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个月后，小虫对我说他持续低烧已经两个星期，还拉肚子，而且还有更严重的。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来，跟我来。他把我拉到厕所，他脱下了他的裤子，他没有穿内裤，他拿着我的手，他说你摸。我说干什么？他拿着我的手摸他大腿内侧，我感觉他大腿内的肌肉好像隔着层什么，是死的。
  我说这里好像应该是淋巴，你的淋巴好像是肿的。
  小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的两腿之间，我再看小虫的脸，他脖子挺直，头朝上，目光朝下穿过我的脸，然后正视着前方。他说我想过了，想来想去，我觉得我得了艾滋。在美国我见过一些艾滋病朋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脖子肿起来的话，那就说明我快死了。
  这时小虫的call机响了，他找了一圈。
  他说不是我的，我没带call机。
  我说那刚才是什么在响？
  他想了一会说对啊！我再找找。
  我说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
  这怎么可能呢？你怎么会和艾滋有关呢？这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
  首先，你有采取措施的习惯。
  我从来不用。
  天啊！可以前你不是这么说的！
  我不喜欢。
  我问你有谁喜欢？
  我不滥交。
  你跟多少人睡过？
  不多。
  跟你睡过的人又跟多少人睡过？
  她们都是很单纯的女孩子。
  越单纯的人越危险，你所谓单纯的女孩大多挺无知的，我这么说你别生气。
  你越说我越害怕。
  我想你不会是艾滋的。我想艾滋不会和你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不因为什么，我就是这么感觉的。
  但现在这些又怎么解释呢？我想去检查。
  去哪里检查？
  去医院。
  哪个医院有检查？
  不知道，但是可以去问。
  去问谁呢？这又不是普通的性病。我倒是查过两次hiv，但那是在戒毒所查的。
  小虫坐在我的沙发上，不停地嚼着口香糖。他说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为什么是我呢？
  我说现在别说这些。不管怎么样都得先查出来再说。
  小虫不想回家，他在我家住了下来。我天天给他吃各种感冒药和治拉肚子的药，每天都会摸他的额头数次，每次我都希望摸到他是退烧的，可每次的结果总令我烦躁。我就是不明白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每次从厕所出来，他都会悲伤地瞪着我，然后说我又拉肚子了。我们浑浑噩噩地过着日子，大多时间是在一起看盗版vcd（现在哪里都是vcd，录像带已不流行了），什么烂电影都看。最后我说我实在等不及了，我们为什么不上网络去查一下呢？
  我们上了hiv的所有专栏，那里除了介绍hiv的历史及医学方面的进展，没有非常具体的症状描写，除了持续低烧、拉肚子、淋巴肿大、皮肤出现小红点之外，没有更多的。而我们想要了解更多更多。那里倒是有很多电话号码。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并不鼓励人们在家里瞎猜的缘故。但这些电话都是国外的热线电话，我们这边没办法打过去。而且我们英文都不好，在这边能看清楚网上的内容已经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们通知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小春和小花。
  我说现在的情况有多严重我想你们已经了解了，怎么办？
  小春说别随便去查，查出来肯定被抓起来，会被关在一个荒岛上，永远别想有自由了。这话把我们给吓着了。小春是那种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的人，这种事上我们绝对相信她。
  我们想着那个所谓的荒岛，想不出来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想不出来，所以就更害怕了。
  小虫脱光他的衣服做全身检查，他在小腿上找到两个小红点。他说，看，你看见没有。说这话时，他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又过了几天，他发现他自己的舌头上长出了一个灰色的斑点，接下来拉肚子和低烧持续交替。
  总之每天都有新的情况，每天都有，像中了邪一样，生活的车轮向着黑暗飞速转去，这种情况让我们每天都是嗨着的。我们什么也不干了，胃口突然变得好起来，我们的新陈代谢能力增强了，每天狂吃各种调料的方便面，除了吃和睡，就是想这个hiv的问题，但是什么结果也想不出来。
  我们开始一起分析每一个和小虫有过关系的女人。
  我们很快就发现跟小虫好过的女孩起码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都没有坚持让他采取措施；二是和她们好过的其他男人中，小虫都能找出起码一个是他认识的。而那些男人又跟其他什么女孩有过？小虫也可以起码找出一个是他认识的。以此类推，我们越算越害怕，知道得越多就怀疑得越多，我们飞到最高处，感觉像是和千千万万的人做了爱（由于我和小虫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很快就被传染上了这种恐慌）。这么算来算去，想想谁都有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在洗手间碰到小虫，他正对着镜子发呆，他说我可以在这里刷牙吗？他温情脉脉的眼神让我心痛。我说当然可以，但是千万别用我的杯子，因为我们都有牙龈出血的毛病。小虫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说我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病了，在美国我起码用过三个以上的人的剃须刀。我说他们怎么会同意被你用呢？他说他们不知道我用了他们的剃须刀。
