帝告急。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
  李密请翟让在正面迎击敌人，他自己带了1000人马埋伏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密林里。
  张须陀根本没把翟让放在眼里，莽莽撞撞地指挥人马杀奔过来。翟让抵挡了一阵，假装败退。张须陀紧紧在后面追赶，追了10多里，路越来越窄，树林越来越密，进入了李密布置的埋伏圈。李密见敌军到了，一声令下，埋伏着的瓦岗军将士奋勇杀出，把张须陀的人马团团围住。张须陀左冲右突，没法突围，最后全军覆没。张须陀也被起义军杀死了。
  隋征高句丽
  公元598年二月，高句丽王高元率众万余侵扰辽西，被营州（今辽宁朝阳）总管韦冲击败而走。隋文帝以汉王杨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发水陆兵30万攻击高句丽。又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协调行动。九月，两条线路均无功而还，死者十之八九，隋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高元也害怕隋朝强大的国力，遣使谢罪。隋文帝才罢兵。
  经过这次战斗，李密在瓦岗军里声望提高了。李密不但号令严明，而且生活俭朴，对起义将士也十分关心。日子一久，将士们就渐渐倾向他了。
  后来，翟让觉得自己的才能不如李密，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李密。大家推李密为魏公，兼任起义军元帅。
  瓦岗军在洛口（今河南巩义市东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不久，又乘胜攻下许多郡县，隋朝官吏士兵都纷纷前来投降。瓦岗军一面继续围攻东都，一面发出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历数炀帝的罪恶，号召百姓起来推翻隋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震动了整个中原。
  正当瓦岗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它的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分裂。翟让让位给李密后，翟让手下有些将领很不满意。有人劝翟让把权夺回来，翟让却总是一笑了之。这些话传到李密耳朵里，李密就心生疑虑了，李密的部下也撺掇他把翟让除掉。李密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终于起了杀心。
  有一天，李密请翟让喝酒。在宴会中，李密把翟让的兵士支开后，假意拿出一把好弓给翟让，请他试射。翟让刚拉开弓，李密便暗示埋伏好的刀斧手动手，把翟让杀了。
  从此，瓦岗军开始走向衰弱了。这时，北方由李渊带领的一支反隋军却日益强大起来。
  李渊建唐
  在反隋的割据势力中，李渊父子集团最终扫灭群雄，统一中国。
  李渊出生于关陇一个贵族家庭。其祖父原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刚建国时被追封为唐国公。其父原任北周柱国大将军。李渊生于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幼年丧父，7岁袭唐国公爵。隋灭北周后，李渊先后任身侍卫官、太原刺史等职。
  公元617年，隋炀帝派李渊到太原去当留守（官名），镇压农民起义。但是隋炀帝不信任他，还任命王威和高君雅为太原副留守，以监视李渊。
  公元616年，突厥侵入北部边境，隋炀帝命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合力抵抗。结果战事不利，隋炀帝于是派使者押李渊和王仁恭至江都治罪。李渊一方面托辞不赴江都，故意纵情声色；另一方面加紧策划。
  李渊有4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是个很有胆识的青年，他很喜欢结交朋友。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令刘文静就是李世民非常赏识的一个朋友，他跟李密有亲戚关系。李密参加起义军以后，刘文静受到株连，被革了职，关在晋阳的监牢里。
  李世民得知刘文静坐了牢，急忙赶到监牢里去探望。李世民拉着刘文静的手，一面叙友情，一面请刘文静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刘文静早就知道李世民的心思，他说：“现在杨广远在江都，李密正进攻东都，到处都有人造反，这正是打天下的好时机。我可以帮您招募10万人马，您父亲手下还有几万人。如果用这支力量起兵，不出半年就可以打进长安、取得天下。”
  李世民回到家里，反复想着刘文静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要说服他父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好在这个时候，太原北面的突厥（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可汗向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进攻。李渊派兵抵抗，连连打败仗。李渊怕这件事传到隋炀帝那里，要追究他的责任，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李世民抓住这个机会，就找李渊劝他起兵反隋。李世民对李渊说：“皇上委派父亲到这里来讨伐反叛的人。可是眼下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您能讨伐得了吗？再说，皇上猜忌心很重，就算您立了功，您的处境也将更加危险。唯一的出路，只有起来造反。”
  李渊犹豫了许久，才长叹一声，说：“我思考你说的话，也有些道理，我只是有些拿不定主意。好吧！从现在起，是家破人亡，还是夺取天下，就凭你啦！”
  李渊把刘文静从晋阳监牢里放了出来。刘文静帮助李世民，分头招兵买马。李渊又派人召回正在河东打仗的另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
  要起兵必须扩大兵力，李渊为太原留守，虽握有重兵，但是仍须招募一支自己的队伍。可是公开招募会引起高君雅、王威的注意。恰在此时，马邑人刘武周杀死了马邑太守王仁恭，占据马邑郡，起兵反隋，且自称皇帝，还勾引突厥直驱太原。于是，这为李渊公开募兵提供了借口。
  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托词，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提出自己招募兵丁。高君雅和王威迫于当时的形势，只好同意说：“公地兼亲贵，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于是，李渊命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去招募士兵。不多久，便募兵近万人。这支队伍由李渊、李世民父子私自控制和直接指挥，是晋阳起兵的主力。
  战争壁画
  敦煌莫高窟第12窟唐代的战争壁画。从双方隔河相峙、筑城而战的紧张场面，可看到“城”之于“战”的重要。
  李渊父子大量募兵，毕竟无法完全掩盖其真实的意图，况且其所用将领长孙顺德、刘弘基是为了逃避征辽诏令而逃到太原的，而窦琮也是逃犯。高君雅、王威见此，怀疑李渊有谋反之心，于是就暗中策划利用晋祠祈雨的机会，将李渊父子诱骗来并全部杀死。不料此事被经常出入王、高家的刘文龙得知，于是刘文龙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李渊。因此，李渊决定先发制人。
  公元617年初夏的一天夜里，李渊命令长孙顺德、赵文恪等人带领500壮士，和李世民的精兵一起埋伏于晋阳宫城外，严密封锁。第二天清晨，李渊与高君雅、王威在留守府大厅议事。按照计划，刘文静召鹰扬府司马刘政会入厅，说：“有密状，知人欲反。”李渊故意让王威先看，但是刘政会不给，并说：“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李渊接过密状一看，是控告王、高暗引突厥入侵。王、高正待辩解，刘文静与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将王威、高君雅逮捕入狱。事也凑巧，第二天果然有突厥数万人进攻晋阳，民众以为是王、高所致，于是李渊趁机杀掉高君雅、王威。这标志着李渊父子正式开始晋阳起兵。
  晋阳起兵后，李渊父子的目标就是乘虚入关，直取长安，以号令天下，建立新的王朝。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统治者听说李渊带兵进攻，忙派大将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别领兵数万，在霍邑与河东抵抗李渊大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率军进攻宋老生驻守的霍邑（今山西省霍州市西南），却逢秋雨连绵，无法开战，而且道路泥泞，军粮运输困难。相持数日，眼看军粮将尽，李渊准备退兵，李世民劝阻道：“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之无日。”听了李世民的意见，李渊决定不撤兵。
  八月，连日的阴天终于放晴，李渊遂下令攻城，并由李世民率兵诱敌出城，双方展开决战。李世民身先士卒，奋勇冲锋，“砍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霍邑一战，李渊大获全胜，斩杀了隋将宋老生，攻下了霍邑。随后，李渊率兵进攻河东郡，虽取得初战的胜利，但是隋将屈突通固守河东郡，李渊久攻不下。后根据李世民的建议，李渊留下部分兵力包围和牵制屈突通，自己率主力部队渡过黄河，直取长安。
  同时，李渊在关中地区的家属和亲族也纷纷起兵响应，其中有李世民的胞妹平阳公主、李渊的从弟李神通，李渊的女婿段纶也在蓝田县聚众万余人。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李渊父子一路上采取收揽人心的办法，废除了隋朝的严刑酷法，还开仓济贫。一面收编关中各地的起义军，一面争取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数月中，李渊、李世民的军队已达20万人，并于十月开始围攻长安。
  十一月，长安城破，李渊率军进入长安宫，立年仅13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是为隋恭帝，并改元义宁，遥尊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总揽军政大权，晋封为唐王。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杀死，隋朝灭亡。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定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年号为武德。然后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统一全国
  从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国到公元624年统一全国，共历时7年之久。从晋阳起兵到长安建国，李渊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但是对于建国、镇压各地农民军、消灭地主武装割据，这些任务大部分是由李世民领导完成的。
  李渊建都长安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四周强敌遍布：薛举集团占据兰州、天水一带，并时常进攻关中；李轨集团占据武威一带，亦虎视关中；刘武周则占据马邑，并时常勾结突厥南下威胁晋阳；梁师都占据夏州朔方，在北面威胁着关中地区。因此，消灭四周强敌，完全控制关中、陇西地区（今甘肃省），以关中为根据地，再消灭关东群雄，从而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唐朝统治集团的必然选择。
  统一战争的第一步，就是消灭实力较强且经常进攻关中的薛举父子。薛举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人，家私巨万，交结豪强，雄于边朔。公元617年，薛举自称秦王，封儿子仁杲为齐公。从公元617年底到公元618年春，唐军曾与薛举进行了两次大战。公元618年十一月，薛举再次进攻长安，不料在出兵前暴病而死，遂由其长子薛仁杲率军出征，李世民率兵迎敌。
  秦王破阵乐图 唐
  李世民见敌军来势凶猛，便下令坚守，避其锋芒，伺机出战。两军相持60余日，秦军粮食耗尽，军心浮动；况且薛仁杲有勇无谋、残暴成性，其部下已有多人投降李世民。至此，李世民认为战机成熟，便以少数部队引开秦军，然后亲领主力从秦军背后袭击。秦军溃败，逃往折。于是世民率大军乘胜追击，渡过泾水，围攻折城。至半夜，守城秦军纷纷投降唐军，薛仁杲走投无路，只好于第二天出城投降。
  公元619年，占据河西五郡的大凉皇帝李轨，因内部矛盾重重而使政权分崩离析。户部尚书安修仁与其兄安修贵发动兵变，并俘获李轨，将其押至长安，后处死。
