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的派系中，最令将介石头痛的是桂系，原因是其内聚力很强，因而，桂系才能与蒋介石抗衡。
  在财政、军事、政治上，与其他几个军阀集团相比，桂系实力强不了多少，在兵力上，远不及冯压祥的30万人马，在财力上，不如广东军阀財大气粗。然而，他们的软实力，是任何一个地方军事集团都不能相比的。就是蒋介石的嫡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比桂系弱三分。
  桂系的内聚力很强，主要有三个核心人物，他们在财政、军事、政治等方面，各有所长。
  李宗仁在政坛长期角逐，老谋深算，为人比较宽厚，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众望所归；白崇禧实干精神很强，有特殊的军事才能，善用心计，在国民党的军事首脑中在军事谋划上要高人一筹，素有“小诸葛”美名；另一个核心人物是黄绍竑，擅长外交。
  三人的特长互补，相得益彰，抱团紧密。即使黄绍竑后来离开桂系，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明里暗里为桂系服务。李、白、黄抱成一团，以广西为根据地，时有问鼎中原之意。
  广西这个地方底子薄弱，老桂系统治期间，横征暴敛，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李、白、黄经营新桂系，将广西治理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被誉为民国的“模范省”。
  为了分化瓦解桂系，蒋介石可谓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可以说十八般武艺都用过了。
  安排白崇禧北、李宗仁南，使其难以相互照应。就桂系部队的状况看，蒋介石觉得从桂系内部拉出队伍，分而化之，不仅难度大，还有可能引起反感。
  为了达到分化桂系的目的，他从外部小动手术，把李、白、黄拆散任用，使其不能相互照应。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把桂系人马分开，分头驻扎。
  早在北伐前夕，蒋介石提名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让很多人惊讶。当时，白崇禧虽然在军事上有些灵气，但其资历很浅，只有三十多岁。连李宗仁也劝白祟禧不要去，白崇禧看到这是全国瞩目的位置，事关自己的前途，执意要去。他被蒋介石安排为副参谋长，实际上代理参谋长，因为参谋长李济深没有到职。
  白崇禧哪里知道，这是蒋介石拆散李、白联盟的举措。在北伐中，白崇禧十分卖力，在军事上多次为蒋介石解围，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于水火之中。在政治方面，他助纣为虐，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政变时，他献计出兵，很是卖力。但蒋介石并没有重用白崇禧，政治上幼稚的白崇禧，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次北伐基本结束后，蒋介石把北平、天津两大城市交给桂系，将两湖也交给桂系，这样桂系势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一时间，大有超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势。李、白部队作战勇猛，在政治上毕竟不成熟，他们没有想到，蛋糕里暗藏机关。桂系军队分布太广，战线过长，联系不便，更不用说遇事商量。
  当时，李宗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来回穿梭，白崇禧坐镇北平，黄绍竑站待在广西，桂系腹部暴露，处在被其他军事集团袭击的危险位置。这一部署刚刚结束，随之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早已做了手脚，桂系首尾难顾，全线崩溃。
  这样，桂系在北伐中获得的地盘、聚集的军事力量，一夜之间，几乎丢失殆尽。
  蒋介石坐上国民党政权最高宝座，对各路异己军事集团的崛起耿耿于怀，不解决这些“诸侯”，后患无穷。
  起初，蒋介石打算唱文戏。1928年，蒋介石与宋子文等共同制定《军事善后整理案》，以节省财政开支、实行和平建设为名，在上海、南京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大造裁兵舆论。
  宋子文提出裁兵以保证建设的方案说，全国共有84个军、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这些部队年共需军费6.4亿元，大大超过全国总收入的4.5亿元，必须裁军。
  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集团予以配合。按照这个方案，将现有的200个师裁减为50个师，命令各集团军自行办理。这一方案等于要各路“诸侯”的命，各地方军事集团一致抗命。
  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1929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激烈争斗。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蒋介石调军西上，引起战端。3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对于李宗仁和白崇禧，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1936年，李宗仁、白崇禧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事变，再次起兵反蒋。