  我们又开始以此类推生活习惯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小虫用过别人的牙刷，不过那是他情人的，总之都是危险的。
  我最好的朋友小虫，他的私人生活渐渐真相大白。这些都是我以前不了解的。他说完他的我又想我自己的。生活是如此难以预料，谁又能确定真相呢？我谁都不敢相信了。
  我给在日本办事的赛宁打电话。赛宁说我可以提早回来，我知道上海有一个地方是老外医院，我持国外身份证，我可以在那里查，我们可以跟外国医生谈谈，让医生答应替小虫检查，或者让他答应用小虫的血写我的名字。我说这么严重的事情，别人肯定不会答应。小虫坐在我身边，头朝下，两眼盯着一块地方。我说要不让他去日本查吧！赛宁说日本的签证太麻烦了，还是办旅游去香港查吧！
  我们着手给小虫办香港的旅行签证，小虫没钱了，我只有借给他，我想我是不指望他还的了，这么一想我突然就接受了关于艾滋的事实。我想我亲爱的好朋友小虫一定是得了艾滋。我想到他那双湿润的中国眼睛，我想着他华丽的长发将被剃掉，他将是个光头，我想着他的手指在吉他上弹出了血，我想着天才吉他手将死于艾滋，我想着他一直想有自己的唱片，我想着以后我不用再害怕他到我家来把我家搞得乱七八糟，不用担心他会吃光我的食物，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想着以后小虫不会再晃在我的身边，我想着以后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面对，我们怎么面对呢？我们什么也没有。我开始无法停止哭泣，在任何地方，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只要想起来就会哭，一阵一阵的。
  我找来小春陪我们，我怕夜晚，我怕白天，我怕想，想到这个身边的人将滑入漆黑的洞里找不到鞋子，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带上了危机感。小春陪我坐在那里。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如果老天要把他带走，那是他的时间到了，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老，你看他总是这么天真，这么漂亮，你有想过他老的样子吗？没有。其实那就是一种预感。最后她说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让他先去查查普通的病，比如内科，比如皮肤科。我说不，我绝不让他去冒这个险，如果他要死，我要让他死得很美。小春说现在谁也没确定他就是，对吗？一定要去查。我说香港的签证马上会下来，还是去香港查比较好。
  小花始终没有打电话过来，我打电话给小花，我说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你应该多关心他一下。小花说我需要知道他的检查结果，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病之前我很混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你们需要多少钱我都可以帮助你们。但是请不要到我家来了，千万别碰我的任何东西。
  我说就算他是，难道说话也会传染吗？难道碰一下你的东西也会传染吗？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小花说这和是不是好朋友没关系，关键是你们要去查，你要知道如果是艾滋的话，它的早期症状是肝炎，而肝炎是很容易传染的，我不想有肝炎，我需要工作。
  我说肝炎？这他妈是谁说的？你现在怎么有空想自己？你想想他吧。
  小花说你别把自己搭进去，我们并不是不帮他。
  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按了免提，小花说的话小虫全部都听见了。小虫愣在那里对我说还是把我送医院吧，哪儿也别去了。然后他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成这样，我突然觉得身边这只可爱的会唱歌的大鸟哭起来的样子真难看，他浑身发抖，整个脸抽成一团，对此我很尴尬，我习惯了他漂亮的样子。
  我说别抱怨，千万别抱怨，我们都不抱怨。
  小虫说我不抱怨，我自作自受，可为什么是我呢？
  小虫说不要小花的帮助，他说他不想面对她，因为当她面对朋友的厄运，就像在做一道数学题。而他现在其实就需要朋友和妈妈，因为每天睡觉的时候他都不确定明天醒来会在哪里。他知道这样想很傻，一切并不会那么快，但他就是会这样想。他说这种滋味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最后，他实在没法表达，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很嗨。我觉得自己很傻，对很多事都不了解，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你身边的一条无知的小狗。