  同年，割据马邑的刘武周勾结突厥，向山西发起进攻。数支唐军先后迎战，均被其打败，镇守太原的李元吉闻风趁黑夜逃回长安。刘武周的先锋宋金刚则乘势打到了河东，“关中大骇”。在这种不利形势下，高祖李渊准备放弃河西，固守关西。此时，秦王李世民审时度势，向李渊说道：“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盗，若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3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于是李渊征调关中全部兵力，由李世民率领由龙门渡过黄河迎战敌军。过黄河后，李世民将大军驻扎在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坚守，与刘武周先锋宋金刚之军队相持。期间，李世民时常离开营阵侦察地形。有一次，世民带领很少的轻骑兵外出侦察敌情。骑兵四散而去，李世民与一名士兵登上一小山丘休息。忽然，敌军从四周包围了山丘，李世民与士兵都没有发觉。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一条蛇追逐一只田鼠，碰到了士兵的脸。士兵惊醒，发现敌军正在包抄上来，于是赶紧叫李世民上马，眼看就要被敌兵追上。李世民十分镇静，他手取大羽箭，张弓便射，一箭就将敌兵的将领射死。敌兵见此，慌忙撤退。
  在相持中，李世民派出精兵切断了宋金刚的粮道。两个月后，宋金刚面对强敌无粮草供应，只好撤退。
  李世民则率领大军趁机追杀，“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回合”。一直追击到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市西南），终于追上宋金刚部队，“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南，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刘武周、宋金刚失败后逃往突厥，均被突厥杀死。公元620年，李世民收复了太原。
  公元620年夏，关东地区原有的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窦建德4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只剩下王世充、窦建德两大集团。在消除了来自于背后和侧面的威胁后，唐高祖李渊诏令李世民东征，直指河南一带的王世充集团。
  王世充本姓支，字行满，西域胡人。王世充集团本来是隋炀帝派来镇压瓦岗军的军事力量。打败瓦岗军李密后，王世充于618年在洛阳自立为帝，国号郑。
  在唐军的猛烈攻击下，王世充原先所属州县的一些官员纷纷降唐。至公元620年底，洛阳城外的王世充所属州县大部分已落入唐军之手，洛阳城处在李世民大军的包围之中。
  洛阳城坚壕深、军备充实，但在唐军的长期围困下，王世充在洛阳孤城中危在旦夕。为了解围，王世充向河北的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是河北、山东一带势力最强的一支起义军的领袖，他出身农民，于公元618年称帝，定国号夏。他的部下认为，唐朝在消灭了王世充以后，必将会进攻窦建德。因此，窦建德率领10万大军前来救援王世充。
  这样，唐军的处境变得极为危险，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退守新安，寻机再战；另一种是进占虎牢关（河南荥阳西北），挡住窦建德前进的道路，然后趁机消灭他，如此一来，洛阳不攻自破。
  李世民采用后一种主张，命屈突通等协助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骑3500余人急奔虎牢关，挡住窦建德的前进道路。
  两军相持三个月。五月一日，李世民渡河，并假装粮草已尽，让士兵牧马于河北以迷惑窦建德，他本人则于当晚返回虎牢关。窦建德果然中计，第二天早晨全军出击，陈兵汜水，长达20里，鸣鼓大喊而进，要与唐军决战。
  李世民胸有成竹，决定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到敌军疲乏后再出击。
  果然，到了中午，窦建德的军队饥饿困乏，互争饮水，席地而坐，已无斗志。李世民看准战机，下令攻击，唐军铁骑直冲向窦建德军队的阵地。窦建德仓促应战，不久其阵势大乱，全线崩溃。唐军追杀30多里，俘获敌军5万多人，窦建德本人中枪，退至牛口渚（今河南荥阳西旧汜水东北）时被俘。
  虎牢之战后，王世充惊惶不已，准备突围南走襄阳，但是部下一致反对，王世充不得不自缚投降。河南、河北尽归唐朝所有。
  同时，割据江淮一带的杜伏威归顺了唐朝。大将李靖平定了长江中游的萧铣。后来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杜伏威的旧部辅公祐分别再次起兵作乱，都被李世民迅速扑灭。公元624年，江南也被唐朝平定。至此，唐朝完全统一了中国。
  初立租庸调
  租庸调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以受田丁民为对象而制定的，公元619年二月，唐朝初定租、庸、调法，实行“有田则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役办法，故简称租庸调制。该制是直接从隋代的租调力役制度沿袭而来，并做了改进，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丁民有减课办法，百姓的租调负担比前代稍有减轻，有一定的变通性，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唐初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
  玄武门之变
  公元621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大胜而归。高祖李渊认为前代官职皆不足以称之，因此特设天策上将一职，位在王公之上。十月，李世民以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李世民的声望、地位和权势日增，令太子李建成受到威胁。于是在王珪和魏徵的建议下，李建成向高祖请求领兵征战。高祖以李建成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之帅，于公元623年率军讨伐刘黑闼、徐圆朗。这是李建成在统一大业中立下的唯一重大战功。
  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由于统一战争的结束而迅速激化，形成明争暗斗之势。
  在朝廷中，最受高祖宠幸的裴寂支持李建成，支持李世民的大臣有萧瑀、陈叔达等。在后宫中，秦王李世民曾得罪过高祖的宠妃张婕妤、尹德妃，于是这些人便常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李建成的好话，说李世民的坏话。如此一来，朝廷和宫中都有人支持李建成，形势对李建成颇为有利。他们之间的斗争终于因为突厥的进攻而演变成流血事件。
  公元626年夏，突厥南下犯边。太子李建成为进一步拉拢李元吉，于是向高祖建议，让齐王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被高祖采纳。这样，李元吉当上了主帅。出发前，李元吉请求高祖调秦王府中的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宏、秦叔宝同他一起出征，并从秦王府挑选精锐士兵以补充李元吉的军队，此举目的在于为杀害秦王作准备。李建成与李元吉密谋，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为李元吉宴别时，安排伏兵，先杀李世民，然后再杀尉迟敬德。李建成对李元吉许诺，即位后立即封他为太弟。有人将李建成与李元吉的密谋报告给李世民，李世民忙与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对策，决定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六月三日，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秘密奏报，说太白星再次出现在秦地，“秦王当有天下”。于是唐高祖询问李世民，李世民趁机向唐高祖告状，指控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淫乱后宫，并且设计谋害自己。高祖听后极为惊讶，决定第二天早朝时进行查问。
  六月四日天还没亮，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等人率领精兵提前埋伏在宫城北面的玄武门，这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上朝时的必经之地。六月四日清晨，唐高祖上朝，裴寂、萧瑀、陈叔达、宇文化及等均已入朝，只等李建成兄弟三人到来。此时，李建成、李元吉已进入玄武门，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发觉情况有些异常，于是立即掉转马头，准备回府。不料此时李世民突然出现，并且在后面呼喊二人，李元吉回身张弓搭箭，射杀李世民，但是连发三箭，都没能射中。李世民的目标是李建成，他一箭就将李建成射死。就在此时，尉迟敬德带着70多名骑兵赶到，朝李建成、李元吉射箭，李元吉坠马后逃入树林中，李世民策马追赶，结果衣服被树枝挂住，也坠马落地。李元吉力气很大，这时跑过来夺取了弓箭要射杀李世民，恰巧尉迟敬德驱马赶到，李元吉慌忙放弃李世民向成德殿逃跑，结果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听说出事了，于是派兵猛攻玄武门。这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人头赶到，东宫与齐王府的将士见主人已死，立即溃散而逃。
  唐高祖对玄武门之事已有所耳闻，于是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宫担任宿卫。唐高祖见尉迟敬德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大吃一惊，便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回答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起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唐高祖这才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于是派人将敕令向众将士宣读，交战双方才放下兵器。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的胜利而结束。
  六月七日，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诏书说：“自今军国庶事，无论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实际上，唐高祖已把国家的全部权力交给了李世民。两个月后，唐高祖下达诏书，让位给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于是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改元贞观，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贞观之治
  李世民登基后，推行“偃武修文”、使百姓安乐的方针，采取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健全法制等政策，努力做到虚怀纳谏、知人善任、以古为镜，取得显著效果，社会上出现兴旺景象。
  唐太宗借鉴了隋灭亡的历史教训，制定了基本顺应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政治措施。唐初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家财政也严重拮据。因此唐太宗首先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尽量避免和减少战争，以减少军费支出，此举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安居垅亩，发展了农业生产。
  亲疏并举、德才兼备的人才政策是唐太宗政治统治的重要保证和基础。当时房玄龄、杜如晦被任用为丞相，二人各自发挥所长，被人称为“房谋杜断”。为了集思广益、纠偏补过，唐太宗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监察和谏官制度：谏官直接参与政事，五品以上的京官在中书内省轮流值夜，以便随时召见，询访外事，讨论政教得失。从而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敬贤纳谏的政治风气。魏徵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诤臣”，他性情耿直，敢于谏诤，据理力争，凡有所谏，多被唐太宗采纳。贞观年间的许多政策的制定都是魏徵参与和策划的。
