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悬崖守护
  我爸爸的突然离去，使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
  事实一次次证明，受那些诽谤文章最直接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长辈。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那些污浊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国的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
  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质”考核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据统计，收看这档节目的全国观众，有百分之八十三是为了看我的文史知识点评。
  但是，由于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另一个姓郝的上海文人，与他呼应。
  还是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全都兴高采烈地报道并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伪造了“剽窃”事件，并借此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全”上“驱逐”我的运动，“啃余族”一呼百应，他们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诉我，发动此事的那两个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领。对此，我没有兴趣查证，只看到现在这帮人闹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远远超过“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造反派。难道是两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结合？
  这不是没有可能。历史的病毒向来顽固，看似不见了，却会以更大的规模变异、爆发。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广西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整两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孩子。说起孩子，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
  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他想在悬崖边上艰难地为我清理一小块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却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些诽谤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害者、不审视伤害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些诽谤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诽谤者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个纠缠我很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只是因为还在等相关政府部门来信给一个说法。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做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我一听，苦笑了一下。前两天，到深圳书城走走，被总经理陈锦涛先生发现。陈经理到办公室拿出一份印刷品，上面有全国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十本书排行榜，十本中，我一人竟占了四本。我一见就让陈经理赶快收起来，不要让很多人看见。因为，这就是我遭受围攻的原因之一。
  北京《中关村》杂志来信，说我被投票评上了“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央求他们，尽量不报道、少报道。他们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
  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些“啃余族”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
  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拆了也好。老屋有太多牵动我情感的故事，千万不能被现代邪恶纠缠。一来纠缠，不如沦为瓦砾。
  于是，我又和马兰一起，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在老屋前拍照。这屋，确实破败了。但是，就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有过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有过妈妈的油灯书信，有过祖母的大灾孤居……一切美丽和悲怆，都将随风飘散。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偕妻重返老屋。 长辈的故事，童年的记忆，全都埋藏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我们身后的石沿，是我人生道路的起点。 我早年的乡亲、邻居，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妈妈一定会问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一样，是一片叫不出名字的泥淖，是一团紧随不放的阴云。
  妈妈一听就懂。
  我和马兰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
  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
  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画了出来。
  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
  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马兰获“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纽约市文化局的局长、林肯艺术中心的总监、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都出席了。仪式上播放了马兰历来的演出片段集锦，她发表了获奖演讲，题目是《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她的思考等级和表达能力，让全场大为惊讶，因而掌声不断。
  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为马兰颁授“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在颁奖仪式上，马兰发表了《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的演讲。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后摄。 马兰喜欢耶鲁大学的建筑，觉得比我巡回演讲的其他美国大学漂亮。
  我作为“家属”，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我的讲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年迈的夏志清教授听了鼓励我：“你历来在纽约的每一次演讲，我都来听了，一次比一次好。”由他热情推荐，我再度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做了一番巡回演讲。
  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马兰作为“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再次受到当地华语艺术团体的移民邀请。马兰的回答是：“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回国后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又是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因此，也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