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膨胀过程，有如一架无情绞碎、发酵人肉的机器。资本这颗大树需要、也只能靠这种混含着人类血泪的高效肥料来滋养灌溉。因为资本的积累从来离不开人的操作。而人类本性中早已具备对金钱与物质的攫取、积累、占有之欲念。这种欲念与生俱来，而且永远存留在人的本性之中。
  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似乎有着“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与无奈，但要说清楚这种种无奈，却是不可能的。所以，黑格尔先生早早无奈的说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金钱积累过程中，无论其是合法非法，都使人产生种种焦躁、急迫、烦乱、煎熬、昏惑乃至贪婪、坠落甚至不择手段，不顾一切。所以马克思先生研究资本，开宗明义的说：“金钱积累的过程本身是罪恶的，血淋淋的”。这是资本本身成为一切罪恶之源的最可悲之处。它不因其过程发生的地域而改变，所以也不存在“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之区别。因此，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必须付出血泪与生命的代价。这决不因其执政为何党何派，而改变其不可逆避的自然规律。至于金钱积累以后发生的罪恶，或可通过种种手段加以制约，而这已经不是资本本身最基本最原始的罪恶了。因此，也不能从根本上减轻资本积累之原罪。
  然而，没有资本的生活是清贫的、凄惨的；没有资本的国家是怯懦的、落后的；没有资本的民族是软弱无力，没有脊梁骨的（即使有，也只能是扭曲挨打的脊梁）。因为，没有资本的社会，久远不能提高其物质文明与科技进步。这便是十八年前，中国封闭式共产世界的悲哀，也是精神与物质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时的上层机构生活在“报喜不报忧”的理想幻境之中。而人民则生活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清贫与精神可以代替物质的纯真的理想境界里。因为他们被告之以精神可以完全替代物质。
  资本主义则正好相反，种种手段产生，种种丑恶泛生，一切只为了物质。当物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以后，人们会发现精神上任何物质无法填充，无可替代的空虚。文化积淀特别深厚的中华民族尤其如此。处于由精神到物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人正探索着一个光怪陆离迷茫莫测的世界。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原是只存在于马克思本人头脑里“乌托邦”之中的两级人类精神文明最神圣的最高台阶。没有人知道它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是一付什么模样。以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式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共和”面孔出现的封建独裁制式的延伸。在那样的社会制式中，人民是没有自由、民主可言的。社会独裁须臾离不开（阶级）斗争与强权。这一点，晚年的毛泽东本人似乎也有所察觉。他或许是真心实意的突发奇想，竟想在他本人的有生之年，在他本人发动与掌握之中，一场为期“两个月”、至多为二、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来予他的人民以“民主、自由”，而且达到“彻底解放思想”之目的，最终完成“体制不变”的社会性质与人事关系结构改换。这也许只是毛的“乌托邦”，他过高的估计了他个人的“神力”，从而导致一场几乎不可收拾的十年“浩劫”。当然，这场“试验”只能与他本人的肉体消亡而结束。也许，甚至他本人也正是带着对失败的无可奈何而撒手西去的。而他的幸存的同代人为了收拾“大厦将倾、积重难返”的残局，不得已而又极明智的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张牌，以迅速恢复国力，挽救民族危亡，尽快稳定国家民族的大局根基。
  然而，马克思对资本的英明论断又一次被无情的事实所证明。中国大地，中华民族，整个中国无可逃避地进入了资本迅速积累、膨胀的必经之过程。对此，我以为人们无需惊慌失措，悲呜哀叹。因为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我们老祖宗们比马克思更早的预言过，那就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凡不适应者(无论是弱到全家服毒或强到贪欲无度者)，都将被绞碎、发酵而成为强国富民的“资本”这株巨树的高效肥料。
  最起码，在这样的社会制式下，每一个人都有选择“适”与“不适”，当肥料与不当肥料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资本社会制式中的每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享有的。而社会主义（至少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却让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剥夺了这项自由。按照“阶级斗争”法则，人们是没有自己选择“适”与“不适”的权力和自由的。你只能“适”而不能“不适”。“不适”则消亡，没有逃避的余地。
  处于社会制式转型期的人们是痛苦的。他们面临一种全新的生存概念的挑战。割舍“过去”何其痛心疾首，舍弃“旧我”更是切肉连心。“念旧”的人们一步三回头，叫他们如何不落伍？如何能不“化作尘土碾作泥”呢？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又是幸福的。终于，有一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开始全新的生活了。苦乐自尝，风险自担。他们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都会觉得自由的美好风景是如许灿烂辉煌！
  当然，也会有些对“自由”产生误解的人，他们无恶不作，无法无天，以为那便是“自由”。如果，他们有一天，发现自己也将被绞碎、发酵而成为肥料，那么，他们则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有人说，这样搞下去我们中国，中华民族将会国将不国，国无宁日，中华民族也行将衰亡颓败。我却不曾这样悲观绝望。我以为，担着这样天大的忧心的人们，一定忘却了中华文明深沉厚重的自制力与同化力。这里，我希望本书中主人公凌虹羽最后的选择，也许能够给这些人们以稍稍的安慰与启迪。
  如果，作这样担忧与断言的人们，能够竭力找到另外一种什么别的更仁慈、更清洁的肥料来使祖国这棵大树生长更茂盛、更能荫护它治下的子民的话，那将是中华万民之福，亦是整个人类之福。如果，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将精神与物质得以更为完美妥善、无可指责的结合起来，毫无疑问，那个政党将会成为人们心目中西方的宙斯东方的神。
  小说文体，窃以为应当以“说”为主。说一些个凡人小事，努力用以凸现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与灵魂。竭力体现他们在各自生存的背景中顽强挣扎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存的热爱与灵魂升华或沉沦过程中的痛苦、喜悦、还有扭曲。我想，这也许便是一个作者之最后的目标和最高的追求了。
  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文崇拜者，我永远不能离开对生命与灵魂的探索。因而，也永远不能在美丽多彩的幻想中写出五光十色的华彩篇章来让我挚爱的读者（人们）眼花缭乱。我只是写了一本沉甸甸、实实在在的书奉献给我的读者。那是因为，人们对于希望的追求往往不甚轻松。或者说：希望，它本身就是沉甸甸的。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