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清楚翠姐和毛毛的情况，我心里很不安宁。
  走路、吃饭、看书，在我脑海里老是浮现她们娘俩的身影。
  翠姐因我沦落到眼前这一步，毛毛是我的亲生骨肉。解救她们于困境，我责无旁贷。
  不错，翠姐已安排到石头的木器厂，吃住花销不再成为问题。可是，毛毛的城市户口尚未解决。办理毛毛的农转非之前，我必须向荷香讲明白。而每次回家，我总是欲言又止。唯恐说出来，荷香引起怀疑和误会，招来麻烦。不说吧，迈不过去这道坎。
  我饱尝了愁的滋味。有句俗语说：“一个人，要想一天不舒坦，早起喝多酒；要想一夜不舒坦，晚上打老婆；要想一生不舒坦，有两个女人。”
  刚听到这些话时，我还在农村。家里穷成那样，歪好能找来个女人，不打光棍就是造化了。一夫两妻的生活，我想都没想过，更不会想舒坦不舒坦的问题，只是听听罢了。如今，命运的捉弄，让我摊上，真是活活折磨人！
  我劝翠姐找个人嫁了，她说心里装不下别的男人，坚持独守“闺房”。唉，我真拿她没办法。
  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已结婚成家，有妻有女，且感情笃厚。荷香痴情单纯，容易受到伤害。她曾被同村那个叫田野的大学生抛弃过，再也经受不起伤害。我不能走离婚另娶翠姐的道路。
  上演“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婚外有婚，家外有家。这，更不行。的确，现实社会生活中，在个体老板群体里，这种现像，不是稀奇事儿。但我是机关干部，又在市委大院工作，借几个胆儿给我，也不敢呀？！
  维持同荷香的婚姻关系，把毛毛接受过来，成为家庭正式一员，等于告诉世人：我跟别的女人睡过觉，并且非婚生子；等于公开承认：荷香是后妈。她咋能接受得了呀？倘若传扬出去，吐沫星子能把人淹死。虽然是改革开放年代，可传统观念还在起着主导作用，那会被人骂成是“道德败坏的小人”，被人指责为“搞婚外情”，甚至有人说是“逃避计划生育处罚”，……总之，是一盆脏水，泼在身上，臭不可闻。我纵有一百张嘴也辩不清楚。
  很长时间，工作之余，清闲下来，我便陷入困惑和犹豫徘徊之中。它就像一道无法破解的方程式，让我寻求不到答案。
  又愁又闷，我把“秘密”暂时隐藏在内心深处，暂时扮演着“两面人”的角色。
  春节快到了，想起荷香调动工作的事情，我打算登门去找老领导王森问问情况。
  此时，新闻科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是王森的秘书苏成。他通知：王森要同我面谈。
  我高兴极了：老领导到底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放下电话，我风风火火向市政府办公大楼而去。
  推门进屋，见到王森，我半开玩笑：“老领导操心了。我代表荷香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王森示意我坐在办公桌对面椅子上，点燃一支烟，吸进嘴里吐出来，缓缓地说：“先别急着感谢，出状况了。”
  “堂堂常务副市长，安排公疗医院一个普通护士有啥办不成的？”我心里说。
  “霍震山院长找过我，要求把你爱人调过去。”王森讲。
  我想：你只要点头表示同意不就成了？
  王森看了看我：“事情不是你想的恁简单。现在，通过省市领导批条子的几十个，不敢开‘口子’。马市长的意见，全部冻结。”
  我愣了：“等到啥时解冻？”
  “没有时间表。”王森回答。
  我明白了：遥遥无期，心事重重地离开了。
  荷香眼巴巴地盼望结束夫妻分居生活，毛毛快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如果调动办不成，都会变为泡影。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我生出无名的烦恼。
