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冯家·
  书香门第重学养
  学富五车，诗文传世
  民国时期，很多望族都培养出了在文学、史学、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大师，这些大师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家族成为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名门。其中，从上而下都具有浓郁诗书气质的就是河南唐河的冯家。
  大河之南，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文明在这块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唐河为古蓼国之地，历史文化悠久，此地虽历代多出贤人，但真正让它于近代被大家广泛知晓的是此地出了一家书香门第，从祖父辈开始便形成了写诗文的习惯，延续至后辈培养出了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文学家冯沅君，“一门三杰”皆有造诣。
  祖父冯玉文一改祖辈不识书香的背景，从最初的小生意者转而成为舞文弄墨之人。他的经纬之才让冯家从他这一辈开始变得家境殷实起来，家里光吃饭的人就有二三十口人，如此看来“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值得一提的是，冯玉文并不像其他地主家庭一样只满足于物欲的丰盈，相反，他的骨子里有着一份文人才有的诗书情怀。
  虽然并未被当时的科举所选中，遗憾地落第，但他却把对诗书的喜爱融入了自己的生活里，开启了冯家“诗书传家”的风气。最初他只是一个开酒馆经商致富的人家，后来因为冯玉文不满当地土霸横行霸道，对于他们的行径十分反感，于是特意聘请了县上的名师来到家中教他的三个儿子读书，这其中就有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三兄弟在冯玉文的悉心安排下，读书识字越发勤奋起来，后来三人皆中了秀才，冯家开始在当地扬起名来。应该说，冯玉文的诗书之志为后来冯家的后起之秀成功踏入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
  冯玉文仙逝以后，留下了一部《梅村诗稿》就是由他所著的几十首诗编撰而成的。后来，他的儿女们，也就是冯友兰的父亲、伯父、姑姑们也都诗不离口，《知非斋诗集》《复斋诗集》《梅花窗诗草》皆出自冯家人之手。所以，冯友兰在后来的《三松堂自序》中才说：“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
  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延续了祖父的诗书之风，考取秀才后又考中进士，被清廷委任为知县。由于他不愿离家太远，因此捐了个“指省”（就是花钱指定一个自己愿意去的省份）来到了湖北，随后在武昌谋得一个固定的差使。随着父亲的安定，家族里才同意母亲带着冯友兰几兄妹随父亲生活，于是，冯友兰随着母亲舟车劳顿来到了武昌。安定下来的冯氏夫妇开始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
  当时的武昌有两湖总督张之洞办洋务时建起来的“方言学堂”，这是夫妻俩最开始打算让冯友兰上学的地方，但连最年长的冯友兰都还没到上学的岁数，因此只能作罢。冯家的附近虽然有小学，但是因为地域划分太明显，孩子尚小，加上不是本地人，很容易受人欺负，所以思来想去也只好放弃。
  在那段日子里，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成了夫妻俩经常讨论的事情。虽然尚无定论，但对于冯友兰的父亲来讲，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孩子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必须先学好中文，“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最终，两夫妻决定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母亲在家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并且兼任监督的职责。冯友兰的母亲出嫁前上过学，因此认得字，虽然有些字只知道如何发音却不解其意，但是幼儿读书即便是在私塾也是先教记忆背诵而已，所以母亲完全可以担得起这个角色。就这样，冯友兰在母亲的陪伴下读完了《书经》《易经》，还读起了《左传》。
  按照这样的安排，母亲负责日常教导，父亲负责出题。有一次，父亲出了一个题目叫“游洪山记”，孩子们各自照着这个题目展开来写，在孩子的眼中，洪山更多的是游玩的地方，因此他们笔下写出来的游记充满了描述风景的辞藻。父亲看了看他们的文章，摇了摇头说不行，认为这样的文章并没有什么亮点，所谓写文不仅要言之有物，更要有所寄托，能“触景生情，即物见志”。紧接着，父亲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
  父亲笔下的《游洪山记》以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洪山阵亡的故事展开来写，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下来，有追忆，有情愫，有思考，借着这篇文章，冯友兰的父亲以此教导他们，虽写的是景色，但如果只知道游山玩景，蹉跎了岁月，连山灵都会嗤笑，因此，人要立大志做些大事方不白费时光。
  可见，从冯友兰开始接触诗书开始，父亲关于人生的思考、关于景致辨证的看法的引导为他后来走上哲人之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虽然他们只是在家里读书，但是由于父亲的缘故，冯友兰三兄妹并没有完全与当时的武汉教育界相隔绝。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起来与学堂中的孩子们更为接近，父亲叫母亲仿着学堂里的制服给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套，父亲还教他们唱《学堂歌》，这学堂歌是张之洞写的，当时的各大学堂几乎都在传唱。
