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们听完了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故事，今天我再来接着讲讲吴佩孚和阎锡山的故事。
  一个中国军阀的肖像，出现在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下面的说明是：吴将军，中国最强者。
  “吴将军”就是吴佩孚。照片拍得很艺术，光头吴佩孚身着戎装，脸微微朝左，两眼炯炯凝望前方，看上去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将军”在这里译为“大帅”更为妥帖。因为，当时人们更习惯于称吴佩孚为“吴大帅”，与他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被称作“张大帅”。
  其时，吴佩孚作为一代枭雄，威名正处于巅峰。他所控制的直系势力，北至山海关，南到上海，影响着大半个中国。1924年9月8日这一期《时代》出版时，在中国南方，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正在展开敫战；在中国北方，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为取得对北方的控制权，第二次直奉大战一触即发。
  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大线中，吴佩孚率领直系军队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吴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25万大军与奉系军队交锋。即便远在美国，《时代》也很清楚吴佩孚作为直系军队统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握有重兵、左右政局的举足轻重的强者。“吴大帅”就这样成了《时代》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走马灯似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褀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
  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他写道：“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在这混乱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吴总是让拜访他的外国人大吃一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般的华北人，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他受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秀才。”
  1924年，吴佩孚正好50岁。这年4月，数千宾客云集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之显赫达到高潮，连康有为也亲往祝寿。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
  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佩孚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之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时代》没有选择他们作为封面人物。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趺落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第二次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住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就在此时，他的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馄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人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击。
  冯玉祥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着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话音未落，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地走到堂中。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扣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个懒散的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响才复亮。王怀庆（直系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儿戏，吴之鲁莽轻率，往往似此。
  两年后，在北伐军逼近武汉之时，也就是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他时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总部设在汉口。
  吴大帅再次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他的“儒将”姿态。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交谈。吴佩孚手里拿着本已翻得破旧的线装书，谈话过程中还不时看一看。鲍威尔感到好奇，问他这是什么书？吴佩孚笑答：“《吴越春秋》。”然后补充说：“那个时候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吴佩孚一再向鲍威尔强调，他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
  不懂政治的军阀，永远只能是一个枭雄。
  1949年12月，身为“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跟随蒋介石从重庆逃往成都，住在成都中央军校。
  12月初的一天，陈立夫到中央军校校长官邸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陈立夫就问：“我召集的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陈立夫说；“我们现在情况很危险，共产党马上就要得天下，这些将领可能都靠不住了。”蒋介石听了，心情沉重，跌不作声。
  蒋介石本打算去西康，但陈立夫说西康的卢汉也靠不住，最后，蒋介石决定去台湾。
  陈立夫很想与他一道走，蒋介石思忖了一会儿，说：“你不能跟我走，你与阎伯川（阎锡山）起走。他是“院长”，你是“政务委员’，你也应该与他一起走。你不是说他思想包袱沉重，情绪不好吗？在这个时候，这种人很容易投共。你跟他在一起，可起监视作用，他就不敢投共了。如果发现他有投共倾向，要坚决阻止，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制止。”
  那天晚上，阎锡山、陈立夫、朱家骅等14人，乘一架飞机从成都起飞。飞机飞到四川与湖北交界处，遭遇寒流，飞机两翼结了厚厚的冰层，被迫往下坠落两百多米，无法再往前行，只得返回成都。驾驶员传话过来说，飞机已降落在成都风風山机场，今天无法走，只有等到明天再飞。
  第二天，陈立夫特地派人将驾驶员找来，询问昨晚的飞行情况，以及为何一定要返航。
  飞行员见陈立夫追问得很细，直言相告：“飞机因超载，遇上寒流结冰，没有办法升高，也无法再往前飞。”
  陈立夫又问：“机上人并不多，怎么超载呢？”
  “阎‘院长’带的东西太多，光金条就有几十箱。”
  “假使今天起飞又遇上昨天那种情况，怎么办呢？”
  飞行员说：“必须减轻重量。”
  陈立夫听了飞行员的叙述，便去找阎锡山商量，希望他少带一些东西，比如那些金货，此时系非常时刻，人命比金条值钱。阎锡山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成，过去的老部属，将来都要靠这生活，丢不得。”
  阎锡山显然说了假话。早在4月，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从南京搬到上海，他就叫部属高士珙从上海运了大批金银到台北市，然后，由彭士弘以做生意为由，转运到日本。
  由于cc分子、山西去台湾人员苗培成等人，得知阎锡山运了大批金银到台湾，特地利用阎锡山6月8日赴台奔丧之机，到阎在台北的住处闹事，要求阎锡山将钱财分一些给他们。锡山不同意，声称带出来的钱系山西人民的，以后，还要带回山西，归还山西人民，现在不能分用。
  苗培成等人认为阎锡山是乱扯，大骂：“你是山西人，老子还不是山西人？你可以带回山西，我还不是可以带！”
  为了搞出一些金条来，苗培成带着一帮人，在台北市街头散发传单，历数锡山在山西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的事实，并扬言，阁如不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在报上公开揭露。苗培成等人的行为，使阎锡山及其亲信杨爱源颇为头痛。
  由于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随时可能发生冲突，阎锡山便叫杨爱源去请人调解，拿出数十根金条，交给苗培成等人，一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苗培成与陈立夫的关系甚好，台湾发生的这一幕，陈立夫早就知道了。
  阎锡山的态度和做法，使陈立夫很恼火。他想：这个老家伙真是爱财如命，“党国”到了这种时候，逃命第一嘛。机上有这么多“党国”要人，你作为“行政院长”，不顾大家的安危，只顾钱财，太过分了。
  想到这里，他不顾阎锡山是“院长”，很不客气地说：“你现在是‘政府首脑’，台湾那边急着等我们过去。为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安全，你必须舍小求大，将飞机上的物资卸下一部分。”见他老半天不做声，又说，“蒋总裁催着我们早点过去，再不能拖延。如不把东西卸下一部分，那就减少随行人员，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紧急，今天一定要走，请赶快定一下。”
  阎锡山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把金银财宝及几个重要亲信都带上，卫士留下几个。
  经过这次危险飞行，陈立夫对阎锡山十分反感，认为像他这样贪图钱财的人，不能担当大任。
  阎锡山到台湾后，陈立夫在老蒋面前告了阎锡山一状，说阎锡山因带这些金条，使他和朱家骅、邱昌渭、杭立武等人险些来不成台湾，还使应该来的人也来不了，他携带的数十箱金条，来路也不明。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小报告，对阎锡山很不信任。阎锡山到台湾后，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行政院长”，就被蒋介石打入了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