  科举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和完善，并且最终定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选拔制度，各阶层的优秀人才得以进入政治统治集团，知识分子有了仕进的方便之门。在政治统治中，唐太宗李世民特别重视伦理教化，将其作为巩固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在推行礼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法律的建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令，中国古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就是他授意房玄龄、长孙无忌修订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唐初政治空气开明而清明，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安定。人民获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安心地从事劳动生产，从而创建了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景况，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
  《唐律疏议》颁行
  公元651年，高宗令长孙无忌等撰《永徽律》，分律、令、格、式四种，共500条，分“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12篇。为了统一解释律文，公元652年高宗又令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做解释律文的疏议，共30卷，原名《疏议》，它照录《永徽律》原文，逐条进行注解。由此，《唐律疏议》成为宋、元、明、清各朝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及国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653年十月颁行全国。
  三省六部
  隋文帝即位后，大力革新朝政，废除了北周实行的“六官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内史省（唐朝称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内史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包括仆射）同为宰相，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即尚书省下属的吏、民（唐朝称为户部）、礼、兵、刑、工等六部。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任免，民部主管户口、赋税等，礼部主管礼仪制度，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法律、刑狱，工部主管水陆工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三省分权的制度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司划分明确，提高了行政效能，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唐朝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了隋代的“三省六部制”。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格，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隋唐科举制
  科举制始创于隋朝。隋文帝在位时改革选官制度，废除九品中正制，令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隋炀帝即位后，创立进士科，这标志着科举制的产生。“科举”即分科取士之意。这一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成为以后士人仕进的必由之路。科举制的产生，打破了数百年来世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一般地主子弟甚至贫寒子弟也可以由科举走上仕途。从此，选拔官吏之权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中央政府，从制度方面限制了世家大族把持政治大权，为庶族地主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
  科举制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共6学。地方上设有州学、县学。学生称生徒，成绩优异者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科举一般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
  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秀才等。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义，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却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此很受重视。当时人们还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常举考中以后，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方能授官。吏部的这种考试称为“释褐试”。释褐即脱掉民服、改换官服的意思。
  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100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应考，录取者优先授予官职或提升。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隋唐农业的发展
  隋唐农作物的构成有较大变化，粟、麦、稻是当时的三大粮食作物。随着南方水稻生产的发展，中唐以后，水稻已发展成为第一作物，它的品种增多，种植面积也有所增加，并广泛采取育身移植的栽培方法。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实行稻麦轮作复种制，使水稻产量大大增加。
  农作物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唐代江南水田已普遍实行犁耕，并发明了“曲辕犁”“筒车”等新式农具。它们的使用促进了土地开发，增加了粮食产量。生产耕作的技术也相应提高并不断精细化，反映了我国农业自北向南不断发展的趋势。
  平定东突厥之乱
  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中原战事基本结束，但边境还经常受到外族的侵扰。特别是东突厥，当时还很强大，常常威胁唐朝的边境。当初，唐高祖一心对付隋朝，只好靠妥协的办法，维持和东突厥的友好关系，但东突厥贵族仍旧不断侵扰唐朝边境，使得北方很不安宁。
  唐太宗即位不到20天，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便率领10多万人马，一直打到离长安只有20千米的渭水边。颉利以为唐太宗刚即位，内部不稳，一定无力抵抗，便先派使者进长安城见唐太宗，扬言100万突厥兵马上就到。
  唐长安城
  位于今陕西西安。这段城墙为明代修建，南城墙部分建在唐长安皇城墙基上。
  唐太宗亲自带了房玄龄等6名将领，骑马来到渭水边的桥上，指名要颉利出来对话。
  唐太宗隔着渭水对颉利说：“我们两家已经订立了盟约，几年来还给你们许多金帛，为什么要背信弃义，带兵进犯？”
  颉利觉得理亏，表示愿意讲和。过了两天，双方在便桥上重新订立盟约。接着，颉利就退兵了。从这以后，唐太宗加紧训练将士，每天召集几百名将士在殿前练习弓箭。
  第二年，一场大雪覆盖了北方。东突厥死了不少牲畜，大漠以北发生饥荒。颉利可汗加紧压迫其他部族，引起各部族的反抗。颉利派他的堂兄弟突利去镇压，反被打得大败。
  唐太宗利用这个机会，派出李靖、徐世等4名大将和大军10多万，由李靖统率，分路向突厥攻击。
  李靖很快便攻下定襄，得胜还朝。唐太宗十分高兴，说：“从前汉朝李陵带领5000兵卒，结果被匈奴所俘虏；现在你以3000轻骑深入敌人后方，攻下定襄，威震北方，这是自古以来少有的成功战例啊！”
  颉利逃到阴山以北，担心唐军继续追赶，便派使者到长安求和，还说要亲自前来朝见。唐太宗一面派唐俭到突厥安抚，另一方面又命令李靖带兵前去察看颉利动静。
  李靖领兵来到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与在那里的徐世会师。两个人商量对付颉利的办法。李靖说：“颉利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手下还有很多人马。如果让他逃跑，以后再要追他，就很困难了。我们只要选1万精兵，带20天的粮，跟踪袭击，把颉利捉住，就可以大获全胜了。”徐世表示赞成，两支军队便向阴山进发了。
  颉利得知唐军骑兵来到，慌忙上马逃走。李靖指挥唐军追杀，突厥兵没有主帅，全军溃败。唐军歼灭突厥兵1万多，俘获了大批俘虏和牲畜。颉利东奔西逃，最后被他的部下抓住交给唐军，随后被押送到长安。
  一度很强大的东突厥就这样灭亡了。唐太宗并没有杀死俘虏，同时，在东突厥原址设立了都督府，让突厥贵族担任都督，并由他们管理各部突厥。
  这次胜利，使唐太宗在西北各族中的威信大大提高。这一年，回纥等各族首领一起来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拥护唐太宗为他们的共同首领，尊称他是“天可汗”。
  根据温彦博的提议，唐太宗把投降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至灵州一带，并设6个都督府进行统治。
  吐谷浑是鲜卑的一支，生活在青海一带，经常入侵唐朝的兰州、凉州。公元635年春天，唐太宗派李靖、侯君集进攻吐谷浑。李靖率唐军深入吐谷浑腹地，连续击败其精锐部队，首领伏允兵败自杀，伏允的儿子慕容顺向唐军投降。唐太宗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
  随后，唐太宗又派兵征服高昌、西突厥，天山南路各小国纷纷归附唐朝。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
  对于处理唐与各民族的关系，除了必要的战争手段外，唐太宗更多的是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他曾说：“自古毕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于各少数民族，不管是主动归附的，还是被征服的，唐太宗都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以进行管理。西域各族人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不断来到长安拜见和观光。在这一时期，我国高僧玄奘也通过西域各国去天竺求取佛经。
  安西都护府
  早在西汉时，中央政府就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隋末，汉族麴氏乘乱在高昌建割据政府。贞观以来，高昌王麴文泰有意对抗唐廷。唐太宗曾遣使和谈，但不肯归顺。公元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令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率兵讨伐。唐军至碛口，高昌王麴文泰忧惧死，子智盛立。大军直抵其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下，围城猛攻，智盛出降。公元640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交河故城
  吐鲁番地区现在保存有两座高昌时期的古城，一是高昌城，另一是交河城。交河城位于吐鲁番城西10公里，最早是车师前王廷。从魏晋南北朝到高昌王国，这地区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和高昌王国3个时期。高昌壁的中心在交河城，而高昌王国的中心则转移到高昌故城，交河被设为郡。唐朝平服高昌后，在高昌城设立西州，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由于交河城具有丝绸之路的地理优势，是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所以一直都是西域经济文化发达的著名城市。