  冯氏夫妇制订的这个教育方案虽然奏效了一阵子，但后来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又面临新的问题。后来，他们商定着给孩子们请一个教书先生，从这个教书先生到衙门以后，冯友兰的读书开始上了轨道。看得出，教书先生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他给冯友兰三兄妹设定了四门课程：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转而开始习古文，读本是《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打开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教书先生并没有把课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一般一个上午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孩子们可以自己安排。由于父亲不允许孩子们出衙门乱逛，因此冯友兰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时下新型的刊物，父亲允许他们在这里随意翻阅。种种安排给了年幼的冯友兰宽裕的阅读时间和空间，也在无意中培养了他爱好阅读的习惯。
  爱好阅读是一种极为良好的习惯，人的一生获取知识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阅读的途径实现的。在孩子刚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喜欢阅读，这将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好习惯。冯友兰在此后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从各类书籍中收集知识和最新的思想，最终成就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超凡地位。
  应该说，在冯友兰接触文化启蒙的日子里，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封建大家庭的出身和遵循封建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在冯友兰的父亲身上遗留下了明显的“绅权”的印记。因此，父亲不仅告诉冯友兰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还把自己关于“绅权”的情怀传递给了他们。他的从政经历也在年幼的冯友兰心里留下了印迹，后来冯友兰在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能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位时展现出了超强的行政能力，这与幼年时在衙门里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冯友兰的出众其实早在年幼时便崭露头角，从六岁在家塾中读书开始，冯友兰的中文底子便如父亲所愿，打得十分牢靠。十六岁时便以复试第一的好成绩考入了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最初是由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它的诞生源自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罢课、退学回国的爱国情愫。因此，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校。
  在上海中国公学，冯友兰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这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学问。而使他真正向往学习西方哲学，并且在毕业后决定赴美学习这门学科的，是中州公学开设的一门名为“逻辑”的课程。冯友兰学习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让他领略到了哲学的魅力，进而点燃了他以后要选择哲学的热情，并将其视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对此，他的班主任笑着说他是当代的孔老夫子。
  结束了上海中国公学的学习，冯友兰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他心仪已久的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比起其他文史类课程属于新秀，很多当初进入这个专业的学生后来或是改换研究方向，或是中途放弃研究，只有冯友兰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用了一生的时光来完成关于哲理的思考。
  如果说上海中国公学是冯友兰对哲学的初体验，那么到了北京大学则是冯友兰真正和哲学打交道的黄金时期。北京大学一向以名师荟萃闻名天下，在这里，冯友兰不仅可以投入忘我的学习和研究，还能从各位名家的讲义中答疑解惑、博采众长，为他以后在哲学上成为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友兰一进北大就听说黄侃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这位上座率最高的著名教授以独具一格的讲课风格、抑扬顿挫的吟诵声调，还有渊博的知识储备赢得了学生们的满堂喝彩；刘师培教授的中古文学史同样精彩绝伦，虽然正值中年，但是水平很高，上课既不带书，又不带卡片，讲起课来头头是道，随便背起资料滔滔不绝，学生十分佩服；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给予正处在学习研究中陷入迷茫的冯友兰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除去眼前障碍、开启心智的好方法。