  将介石解决陈济棠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不便对桂系用兵。
  当时，熊式辉向蒋介石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崇禧、李宗仁再次分开。7月，蒋介石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主政广西，表面上看，他们得到荣升，其实将介石是要将桂系拆散。
  也许将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他们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且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国民党41军军长孙殿英，是“山西王”阎锡山的部下。他驻防在河北沙城，为华北杂牌军中势力最大的一股。蒋介石有些不放心的是，华北地区多为非嫡系部队。一旦冯玉祥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收编这些部队，蒋家王朝就要受到冯玉祥的再次挑战。
  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兼“第九军团司令”，送去10万元的开拔费。这正合孙意，可以逃到抗日后方，弄个“西北王”当一当。
  1934年冬，孙殿英率领6万军队，对外号称10万，向西北进发盘踞在宁夏、青海的“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极为恐慌，暂时抱成一团，把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此时，“四马”的总兵力约三万人。蒋介石则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
  孙殿英根本没把“四马”放在眼中。他估计西北诸马所属各部不会放他进入宁夏，可能在石嘴山以北阻击，这样，他可以一举歼灭“四马”＂的有生力量。然后，打下平罗，控制宁夏北部地区，同时派骑兵部队向南，攻下广武、中卫，扰乱敌后，断敌之补给线和退路，使其增援部队不能进入宁夏，从而孤立省城，最后夺取。
  由于孙殿英部远道而来，没有后方补给，粮弹有限，指导思想就是速战速决。
  在马家军方面，势单力薄，不可能全线出击，而是把敌人放进来，采用坚守战，以逸待劳，相机出击，消耗敌军实力，拖垮敌人。因此，首先以平罗县城为中心，马鸿逵置其步兵一旅、独立第二旅死守平罗县城，兼顾香堡、通城堡、姚伏堡的防御。
  12月30日晚上9时，担任孙殿英部第一梯队的117师、118师，同时对平罗县城发动猛攻。孙殿英部选择的主攻点在城西北段，正好处于马部两个机枪阵地的交叉火网下，每次攻势都被打退，付出惨重代价。
  第二天，孙殿英部扩大攻城阵容从四方同时强攻，除了伤亡更大仍无所获。结果，两个师互相埋怨，互推责任，在行动上发生分歧。
  孙殿英只得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平罗，大部分绕道向南推进。在平罗到省城百十里路之间的数次堡寨战中，孙殿英部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付出极大伤亡，并未歼灭马家军的有生力量。孙殿英部经过稍事休整，主力部队直捣宁夏省城银川，孙殿英要求部将一鼓作气，攻而克之。
  在马家军顽强抵抗下，孙殿英部的攻城部队一次次被打退。马家军时时出城，袭扰孙殿英部。在满达桥、平伏桥和北塔的数次激战中，孙马双方损失惨重。
  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对于希望速战速决的孙殿英部极为不利。
  此时，蒋介石看到孙殿英显露败势，派来三架飞机，轰炸孙殿英部。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第二旅也向宁夏挺进，支授马鸿逵。
  冬末春初，气候寒冷，给养困难，将领不和，使孙殿英部军心浮动虽然兵多，却处于劣势。春节过后，孙殿英赶到前方，撤换3名高级将领，亲自组织攻城。他以“敢死队”作先锋，利用“土坦克”作掩护，正月十五晚上，命令攻打北门。从半夜一直打到天亮，他指挥的队伍，连城边也没有靠上，徒受一夜损耗。
  此时，孙殿英将责任归咎于高级将领不听指挥，上下产生猜疑。
  马鸿逵侦悉敌方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加紧策反工作。结果，以步兵第一师师长为首的三位师长、旅长，开始按兵不动，孙殿英召集开会，他们推病不去，所住地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2月末，孙殿英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下达紧急撤退命令。结果，步兵第一师师长和旅长投降，被马鸿逵留在宁夏。师长于世铭脱离孙殿英部，率部从草地向包头逃去。孙殿英率残部向北退到绥西三盛公，晋军王靖国的骑兵部队早已等候多时，孙殿英部被缴械。孙殿英失去兵权，被晋军“优待”到太原的晋祠。
  蒋介石导演的这场军阀混战，就这样收场了。结果是，蒋介石消灭了一支杂牌军；阎锡山截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宁、青诸马保住自己的领地。
  而宁夏人民饱尝一场战火之灾，无辜士兵的白骨，裸露在宁夏和包头的荒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