  唐蕃和亲
  吐蕃人是藏族的先祖，唐初在青藏高原上生活，并日益壮大起来。大约在公元620年，吐蕃赞普（吐蕃人的首领）松赞干布的父亲统一了西藏各个部落。后来，松赞干布做了赞普，把都城迁到逻些（今拉萨），制定了官制和法律，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渴慕唐风，希望能和大唐和亲。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遣使入唐进贡并请婚。唐太宗没答应，派冯德遐前去抚慰。松赞干布又遣使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也未获准。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再遣大相禄东赞带着5000两黄金，数百件珍宝，去长安求婚。唐太宗向禄东赞仔细询问了吐蕃的情况，答应把美丽多才的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迎接文成公主处，在今拉萨北部。
  传说当时到长安求婚的有5个国家的使臣，唐太宗决定出几道难题，考一考这些使臣，谁回答得正确，就把公主许配给谁的国王。
  唐太宗叫侍从拿出一颗珍珠和一束丝线，对使臣们说：“谁能把丝线穿过珍珠的小孔，就把公主嫁给谁的国王？”这是一颗中间有一个弯弯曲曲小孔的珍珠，叫九曲珍珠。一根软软的丝线怎能从弯弯曲曲的小孔中穿过呢？几位使臣拿着丝线不知怎么办。禄东赞灵机一动，他捉来一只蚂蚁，把丝线拴在蚂蚁的身上，再把蚂蚁放进小孔的一端，然后向小孔内吹气。一会儿，蚂蚁爬出了小孔的另一端，丝线也就在蚂蚁的带动下，穿了过去。
  接着，唐太宗又出了第二道难题。他命令马夫赶来100匹母马和100匹马驹，要求辨认100对马的母子关系。其他使臣束手无策，只有禄东赞想出了办法。禄东赞把母马和马驹分别圈起来，只喂马驹草料，不喂水。过了一天，再把马驹放出来，小马驹渴得厉害，纷纷找自己的妈妈吃奶，就这样，禄东赞辨认出它们的母子关系。
  于是，到了公元641年，唐太宗就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动身进入吐蕃。据《吐蕃王朝世袭明鉴》等书记载，文成公主出嫁队伍非常庞大，唐太宗给的嫁妆非常丰厚。有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360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又有很多烹饪食物，各类饮料，各种花纹图案的锦缎垫被，卜筮经典300种，用以分别善与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治404种病的医方100种，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还带了大量谷物和芫菁种子等入藏。松赞干布于河源迎亲，对唐行子婿之礼，还在逻些专门建筑了一座华丽的王宫，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在这座王宫里，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文成公主进藏，在吐蕃历史上是一件重大事件。文成公主到达吐蕃，不仅带去各种谷物、蔬菜种子，而且带去了工艺品、药材、茶叶及各种书籍。吐蕃过去没有文字，无论什么事都用绳打结，或在木头上刻符号表示。文成公主劝松赞干布设法造字。于是，松赞干布指令吞弥·桑布扎去研究，后来创制出了30个字母及拼音造句的文法。从此吐蕃有了自己的文字。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公元650年，松赞干布不幸英年早逝，只活了33岁。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又活了30年。文成公主受到吐蕃人世世代代的热爱，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
  设置龟兹都督府
  公元658年（显庆三年）正月，龟兹内部纷争，高宗召龟兹王布失毕与其相那利进京，既至，囚那利，遣布失毕回国，龟兹大将拒其王，高宗遣将大破之。布失毕病卒，以其地为龟兹都督，立布失毕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龟兹都督。五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复以旧安西为西州都督，镇高昌故地。
  设置北庭都护府
  公元702年（长安二年）十二月，唐设置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今新疆昌吉州），管辖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区。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西突厥屯兵可汗浮图城，援助高昌，后以城降，唐以此城为庭州。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昆陵都护府废弃。不久，唐为加强天山以南地区的安全，在西州置金山都护府，但很快徙治庭州。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后复置昆陵都护府后，撤销金山都护府，但新任都护统御无方，都护府形同虚设。设北庭都护府，治设庭州，初辖盐、治等16番州。与当时安西大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镇抚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
  平定高句丽
  公元666年，高句丽泉盖苏文死，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男生与弟男建、男产互相攻打，男生兵败，派人向唐政府请求援兵。高宗派李率兵前往救援，同时又命将军庞同善、薛仁贵等共同征讨高句丽。九月，庞同善大破男建的高句丽军，解男生之围。高宗诏授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后李又领军攻克高句丽新城，乘胜领兵追击，一连攻克高句丽16座城池，公元668年攻克高句丽扶余城，扶余川等40余城陆续投降。军队乘胜攻克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内）、平壤城，男建与高句丽王藏同时被俘。十二月，高宗下诏，设安东都护府统辖高句丽之地。
  封渤海郡王
  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后，在平壤城内设置安东都护府，附属于高句丽的大祚荣聚众迁居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后大祚荣又与乞四比羽聚众东迁，唐军将领李楷固率军讨伐，杀死乞四比羽，却被大祚荣击败。此后，大祚荣率众在东牟山筑城自守，自称为振国王，又依附于突厥，势力日益强大。玄宗即位后，对大祚荣继续招抚，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大祚荣专称其国为渤海。渤海按唐建制，使用汉文字，并经常到唐朝贡，请封号，还派学生到京师太学学习。大祚荣于公元719年三月去世，玄宗命其子大武艺袭位。后来，渤海为契丹所灭。
  册封南诏
  唐代，在今云南一带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以乌蛮和白蛮为主。7世纪后期，乌蛮征服洱海一带的白蛮，在那里建立了6个不相统属的政权，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在最南边，又称南诏。
  公元713年，唐玄宗封皮罗阁为台登郡王。公元737年，皮罗阁吞并其他五诏，建立南诏国。公元738年，唐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次年，皮罗阁徙居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市南），定之为国都，建立了南诏政权。从此，确立了与唐的藩属关系。
  女皇武则天
  唐高宗是个懦弱平庸的人，他即位以后，把朝政大事交给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处理。后来，他又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权力欲很强，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公元624年～705年），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她的父亲武士彟原来是一个很有钱的木材商人，隋末时弃商从戎，成了一名府兵制下的鹰扬府队正。李渊起兵反隋，武士彟转而参加了李渊的军队，后来在唐朝廷为官，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武则天9岁时，父亲死去。14岁时，已经近40岁的唐太宗听说她长得很美，便选她入宫，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后来又封为才人。
  武后步辇图 唐 张萱
  唐太宗死了以后，她和一些宫女依旧制被送到感业寺去做尼姑。唐高宗李治当太子时曾与她有暧昧关系，于是让她蓄发入宫侍寝，封为昭仪。但武则天心里还不满足，想进一步夺取皇后的位子，于是武则天千方百计陷害王皇后。
  武则天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天，王皇后来探望，爱抚地摸了摸，逗了逗。王皇后走后，武则天竟狠心地把女儿掐死，用被子盖好。当高宗来看时，她便诬陷是王皇后杀了她的女儿，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唐高宗因此大怒，从此动了废王立武的念头。
  到了公元655年九月，唐高宗不顾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正式提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
  有一天，唐高宗问李：“我打算立武昭仪做皇后，褚遂良他们坚决反对，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李看见高宗废立决心已下，便为武则天说好话，他说：“废立皇后，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一定要得到外人同意呢？”许敬宗也说：“乡民多割10斛麦子，尚且想换个新媳妇，何况天子富有四海，立新皇后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高宗决定，废王皇后为庶人，册封武氏为皇后。
  武则天当皇后以后，很快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参与朝政。她利用高宗与元老重臣之间的矛盾，在短短几年内，就杀了长孙无忌，罢免了20多个反对他的重臣。武则天对拥护她的人全都重用，李义府、许敬宗因而青云直上，当了宰相。到了后来，武则天甚至同高宗一起垂帘听政，当时朝臣并称他们为“二圣”，即称高宗为天皇，武后为天后。甚至高宗一举一动都受她约束。唐高宗很不满，就秘密把大臣上官仪找来，让他起草废武后的诏书。消息传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怒气冲冲地去见唐高宗。她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唐高宗十分害怕，没了主意，就结结巴巴地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这么干的。”武则天立刻命人杀掉上官仪等人。从此大小政事，都由武则天一人定夺。
  唐高宗感到武氏一派的威胁越来越大，担心李家的天下难保，就想趁自己还在世，传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的长子）。但是，武则天竟用毒酒害死了李弘，立次子李贤做太子。不久，又把李贤废为平民，改立三儿子李显为太子，弄得唐高宗束手无策。