  小虫有时也会忘记这事，照常照镜子，唱歌，弹琴，这种时候我都会特别绝望。我想作为他最好的朋友，除了帮他安排去检查以外，我还必须想想如果“他真的是”我该怎么办。
  我想我应该想办法帮他录出他自己的专辑。我找到了我们的一位朋友，他有个不错的录音棚。当我很严肃地告诉他小虫可能得了绝症现在我们得帮助他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艾滋？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说你们这种圈子是高危人群，你不知道吗？我说你帮不帮他？他说我无所谓，反正录音棚空着也是空着，只是录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你知道。我说你什么意思？你到底帮不帮？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你不要他的命了？现在还想着音乐，赶紧带他去治，或者去国外，或者帮他找个老外假结婚，让他混个国外身份证，然后好好治病，你该想这些，你有病呀你还想着在这里录他妈的音，神经病！真他妈有病！我以前也怀疑过自己有艾滋，当时我就想去一个美丽的小岛，慢慢等死，后来我知道我不是。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他说我是皮肤过敏，没别的，简单处理一下的问题，肯定不是。
  苹果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北京的艾滋病专家，他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我们立刻就拨通了电话，我用了化名，介绍了小虫的情况。小虫蹲在我身边一直看着我。医生说他听下来小虫似乎不是，他说小虫可能是白血病，或者梅毒。医生说如果他是艾滋的话，根据现在的这些症状，他起码在五年前就已经感染上了。
  我在纸上迅速地写下“梅毒或者白血病”，我举起来给小虫看，小虫立刻现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医生说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我说我们怕被抓起来。医生说这纯属胡说八道，你们可以到北京来，到我的医院来看，这里都是艾滋病患者，他们和普通病人一样，他们是病人。我说真的吗？他说当然，绝对相信我，你的朋友绝不会被抓。
  我们不敢相信这些“好消息”，白血病也很可怕，但起码小虫不必去面对更多的压力。我们决定立刻去检查，我们决定去华山医院性病专科。
  第二天早上我帮小虫找了一套运动衣，我说你就穿这去吧，找个帽子把长头发遮住，你别怕，我会帮你和医生说的，你不出声就是了。
  我们到了华山医院，那里的性病科有很多拐角，大房间里套着小房间，小房间里套着走廊，我和小虫转晕了，还把彼此给搞丢了，我们大叫着彼此的名字，我越叫越绝望，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可以查艾滋病的地方却把对方给搞丢了。
  最后，我们两个终于来到可以查艾滋病的房间，我尽量大声说话，用来掩盖我的慌张。
  医生说查什么？我说他拉肚子，发烧。医生说我明白了，你要查hiv对吗？我说再让他查查梅毒。医生看看小虫，小虫居然对着他傻笑。医生给了我单子，我去交钱时一直担心钱不够，我想好不容易站到了这里，可千万别钱不够。结果总共才七十二块钱。
  在抽血之前，小虫必须填写一张详细的个人资料，护士说别担心，这只是一份调查表。在这份调查表上有一个问题小虫不知道该怎么填写：你以何种方式进行性行为？小虫看着我说这怎么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我就写没有吧。我说什么叫没有呢？你是处男吗？你怎么跟个白痴似的。由于我声音太大，整个病房的人都看着我，再看看小虫。小虫低下头，想了想，他填上了：异性恋，从不用套。
  前途依然神秘莫测，在我们等报告的时候，我拉着小虫的手，我说别担心，如果有什么事，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死了也不错，还可以给大家留下个教训。小虫说如果我真有什么事，你答应我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想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告诉你，把我的体会告诉你，你把它写成一本书，然后把卖书的钱给我妈行吗？我什么也给不了她。你也不用为我难过，起码我可以死在自己的国家，我才不要去国外。
  报告很快出来了。小虫不是梅毒，也不是艾滋病。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我说您再查查行吗？医生说如果他没做什么坏事，你这么慌干什么？我们用的是快速检验法，绝对不会漏掉一个。我们是国家一流医院，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我说对不起，我不是不相信，我只是不放心。我说你看看他的身体好吗？再查查，再查查。医生说好吧！你跟我来。我跟着医生和小虫进了一个小房间，护士在我身后喊你进去干什么？我说我是他姐姐。她说姐姐也不行，他是在查性病。
  医生和小虫很快就出来了，医生说他很好，什么问题也没有。
  最后我们问医生那你说这些症状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你应该去看内科。这个血我们会继续化验，三个星期后有情况会通知你。
  我们去了内科，内科又给他查了血，医生说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们恍惚地走出医院，我还在想那么我的家到底还需不需要消毒呢？