  将近一年了，单身生活，我过够了。孤独寂寞不说，光是吃饭就愁坏人。
  民以食为天。自从调到溪流县委，荷香每月贴补粮票，加上经常到乡镇采访，我这个大肚汉就开始吃饱了饭。进入市委大院，当了副科长，工资不算低，出差有补助，还有稿费收入，吃饭怎会出现问题呢？
  按说，吃饭确实不该算回事。关键在于：新闻科既负责上级媒体记者采访接待，又承担着本市所辖范围内的通讯报道，不是陪人家，就是人家陪我。无论在“家”（市委上班），还是下到县区，陪“客”和做“客”，餐餐少不了大鱼大肉，顿顿拼命喝酒。一般人不理解，多好的事呀，有啥不开心的呢？我细细讲讲，你就知道了。
  沙河市位于豫东地区，历史上“水旱蝗汤”，多灾多难，人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养成了破罐子破摔的生活习惯：今日有酒今日醉，不管明天活不活。不但自己爱喝酒，来了客人更是穷大方。尤其是驻村干部吃派饭，轮到谁家，就是跑半个村子，东拼西凑，也要做几个菜，弄二两白酒晕晕。这叫排场，有面子。至于红白喜事，就是欠十年债，也要办得阔阔气气。不然，人家说你小气，背后戮脊梁骨。谁家宴席上不喝醉几个，用架子车拉走，主家脸上挂不住，遭人议论和笑话。这在平原省是出了名的。
  穷大方孕育出的大吃大喝这种文化基因，植根于豫东人的骨子里。县乡干部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受到的影响是深刻的。在公务招待方面，其智慧发挥到极致。上边规定：来客招待“四菜一汤”，可没规定不准喝酒，几个人四个菜，上什么汤，用什么器具。这就有空子可钻，大有文章可做。凡上级来人，不管大官小官，只要苕帚疙瘩带个帽，都是好几个陪客。那年月，搞新闻最吃香。记者也好，官方搞报道的也罢，都把你当无冕之王，高规格接待，满桌满席的美味佳肴。记账时大有文章可做：明明只有三五人就餐，一桌都不够。没有关系嘛，可以写成两桌，安排八菜和两汤，超标吗？不超呀！过去上菜用盘，现在改成托盘，汤不用碗用盆，不也很丰盛吗？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喝酒的理由名目繁多，冠冕堂皇。
  “酒桌上谈生意，筷子头出效益。”这句话就是沙河市的发明，名扬全国，招致一家权威媒体痛批：“腐败理论。”
  酒文化的丰富多彩让你找不到拒绝喝酒的理由。诸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吐血；感情浅，喝不满；滴一滴，罚三杯”。你站着喝，本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也能找出借口：“两腿一站，喝了不算。”数字从一到十，都能找到让你喝酒的理由：一是一心一意，二是哥俩好，三是桃园三结义，四是四季发财，五是五魁首，六是六六大顺，七是七星高照，八是发发发，九是长长久久，十是满堂红。一个字数字代表一个酒，你不喝，轮番进攻。
  喝酒时，必须小鹌鹑撅尾巴：杯子高高举起，底朝上，口朝下，嘴巴张得大大的，往里面倒，一滴不能剩下。酒桌上有酒检书记，发现你杯子里流出一滴，罚三满杯。
  来一个客一桌人陪你，挨个敬酒。不把你喝倒，绝不罢休。你腿都喝软了，众陪客看没倒下，依然不依不饶，死缠烂打。中午喝罢，晚上照摆酒席；今天喝多了，明天照样两场。美其名曰：“透透”。意思是用酒解酒，就好比吃饺子喝汤，原汤化原食。
  你滴酒不进，人家还有招：掏出本子，让你写欠条，内容规定：“某人某年某月，耍赖不喝，欠酒几杯。”谁在上面签字，算你熊包。还有更羞辱人的招数：你不愿喝，得举双手认输。中国抗战八年，小日本才举手投降。
  豫东把脸面看得最重要，人穷有骨气。男子汉大丈夫甘拜下风，那是奇耻大辱。当意识到酒桌上的英雄最后都成为狗熊，有人任凭说破大天，坚决罢宴。
  沙河市有个兆风县，在全国率先成立个体经济联合社，简称“经联社”。新华社有位著名记者前往采访，接受不了这种劝酒方式，怒而拍案而起：“再劝我也不喝了，能把老子怎么样？！”众人惊得目瞪口呆，这才罢休。