  到公元683年十二月，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就是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后来，她容忍不了唐中宗重用韦氏家族的人，又废了唐中宗，立她的四儿子李旦为帝，就是唐睿宗。同时，她不许睿宗干预朝政，一切事务由她自己做主。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七月，武后的亲信法明、怀义和尚等10人献呈《大云经》，内有女主之文，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界，应该做人间主。这一切都是为武则天称帝制造理论根据。九月三日，侍御史傅游艺猜中了武则天的心思，率关中百姓900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武姓。武则天假装不许，但升傅游艺为给事中。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6万余人又请改唐为周，睿宗皇帝亦不得不上表请改武姓。于是武则天在九月九日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十二日，武则天受尊号为圣神皇帝，将睿宗皇帝立为皇嗣，赐姓武，以皇太子为皇太孙。十三日，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洛阳，追尊其父王为始祖父皇帝，平王少子武为睿祖康皇帝，又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氏诸姑姊为长公主。十月，制天下武氏悉免课役。
  武则天掌理朝政期间，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唐帝国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又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对符合她意愿的建议她乐意采纳，反对她的意见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听取，甚至能容忍对她的人身攻击。
  武则天最大的贡献在于改革官制，削弱三省六部制的相权，加强御史台的监督作用；同时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的官僚，使更多的寒族参与政治。她完善了科举制，为表示对选拔人才的重视，她亲自过问，开创了殿试的先例，并且开设武举，由此培养和选拔了一批文臣武将，如狄仁杰、张柬之等。但武则天任用酷吏、制造冤狱并广开告密之风，形成政治上的恐怖。她生活奢侈，支持佛教，大修宫殿、佛寺，并宠信张易之等小人，朝政日益败坏。
  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复位。同年，82岁的武则天病死，她生前曾留下“袱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的遗言，并令人在陵前高高竖起一座无字碑。
  名相狄仁杰
  武则天对那些反对她的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计较门第出身，破格任用。她手下有许多有才能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宰相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今山西太原）人。祖父狄孝绪贞观年间做过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做过夔州长史。狄仁杰在少年时热爱读书。有一次县吏下来询问一桩案情，他周围的人都争着向县吏说出自己的想法，唯独狄仁杰聚精会神地读书，不理不睬。县吏责怪他，狄仁杰说，我正和书中圣贤对话，没有工夫和凡夫俗子搭腔。
  公元676年初，狄仁杰升任为大理丞。大理丞是负责掌管案件审判的官员。当时积压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案件，狄仁杰以卓越的才能，一年内处理了17000余件，件件都处理得公平合理，没有一个喊冤叫屈的。
  唐高宗知道狄仁杰这人不但有胆气，而且有才识，便擢升他为侍御史。侍御史是负责监察弹劾百官的官员。狄仁杰常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与那些有权有势的贪官进行斗争。
  狄仁杰对朝事直谏也很出名。高宗执政时，大将军权善才误砍昭陵柏树，高宗要杀他，狄仁杰认为权善才罪不该死，据理力争。高宗终因理屈，将其改为流放。狄仁杰重民生业，力革弊政，在任宁州刺史时，妥善处理与戎夏的关系，颇受尊敬。在任江南巡抚使时，烧毁祭典之外的祠庙1700余所。武则天执政后，想建造大像，需要费钱数百万，狄仁杰认为此举劳民伤财，便直言进谏，于是武则天免了此役。
  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更加赏识狄仁杰的才干，不断提升他的官职，最后让他当了宰相。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狄仁杰拜相。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卿在汝南（豫州），甚有善政，卿欲知谮者名乎？”狄仁杰回答说：“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武则天被他的宽宏大量所感动，更加重用狄仁杰。
  公元692年，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狄仁杰被捕下狱。狄仁杰为了不被冤死，等待时机，就承认自己谋反。来俊臣还要逼狄仁杰供出另外一些同谋的大臣。狄仁杰怒不可遏，气愤地把头向柱子撞去，血流满地，以至来俊臣不敢再审问。后来，狄仁杰乘看管松懈，偷偷写成一纸冤状，放在棉衣里转给儿子。儿子接到冤状急忙向武则天上报，引起武则天的注意。武则天亲自召来狄仁杰，问他为什么要造反。狄仁杰回答说：“如果不承认造反，我早死在酷刑之下了。”武则天又问他为什么要写谢罪表。狄仁杰说：“没有这样的事。”武则天这才知道是来俊臣阴谋陷害他。
  后来，狄仁杰又恢复了宰相官职。这时，武则天在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为谋求太子地位，在暗地里频繁地活动，曾多次让人劝说武则天立武氏为太子。他们大肆宣扬自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立异姓为太子的。狄仁杰趁武则天还没有拿定主意，便劝她立李氏为太子。他说：“陛下您想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在千秋万岁之后，配食太庙，享受祭祀，承继无穷；如果立侄儿为太子，就没有听说太庙中供姑姑的！”狄仁杰的这些关键的话触动了武则天的心。
  狄仁杰做宰相，善于推举贤才。先后推举的有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均官至公卿，有的后来成为宰相。
  狄仁杰善于用人，能够让他们发挥各自的才能。就是已经归降的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使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如契丹部落的两员大将李楷固和骆务整，骁勇异常，屡次打败唐朝军队，许多唐朝将领死在他们手中。后来，这两个人都来归顺唐朝，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处死它们。最后，武则天接受了狄仁杰的意见，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派他们到边境驻守。这两人驻守边境，尽忠守职，从此边境平安无事。
  狄仁杰晚年的时候，武则天更加敬重他，尊称他为“国老”，而不直接叫他的名字。
  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死。武则天非常悲痛，罢朝三日，追封他为梁国公。以后，每有不能决断的大事，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慨叹地说：“老天为什么要那么早夺走国老呢！”言语中，对狄仁杰充满了无限怀念之情。
  开元盛世
  李隆基（公元685年～762年），为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唐第7代皇帝。他性格果断，仪容英武，且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律。他初被封为楚王，后改封为临淄王。
  李隆基于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和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将韦后之余党消灭，拥其父睿宗即位。因李隆基除韦后有功，唐睿宗李旦立其为太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七月，西方出现彗星，经轩辕入太微至大角，于是，太平公主遣方士向睿宗进言：“彗星是预示当除旧布新之星；彗星一出，帝座也随之变位，这表明太子要为天子了。”他们向睿宗进此言的意思是李隆基将要弑君篡位，让睿宗赶快将其除掉。睿宗故意不理解他们的意图，说：“传位于太子就可避灾，我已经下了决心，传位于他。”
  唐玄宗像
  李隆基知道后，急忙入宫，叩头道：“我功劳微薄，越诸位兄弟成为太子，已经觉得日夜不安了，如父皇让位于我，会使我更加不安。”睿宗说：“我之所以得天下，都是因为你的缘故。现在帝座有灾，传位于你，为的是转祸为福，你怀疑什么？”李隆基仍再三推辞，睿宗说：“你是孝子，为什么非要等我死后在柩前即位呢？”李隆基只好流泪应之。太平公主和其同党也力谏皇帝，认为不可让位，但是睿宗主意已决。于是唐睿宗在七月二十五日诏令正式传位于李隆基。
  八月三日，李隆基（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帝。八月七日，唐玄宗李隆基改元为先天，大赦天下。
  玄宗即位之初就重用贤相姚崇和宋璟励精图治。姚崇讲究实际，宋璟坚持原则，守法则正，二人鼎力辅佐朝政，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玄宗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而且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姚崇提出的抑制权贵、不接受礼品贡献、接受谏诤、不贪边功等建议，玄宗不仅采纳而且严格执行。宋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又敬又怕。
  为改变当时的奢侈之风，玄宗下诏将皇帝服御和金银器玩销毁，重新造成有用的物品，交给国家使用；把珠玉锦绣在殿前焚毁，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准穿锦绣珠玉。在玄宗的倡导下，节俭成了时尚。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玄宗下令严禁建造佛寺道观、铸造佛像、抄写佛经，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并精简僧尼人数，从而扼制了寺院势力。
  开元年间，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改革。
  为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出刺诸王即玄宗解除诸王皇亲国戚的兵权，让他们做外州的刺史并严格限制他们，使他们不能掌握一地的军政大权，从而无法叛乱。而且规定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减少他们和京官接触的机会。对那些功臣，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官职或让他们出任地方官。这就消除了动乱的隐患。
  为强化皇权，玄宗裁减冗官，加强吏治，革新政治。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的现象，玄宗下令免去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撤销、合并闲散司、监10余所，从而精简了官僚机构，节约了开支。同时健全监察机构，严格选拔官吏制度，赏罚严明。玄宗对官员实行严格的考核，在开元四年（公元716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不及格的45人立即被罢免。另外他还鼓励官员外任。
  玄宗比较注意发展经济。开元初年，流民人数巨大，玄宗采取检田括户、抑制兼并的措施，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和土地，安置逃亡人口，将籍外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就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增加了国库收入。其次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当政期间，全国共兴建了56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全唐水利工程总数的20%以上。