  第二天小虫肿胀的淋巴突然退下去了，也不发烧了。我觉得这一切太歇斯底里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小春分析说你有没有想到过那种三块钱一瓶的药片，或者是小虫的神经出了问题，神经过敏呢？
  我们立刻冲到药房买来了这种药片，我说小虫你再吃一次看看。
  果然，所有的症状很快都回来了。
  真相终于大白。可我们为什么没早点想到呢？
  小春说那是老天在考验你们的友谊，老天在给他一个警告，只能这么解释。
  好像有什么人在恶作剧似的。为什么当时我们都只有一根神经，为什么我们都只认为他是得了艾滋病呢？想想我们受了那么多折磨，还整天想着怎么到处借钱。
  小春说老天就是要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提醒。
  小花依然不相信内地的医院，她说她仍然愿意出钱让我们去香港检查。她总是这么说，每次见到我都说这话。
  小虫变了，连小虫的吉他音色都变了。
  他说做人很复杂，这我才懂，但我真的不想懂，所以我现在尽量不出门，尽量不跟人接触。
  八百左右的人在这么黑的地方一起对着我摇头。
  我平时喜欢去的俱乐部一般都有我喜欢的dj，今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这里跳着舞的人，看上去长得像出租车司机，纺织女工、小卖部营业员、黑市里换外汇的，他们全都对我摇晃着他们的脖子，面无表情，连嘴角都不会抽一下，有的戴着那种交通警察的大镜框墨镜。
  赛宁说我去过goa、kop hangan等最法克特阿婆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怪物，所有的人都法克特阿婆，但我从来没见过“摇头”这么法克特阿婆的情况。这里的e文化太法克特阿婆。
  我们离开时天已经亮了，在门口我看见很多人在陆续走来，还有那些从别的disco出来到这里继续摇头的人。
  我说这个地方的太法克特阿婆，但比那些老外酒吧真实。
  这个夜晚以后我长时间地保持着清醒，我被吓坏了，连写作的意义都找不到了。
  对我们来说每个周末都一样，不同的地点一样的垃圾，对上海的夜生活我们已经没有了渴望。可我们还是会在周末的夜晚出门。周末的夜晚，就像一个舞台，我们都是演员，却渐渐失去了台词。我们走在茂名南路上，可能在一个酒吧通往另一个酒吧的路上。groove没有了，被永远地关了，那儿现在是茶餐厅。yy’s没人了，没人了我们就不去了，我们就是这么没意思。dd’s也换地方了，完全变了。dkd还不错，颓废杀死沮丧。dkd太黑，我们害怕待在太黑的地方。也许新的俱乐部就要产生。现在，只有虚情假意的茂名南路。还有，就是那些摇头的地方。
  她穿着红色的外套走在我身边，她的表情有些不确定。当寒冷降临，所有的雨伞、手套、围巾都不能带来温暖。我们出来寻找那可能会出现的小小的乐趣。我想象着那个小小的乐趣慢慢滋生的时候，当脚底的空间慢慢扩展，有一条隧道将我领至此地，给我一种正确的平衡。但是正确总是在南方的南方。现在已是数羊入睡的时刻，我们走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买酒在家喝。但她说这样会再次成为酒鬼。我说不能成为酒鬼。她说是的所以我们想喝的时候到外面去。
  这条街的灯光很资产阶级。
  干燥的梧桐把灯光变成无数小黑点在我眼前晃动。醉的时候只有一只眼睛是必要的。我听着他的呼吸，他的到来并没有令一切回来，他已无法控制天气，不知名的欢愉已无影无踪。
  恐惧和欢乐养成了危险的生活习惯，我们注定会古怪地死去。她说我们还很年轻，她说事情一定会好转。我喜欢她这话。她总是给我带来希望。不知道她是否依旧在为解决“作家的问题”而苦恼。我知道改变总是令人头疼，我们无法脱身。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在为一些事情而苦恼。应该快乐地工作。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前方。也许她会认为我想得太远，并不能在最后一秒解决问题。无论如何，我会继续研究这场“成为作家的改变”。如果有什么进展，我会告诉她。
  月光使路面倾斜。
  我们依然幸运。我们可以看到月亮，可以看到月亮的孩子总是有希望的。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广告牌，它向我们指出下一个可以买到威士忌的酒吧——manhatan bar，一个外国男人和长发上海女孩搞来搞去的地方。我想我情愿去goya，情绪化的女老板有点狠，化学的音乐带来想象，而她总会在你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送你免费酒。总之她喜欢看着你彻底醉着离开。醉过头是件无趣的事情，那是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是那种不断被重复的危险。现在女老板也走了，有意思的人在上海都待不长，或者越待越傻越难看。女老板去了北京，她说现在一想起上海她就恶心。我想，这是她的问题，不是上海的问题。我们在一个又一个party的路上，我们在出租车上讨论男人。我们每天不高兴。
  她沙哑的笑声温暖而又松散。
  我们品尝着早已知道的无聊，就像活在世界末日。看着那个人，在那里转来转去并不是因为女人，看上去像那种在找毒品的样子。这个城市不对，不好玩。我想要我的小提琴。但是我必须得穿过下一个威士忌酒吧才能回到我们的家。我的小提琴在我们的家里等我。布谷鸟钟的回响，还有莫名的香气围绕，当所有的折磨结束，我会和我的小提琴在一起。在这之前我会对着这个红衣女郎说晚安我们又过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