  一般人抗拒，便遭来非议：“不够意思。”更难听的话是：“不识抬举。”
  大吃大喝之风禁而不止，而且愈刮愈烈，日渐兴盛。
  领导去了，招待花费更是令人惊目咋舌！若干年后社会上流传很多段子，譬如：“一支烟，一瓶油；一桌饭一头牛；屁股坐着一幢楼。”又云：“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办公没经费，喝得老婆背靠背。”
  在这种氛围下，我成了大吃大喝受害最深的人。每次出差回来，几天不舒服。在县区釆访超过三天，我油腻食物亢进，肚子里疙疙瘩瘩，总要吃清汤面条或素淡饮食。
  机关大伙实行承包经营，服务意识淡化了。为了赚钱，炊事班所有饭菜都要放些肉丝肉沫，既贵且不可口。馍头小了，菜品份量不足。市委干部不缺文化人，有人气愤不过，在小黑板上写了首打油诗，“糟蹋”班长孙浩：“骂你老孙太冤枉，姓儿也比姓孙强。在人面前矮三辈，都怪你爹和你娘。”孙孬看到，鼻子都歪了，气得直跺脚。
  我好吃面条，大伙上有时一天三顿蒸馍炒菜；出差回来，我想喝稀粥，却是酸辣鸡蛋汤。饭不可囗，我只好一天三餐满大街跑着吃地摊，真是苦不堪言。有几家个体户经营物美价廉的风味小吃，看准市委家属院这块宝地。老孙怕人家抢生意，都被撵走了。
  永城有个张姓师傳，在附近供销社门口卖马糊，用大米小米磨成粉粒熬制成粥，将炒过的花生和芝麻捣碎，与煮熟的黄豆和切成细段的生芹菜调拌作配料，无需用筷子，喝过的碗像涮过一样干净。另有炸焦的酥饼，吃起来美味可口。
  一天，我去吃早餐，想起骂孙孬的那首打油诗，便禁不住想笑，“扑”地把满嘴的马糊喷出来，弄得小桌对面的那位老汉满头满身。我极为尴尬窘迫，准备挨一顿臭骂。那老汉愠而不怒，直直地坐着，纹丝不动，一言不发。我急忙陪不是，帮助擦净。
  老汉面色毫无表情，悄然离去。
  我叹到：“老汉真有涵养。”
  张师傅告诉我：此人是市委谷书记的老父亲。我愣怔半天。
  再说住。
  在电影院招待所找不到家的感觉，前段时间调来两个轻年人：冯星和彭湃。宣传部是清水衙门，便在我屋里加张床，让我们三个同宿。
  俺仨个人白天忙工作，无所谓。到了晚上，各有不同的习惯和爱好。
  冯星是名牌大学毕业新选调的高材生，在理论科当科员。每天看罢电视的新闻节目，把灯泡低低地吊在床头，身后垫上被子半躺着，抱着一大本书看到深夜。
  彭湃是宣传科干事，特别喜欢看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声音开得很大，室内显得吵闹。
  我在学校教书落下失眠毛病，改变作息规律，习惯溜大街，回到宿舍，端盆热水泡泡脚，十点准时熄灯休息。这下，我的生活节奏彻底打乱了。
  不仅如此，还发生过难堪的事情。
  冯星在谈对像，一日不见如三秋，狗恋蛋似的。有天晚上，他的女朋友一肚子热血来了，想亲密。一看屋里几个人，红星只好领她到外面去。冯星身材魁梧，长相成熟，而对象小巧玲珑，着装艳丽，涂眉描红。无处可去，两人便在大街隐蔽处搞“小动作”，搂搂抱抱，互相狂吻。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严打”（从一九八三年八月开始，全国性开展为期三年的统一严厉打击强奸、盗窃、流氓等犯罪活动，简称“严打”）。两个民警巡逻发现了，以为是搞流氓，不听解释，强行把两人带到派出所，要求交待所谓“问题”。最后，我作证担保，才放人。此事传出去，成了市委大院里笑料。
  我也烦透了。
  有个星期日，我陪平原日报一位记者未能回家。隔一天，荷香坐着县医院的小车过来，送“货”上门服务。屋里住俺仨，她一看傻眼了，就像载着乘客的飞机，在上空盘旋，无法降落。没办法，我求市委招待所所长张明临时开间房，暂宿一夜。
  我急切地盼着早日搬家有个温馨的港湾，结果化为泡影。
  假若荷香调动落空，我还得苦苦等待。
  从王森办公室出来的路上，我一脸地茫然。
  回到市委新闻科，我愣愣坐着，闷闷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