  玄宗即位后的一系列改革，使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国力强盛、社会繁荣昌盛，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天下人口786万户、4543万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天下人口841万户，4814万人。唐都长安有人口百万，是著名的国际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代不仅商业发达，而且对外贸易兴旺，往来于唐和波斯、天竺、大食等地的商船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外国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居住在长安。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均在550人以上。气象万千的长安就是开元盛世的最好写照。
  姚崇灭蝗
  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集团、执掌全部大权后，国内仍然是经济凋敝，吏治混乱，困难重重。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玄宗决心首先整顿吏治，任用贤人。先前武则天和韦后为了收买人心，用人不问才干，大量任用官吏，导致官僚机构膨胀。玄宗首先下令严格官员铨选制度、裁汰冗员，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任命官员，消除了人浮于事的现象。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他还起用贤臣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武周和睿宗朝已两次入朝为相，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玄宗召见姚崇，宣布任命姚崇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以为姚崇会大喜过望，但姚崇却沉默不语，也不拜谢龙恩，心中好生奇怪。稍后姚崇才对皇帝说：“臣有建议10项，如果皇上不听或者不实行它，臣斗胆冒死不接受皇上的任命。”玄宗颇感兴趣，便让他说来听听。姚崇逐一说出他的10项要求：实行仁政；不求边功；不要让宦官干政；减少百姓赋税；不要再建造寺庙；以礼法对待大臣等。玄宗听完姚崇的10项建议，郑重承诺愿意实行，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任命他当宰相。姚崇任宰相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朝政治理得焕然一新。
  正当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场特大蝗灾。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是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蝗群落到哪里，哪里的庄稼就被啃得荡然无存。灾情越来越严重，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大。地方官吏向朝廷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传到京城。
  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处理得当，是可以治理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虫完全可以扑灭。
  唐玄宗很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姚崇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将火堆燃起。等飞蝗看到火光飞下来，就集中扑杀；同时在田边掘个大坑，边打边烧。
  各地官民发动起来，用姚崇的办法灭蝗，效果很显著。仅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一个地方就扑灭了蝗虫14万担，灾情缓解了下来。
  可是那时在长安朝廷里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的灭蝗办法过去没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推行，只怕会闯出乱子来。
  唐玄宗见反对的人多，也有点犹豫不定。他又找姚崇来问，姚崇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采取好的扑灭措施，造成严重灾害。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不多，如果今年因为蝗灾而没收获，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那样才危险呢。”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国家安全会受到威胁，就害怕起来，说：“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
  姚崇说：“大臣们不赞成我的办法，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陛下只管交给我来处理。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
  由于姚崇不顾个人安危，只考虑国家的安全、百姓的生活，坚决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
  姚崇一生节俭，衣着朴素，妻子儿女也过着贫寒的生活。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病重，宋璟前往探视，见他家床铺破席，门无布帘，时值刮风下雨，只好将竹席挡雨，深受感动。姚崇死后，家中无钱发丧，后有一个老家人自愿卖身替他办丧事。玄宗听说后，赏赐了他100段布帛、200石粮食。后玄宗偶经他的墓地，见墓地上空无墓碑，感动得泪雨滂沱，命人为他立碑，并亲手书写了碑文，以嘉良臣。
  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20多年中，除了姚崇之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比如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他还愿意采纳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实行了很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
  募兵制
  唐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破坏了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征战频繁，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役，“壮龄应募，华首未归”；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农民大量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下令废除府兵制，代之以“募兵制”。
  募兵制由国家招募壮丁当兵，供给粮食，免征赋役，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募兵制的实行使军费开支暴涨，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
  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长期统领一支军队，使兵将之间有了固定的隶属关系，后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权力日益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掌握一州或数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十国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都和募兵制有极大的关系。
  安禄山叛乱
  唐玄宗在位期间，为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10个军镇（也就是藩镇），这些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的权力很大，不仅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有被调到朝廷当宰相的可能。
  李林甫掌握朝政大权后，不但排挤打击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4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就有著名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等人。李林甫见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就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王忠嗣为此险些丢掉了性命。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在这些胡人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欣赏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经常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许多卑劣的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到军营来赴宴。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割下他们首领的头，献给朝廷报功。
  安禄山画像
  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的手段，逢迎拍马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又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安禄山得到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做了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境内）、平卢两镇及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他秘密扩充兵马，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又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造反。
  没过多久，李林甫病死了，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借着他的外戚地位，继任了宰相。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越闹越僵。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自然不相信他的话。
  公元755年农历十月，安禄山作了周密准备以后，决定发动叛乱。这时，正巧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便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向将士们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即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事出突然，但是谁也不敢对圣旨表示怀疑。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出兵南下。15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时间，道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过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沿路的官员逃的逃，降的降。安禄山叛军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还不相信，认为是有人造谣，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才慌了起来，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满朝官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扬扬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我没说错吧。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10天之内，一定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献上。”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心情才安稳下来。可是，谁知道叛军在短短的时间内便长驱直入，一直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
  马嵬驿兵变
  潼关形势险要，道路狭窄，是京城长安的门户。封常清与驻屯陕州的大将高仙芝一起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玄宗听信监军宦官的诬告，杀死高、封两人，起用病重在家的大将哥舒翰统兵赴潼关。叛将崔乾祐在潼关外屯兵半年，没法攻打进去。
  叛军攻不进潼关，但是关里的唐王朝内部却生起事端。哥舒翰主张在潼关坚守，等待时机；郭子仪、李光弼也从河北前线给唐玄宗上奏章，请求引兵攻打安禄山的老巢范阳，让潼关守军千万不要出关。但是，宰相杨国忠却反对这样做。他在唐玄宗面前说潼关外的叛军已经不堪一击，哥舒翰守在潼关按兵不动，歼灭叛军的时机会丧失掉。年老昏聩的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话，接二连三派使者到潼关，逼哥舒翰带兵出潼关。
  哥舒翰明知出关凶多吉少，但是又不敢违抗皇帝的圣旨，只好痛哭一场，带兵出关。关外的叛将崔乾祐早已做好准备，只等唐军出关。崔乾祐派精兵埋伏在灵宝（在今河南省西部）西面的山谷里。哥舒翰的20万大军一出关，就中了埋伏，20万大军几乎被叛军打得全军覆没。哥舒翰也被俘虏了。
  潼关失守后，关内已无险可守。从潼关到长安之间的一些地方官员和守兵，都纷纷弃城而逃。到了此时，唐玄宗才感到形势危急，他让杨国忠赶紧想办法。杨国忠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大家都失魂落魄，谁也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杨国忠知道留在长安已经没有了生路，就劝玄宗逃到蜀地去。当天晚上，唐玄宗、杨国忠带着杨贵妃和一群皇子皇孙，在将军陈玄礼和禁卫军的护卫下，悄悄地打开宫门，逃出了长安。他们事先派了宦官到沿路各地，让官员准备接待。
  谁知，派出的宦官早已经自顾逃命了。唐玄宗一伙人走了半天也没有人给他们送饭。他们走走停停，第三天到了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市西）。随行的将士疲惫不堪，饥渴难忍。他们认为，这全都是受了奸相杨国忠的拖累，这笔账应该向杨国忠算。
  青羊宫
  唐玄宗避“安史之乱”而入蜀，这是位于蜀地成都的道观。
  这个时候，有20几个忍饥受饿的吐蕃使者拦住杨国忠的马，向杨国忠要粮。杨国忠正忙着应付，周围的兵士便嚷起来：“杨国忠要造反了！”一面嚷，一面向他射起箭来。
  兵士们杀了杨国忠，情绪更加激昂起来，把唐玄宗住的驿馆也包围了。唐玄宗听到外面的吵闹声，问是怎么回事，左右太监告诉他，兵士们已把杨国忠杀了。唐玄宗大惊失色，不得不扶着拐杖，走出驿门，慰劳兵士，要将士们回营休息。
  兵士们哪里肯听唐玄宗的话，照样吵吵嚷嚷。玄宗派高力士找到将军陈玄礼，问兵士们不肯散的原因。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贵妃也不能留下来了。”
  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中，怎知国忠谋反之事呢？”高力士回答说：“贵妃实是无罪，但禁军将士已杀其兄国忠，贵妃伴陪陛下左右，将士心中不安。愿陛下三思，禁军将士安则陛下安。”无奈，唐玄宗只好下了狠心，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出去，用带子勒死了。将士们听到杨贵妃已经被处死，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撤回了军营。
  唐玄宗经过这场兵变打算继续西行，老百姓将他拦住，让他留下来还击安禄山。玄宗便分3000人给太子李亨，令太子击破逆贼，收复长安。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皇帝位，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帝，改元至德。
  草人借箭
  唐玄宗匆忙逃出长安不久，安禄山的叛军便攻进了长安。郭子仪、李光弼得到长安失守的消息，不得不放弃河北，李光弼退守太原，郭子仪回到灵武驻守。原来已经收复的河北郡县又重新被叛军占领。
  叛军在进入潼关之前，安禄山派唐朝的将领令狐潮去攻打雍丘（今河南杞县）。令狐潮原来是雍丘县令，安禄山占领洛阳的时候，令狐潮就投降了他。雍丘附近有个真源县，县令张巡不愿投降，就招募了1000多个壮士，占领了雍丘。令狐潮带了4万叛军来进攻。张巡和雍丘将士坚守60多天，将士们穿戴着盔甲吃饭，负了伤也不下战场，打退了叛军300多次进攻，叛军死伤无数，终于迫使令狐潮不得不退兵。
  令狐潮又集合人马来攻城。张巡组织兵士在城头上射乱箭把叛军逼回去。但是，日子久了，城里的箭射光了。为了这件事，张巡非常心急！
  一天深夜，雍丘城头上一片漆黑，隐隐约约有成百上千个穿着黑衣服的兵士，沿着绳索往墙下爬。这一情况被令狐潮的兵士发现了，报告给了主将。令狐潮断定是张巡派兵偷袭，就命令兵士向城头放箭。直到天色发白，叛军才看清楚，原来城墙上挂的全是草人。
  张巡的兵士们在雍丘城头上高高兴兴地拉起草人。那千把个草人上，密密麻麻插满了箭。兵士们查点了一下，竟有几十万支之多。这样一来，城里的箭就足够用啦！
  又过了几天，与前几天夜里一样，城墙上又出现了“草人”。令狐潮的兵士见了又好气，又好笑，以为张巡又来骗他们的箭了。于是，谁也不去理它。
  哪儿知道这一次城上吊下来的并非是草人，而是张巡派出的500名勇士。这500名勇士乘叛军没有准备，向令狐潮的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令狐潮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几万叛军失去指挥，四处乱奔，一直逃到十几里外，才停了下来。
  令狐潮连连中计，气得咬牙切齿，又增加了兵力攻城。他屯兵在雍丘北面，不断骚扰张巡的粮道。叛军有几万人之多，张巡的兵士不过1000人，但是张巡瞅准机会就出击，总是得胜而回。
  过了一年，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派人向张巡告急，说叛军大将尹子奇带领13万大军要来进攻睢阳。张巡接到告急文书，马上带兵去了睢阳。
  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七月六日，叛军大将尹子奇又起兵数万攻打睢阳。睢阳城被围多日，粮食已吃尽，将士每人每天只能以米一盒，杂以茶纸、树皮而食。张巡令部将南霁云率30骑奋杀突围，求救于临淮。但临淮守将惧怕贼兵，拥兵不救。叛军知道临淮守将不来救援的消息后，围攻更急。茶纸被吃光，便杀战马而食；马亦杀光，又罗雀掘鼠而食；雀鼠也尽，张巡忍痛杀己之爱妾，许远也杀其奴，以供士兵之食；然后尽杀城中妇人食之，继之以男子老弱。当时城中人知必死，无一叛者，最后只剩下400余人。十月九日，叛军攻上城头，守城士卒都因病或因饿无力再战。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36人都被杀害。张巡临死时毫无惧色，大义凛然。
  李泌归山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不久，身边的文武官员只有30人。这个临时建立的朝廷，什么事都没有秩序，一些武将也不太听指挥。肃宗想平定叛乱，非常需要有个能人来帮助他。这时，他想起他当太子时的一个好朋友李泌，就派人从颍阳（今河南省境内）把李泌接到灵武来。
  李泌原是长安人，从小就很聪明，读了不少书。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看到他写的诗文，对他十分器重，称赞他是个“神童”。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曾向玄宗上奏章，想给李泌一个官职。李泌推说自己年轻，不愿做官，玄宗就让他和太子交上了朋友。后来，他看到政局混乱，索性跑到颍阳隐居了起来。
  这一回，唐肃宗来请他，他想到朝廷遭到困难，就到了灵武。唐肃宗看见李泌，高兴得像得到宝贝一样。那时候的临时朝廷，不太讲究礼节。唐肃宗跟李泌就像年轻时候一样，进进出出总在一起，大小事情，全都跟他商量。李泌出的主意，唐肃宗全都听从。
  唐肃宗想封他当宰相，李泌坚辞不受。后来肃宗只好任命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相当于军师）。
  那时候，郭子仪也到了灵武。朝廷要指挥全国的战事，军务十分繁忙。四面八方送来的文书，从早到晚没有一刻的间歇。唐肃宗命令把收到的文书一律要先送给李泌拆看，除非特别紧要的，才直接送给肃宗。宫门的钥匙，由太子李俶和李泌两人掌管。李泌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不能睡安稳。
  第二年春天，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己称帝。这本来是个消灭叛军的好机会，但是肃宗急于回长安，不听李泌的计划，让郭子仪的人马从河东回攻长安，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郭子仪向回纥（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借精兵，集中了15万人马，才把长安攻了下来。接着，又收复了洛阳。叛军头目安庆绪逃到了河北，不久，史思明也被迫投降。
  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肃宗用骏马把李泌接到了长安。
  一天晚上，唐肃宗请李泌喝酒，并且留他在宫里安睡。李泌趁机对肃宗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请让我回家做个闲人吧！”
  唐肃宗说：“我和先生几年来患难与共，现在正想跟您一起享受安乐，怎么您倒要走了呢？”
  无奈李泌一再请求，唐肃宗虽然不愿让李泌离开，最终也只好同意。李泌到了衡山（在今湖南省），在山上造了个屋子，重新过起了隐居生活。
  中兴名将李光弼
  李光弼是契丹人，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父亲李楷洛原本是契丹首领，武则天年间归顺唐朝，被封为左羽林大将军。李光弼从小擅长骑马射箭，为人严肃坚毅，沉着果断，具有雄才大略。早年担任左卫亲府左郎将，后来逐渐晋升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府兵马使，王忠嗣非常赏识他，对他十分优待。
  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大将军郭子仪知道李光弼是一位了不起的将才，就推荐他为河东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兼云中太守。
  李光弼执法严明，言行一致。唐肃宗即位后，李光弼奉命来到灵武，做了户部尚书。当时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政务松弛，侍御史崔众掌握兵权，号令不行，唐肃宗便命李光弼带兵5000至太原，接过了崔众的兵权。
  公元757年，叛将史思明、蔡希德以10万大军围攻太原。当时留守的李光弼军队不足1万人，双方力量相差很大。将士们都主张加固城墙，全力坚守。李光弼认为这是消极防守，应该在防守中积极主动地出击。李光弼动员百姓拆掉房屋做擂石车，叛军靠近则发石攻打。史思明则命令部下建造飞楼，围上帐幕，筑土山接近城墙。李光弼便组织人力挖地道直到土山下，这样，土山便自然倒塌了，然后出其不意派精兵出击。史思明害怕了，留下蔡希德继续攻城，自己先逃走了。李光弼看出叛军力量削弱，军心动摇，便抓住这一时机，组织主力军奋勇出击，史思明军队迅速溃败。
  公元760年，史思明杀了安庆绪，改范阳（今北京西南）为燕京，自称为大燕皇帝。不久，史思明整顿人马准备重新攻打洛阳，唐肃宗加封李光弼为太尉、中书令，命令他去攻打叛军。李光弼到了洛阳，当地官员听说叛军势力强大，都很害怕，主张退守潼关。李光弼权衡了一下，认为这个时候官兵绝不能退，但可以转移到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史思明率兵进入洛阳后，发现是一座空城，只得率军到河阳南面与唐军对峙。
  史思明为了显耀自己兵强马壮，每天把一批批战马牵到河边洗澡。李光弼见状，想出一计。他命令将军中500多匹马集中起来，把小马关在厩里，待史思明放马洗澡之时，把母马赶到城外。母马思念小马，便嘶叫起来，而史思明的马听到马群叫声，立即挣脱缰绳，浮水泅过河来。史思明一下子失去了上千匹好马，气得咬牙切齿，立即纠集几百条战船，前面用一条火船开路，准备把唐军浮桥烧掉。李光弼得到消息，命令士兵准备几百条粗长竹竿，用铁甲裹扎竿头。待叛军的船靠近后，唐军几百条竹竿一齐顶住火船，火船无法靠近，很快便烧沉了。唐军又在浮桥上发射擂石机关炮攻击叛军，叛军死伤无数，仓皇逃窜。不久，李光弼打败了史思明。
  李光弼多次扫平叛乱，战功卓著，后来被晋封为临淮郡王。不久，图像悬挂于凌烟阁，赐铁券、予一子以三品衔。后因受宦官牵制，在洛阳北邙山战败。宦官鱼朝恩和程元振屡次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蓄意加害李光弼，李光弼也一度被撤了帅职。
  后来，史思明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从安禄山发动叛乱，到史朝义失败，中原地区经历了8年的战火浩劫，史称“安史之乱”。
  永贞革新
  唐德宗宠信宦官，贪得无厌的宦官便想尽办法来盘剥百姓，不择手段地掠夺财物。他们设立了“宫市”，派太监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看到他们需要的货物，只付给百姓1/10的价钱，强行购买。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看中了就抢走，叫作“白望”。
  还有一些宦官在长安开设“五坊”。五坊是专门替皇帝调养雕、鹘、鹞、鹰、狗的地方。五坊里当差的太监，叫作五坊小儿。这批人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专门向百姓敲诈勒索。
  那时候，太子李诵住在东宫，由两位官员——王叔文、王伾陪伴读书。太子读书之余，喜欢下棋写字。而王叔文和王伾，一个是个好棋手，一个写得一笔好字，于是他们俩就经常在东宫陪太子读书下棋。
  王叔文是下级官员出身，多少了解一些百姓疾苦。他趁跟太子下棋的机会，向太子反映外面的情况。太子听到宦官借宫市为名在外面胡作非为，大为不满。有一次，几个侍读的官员在东宫议论起这件事，太子气愤地说：“我见到父皇，一定要告知这件事。”
  王叔文说：“我看殿下眼下还是不宜管这些事。如果坏人在皇上面前挑拨离间，说殿下想收买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很难辩白。”
  太子猛然醒悟说：“没有先生提醒，我很难想到这一点。”
  从此，太子对王叔文更加信任。王叔文认为德宗已是暮年，太子接替皇位是迟早的事，就私下替他物色朝廷中有才能的官员，跟他们结交。
  没想到过了一年，太子得了中风病，说不出话来。年老的唐德宗为此事急出病来，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去世，时年64岁。二十六日，太子李诵于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顺宗。
  顺宗即位前，已因中风而不能说话，所以不上朝堂处理国事。
  唐顺宗不能说话，只得靠原来在东宫伴他读书的官员王叔文、王伾来帮他处理朝政。王叔文明白自己力量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大权，只好请一个老资格的官员韦执谊出来做宰相，自己当一名翰林学士，为顺宗起草诏书。他和韦执谊、王伾相互配合，又起用了刘禹锡、柳宗元等一些有才能的官员，这才把朝政大权揽了过来。
  王叔文掌权后，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整顿宦官欺压百姓的坏风气。他替唐顺宗下了一道诏书，免了一些苛捐杂税，统统取缔了宫市、五坊小儿一类欺负百姓的事。这个措施一实行，长安百姓个个拍手称快，一些作恶多端的宦官却气歪了脸。
  王叔文又对财政制度进行了改革，历史上称为“永贞革新”（“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
  王叔文大力度的改革，自然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宦官头子俱文珍认为王叔文的权力过大，便以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
  不出一个月，俱文珍又勾结一批拥护他们的老臣，以顺宗病重不能执政为由，由太子李纯监国。又过了一个月，太子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宪宗。
  顺宗一退位，俱文珍等一批宦官立刻把王叔文、王伾革职，贬谪到外地去。第二年，又处死了王叔文。“永贞革新”不到一年就全盘失败，那些支持王叔文一起改革的官员也受到了牵连。
  会昌废佛
  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较前代更为兴盛。唐太宗、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则天更是到处建造佛像，修建明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数百僧人。宪宗时还举行了声势壮观的迎佛骨活动。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给封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许多平民出家为僧，或成了寺院的寺户和佃户。寺院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不向国家交税，国家财政因此大受影响。为了打击寺院经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废佛活动。朝廷下令，西京留4寺，东京留2寺，地方有34处可以各留1寺；每寺留僧10人。全国其余寺庙全部废除，一共废寺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人，释放奴婢和被寺院奴役的良人共65万，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废佛之后，国家经济大有起色。但不久武宗死，宣宗立，下令恢复被废的佛寺，佛教势力再度兴盛。
  朋党之争
  宦官专权时期，朝廷官员中凡是有反对宦官的，大都受到打击排挤。一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不同的派别。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唐宪宗时，两党政争开始，穆宗时朋党正式形成，历经敬宗朝、文宗朝、武宗朝、宣宗朝，两党此起彼伏，反复较量，持续达半个世纪之久。两党斗争的形式是交替掌权，一党掌权，就积极排挤另一党，把朋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两派官员互相攻击，争吵不休，这样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场政治争斗叫作“朋党之争”。
  这场争吵开始于唐宪宗在位之时。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能够直言敢谏之人。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个下级官员，一个叫李宗闵，另一个叫牛僧孺。两个人在考卷里都批评了朝政。考官看了卷子后，认为这两个人都符合选拔的条件，就把他们向唐宪宗推荐了。
  宰相李吉甫知道了这件事。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本来就对科举出身的官员有想法，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对朝政大加指责，揭了他的短处，更加令他生气。于是他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为跟考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对李吉甫的话深信不疑，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得到提拔。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凭借他父亲的地位，做了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李德裕对李宗闵批评他父亲这事件，仍旧记忆犹新。
  朋党之争图
  唐代党争既有传统士族与庶族斗争的一面，又混杂了大官僚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争斗中两派又援引宦官做靠山，得势后便大力排挤政敌，从而演变成为掌权而进行的互相倾轧，结果进一步加深了统治危机。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了进士考试。有两个大臣因为有熟人应考，就在私下里与考官勾结，但是考官钱徽没卖他们人情。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考，结果被选中了。这些大臣就向唐穆宗告发钱徽徇私舞弊。唐穆宗问翰林学士，李德裕便谎称有这样的事。于是唐穆宗降了钱徽的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做官。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存心排挤他，恨透了李德裕，而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从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与士族出身的官员拉帮结派，双方明争暗斗得很厉害。
  唐文宗即位之后，李宗闵利用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把牛僧孺也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对李德裕进行打击，把李德裕调出京城，派往四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做节度使。
  唐文宗本人因为受到宦官控制，没有固定的主见。一会儿用李德裕，一会儿用牛僧孺。一派掌了权，另一派就日子不好过。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轮流转换，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
  牛、李两派为了争权夺利，都向宦官讨好。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人们传说杨钦义回去必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还给他送上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唐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到了唐武宗即位以后，李德裕果然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死，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唐宣宗对武宗时期的大臣全都排斥，即位的第一天，就把李德裕的宰相职务撤了。
  李德裕一贬再贬，于公元848年死于贬所，从此李党瓦解，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告终。宣宗以后，牛李两派的领袖人物相继去世，朋党之争终于停息。
  历经六朝近40年的牛李党争，使官僚集团陷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他们为争夺自身的政治权力而不惜一切，乃至损害国家人民的利益，但两党官员有些还是做出一些政绩的。如李党首领李德裕曾经辅佐朝廷北破回纥，安定边陲；又平定昭义镇叛乱；抑制宦官权力，并裁减冗官、禁断佛教。但他却又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同党，陷害敌党，可惜一代名相身陷朋党倾轧中而“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黄巢起义
  唐朝末年统治集团日趋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加之连年灾荒，农民纷纷起义。
  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历时9年之久，转战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公元881年，黄巢率起义军攻入长安并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黄巢政权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纲领，也没有乘胜追击唐朝的残余军队，给唐军以喘息的机会，加上黄巢手下大将朱温叛变，导致在陈州等几次战役中黄巢军连连失利。公元882年，黄巢自杀，起义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