  哲学的海洋浩瀚无际，沉浸其中慢慢摸索出自己道路的冯友兰从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便开始为自己确定了研究课题，具体而言是如下三个：逻辑学、欧美哲学趋势以及中国古代名学钩沉（胡适当年在北大开辟的一门新的研究课题）。从这三个选题可以看得出，冯友兰当时在北大已经在自己的思想中糅合了中西方向，这也正是冯友兰成为哲学家以后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仅关注世界最新的哲学趋势，同时也追溯中国哲学的渊源，从而让自己在不同的思维中获得不同意义的收获。
  正如泰戈尔所说，西方和东方的哲学思维在源头上是不同的，西方更注重个性的追求，东方更主张实现心中的理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就是能将两者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令人信服的思维方向。冯友兰便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耗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东南亚同样如此。他的启蒙源自家族，但成长却有赖于自己不断的思考和追求，他的家族为他开启了一条诗书之路，而他自己又将这条道路走出了思想的高度，进而成就了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冯氏家族。
  望族的血脉渊源
  很多不熟悉冯友兰的人，将冯友兰的出众归因于他所经历的不俗的教育背景，比如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求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的光环，但其实，冯家除了冯友兰以外，其他家族成员同样有着自己优质的学习品质，比如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就被人们称为“文史女杰”。
  冯家对于子女的教育尤为重视，而且并不像其他望族那样重男轻女。从冯友兰六岁开始，冯异台便在家中设立家塾，不仅两个儿子冯友兰、冯景兰可以在家塾中读书识字，小女儿冯沅君也可以加入其中。
  在冯友兰的记忆里，妹妹冯沅君有两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极为聪明；第二大特点就是十分有个性。
  1916年，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冯友兰回到家中过暑假。由于哥哥们个个长了年纪，都出外求学去，家中只剩下小妹妹冯沅君一人，有时不免有些闷得慌。因此，哥哥们回家，最开心的应该是冯沅君了。可以想见，对学问充满好奇心的冯沅君拉着哥哥们问长问短会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回到家中的冯友兰担起了指导妹妹读书的责任，冯沅君跟在哥哥后面读书，但不是读已经烂熟于心的那些旧课文，而是跟着他读那些看似高深晦涩、接近魏晋文风的文章。
  当时北京大学的很多老师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的文章内容考究、用词严谨，加上生僻字多，有不少人都觉得难以理解，但与此同时，很多学生的文章又都受到了章氏文风的影响。也许一开始冯友兰为妹妹介绍这些读物时并未多想，又或许他只是想开拓下小孩子的眼界，多看些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出乎冯友兰意料的是，冯沅君只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便把那些冯友兰交给她抄读的文章吃透了不少，不仅能读懂，还能临摹那些文章的结构、语风写出作品来。
  第二个特点就是她的个性极强，十分倔强。有一次冯沅君上学时写了大字给先生看，也不知教书先生说了什么批评她的话，冯沅君觉得不甚合理，因此便生气起来，后来竟赌气不去上学，母亲说如果不去上学就把她关进小黑屋里，原本以为这样的恐吓会让她改变主意，乖乖地上学去，没想到，冯沅君竟然点头答应，并且告诉母亲，她宁愿被关进小黑屋也不愿去上学。
  这些特点同她的哥哥们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冯家向来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并无男女之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冯沅君独树一帜的思想开启了大幕，让她从小便知道，知识并非女子的禁区，女孩子的思维同样可以犀利超前。结合冯沅君后来的经历，其实这样的想法便是她才华的初现端倪。她的成绩也许不像哥哥那样著书立说，留下一两部影响广泛的社科著作；但却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留下“女杰”的美誉。她留学巴黎，获得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开创了中国女性在巴黎大学获得学位的新纪元，虽然她终身从教，但她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投身到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去，写下了与冰心、庐隐相媲美的新文学作品。
  冯沅君在文字上能力不俗，就是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她也是“名满京华”的才女。“五四”之际，新青年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和支持，其中曾在北京城引起轰动的古装话剧《孔雀东南飞》至今仍被称为当时的经典。在20世纪初，女大学生本来就不多，能登台表演的更是一个令很多人拍手叫好的壮举，而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和同学程俊英、陈定秀一起加入了《孔雀东南飞》的排演。演出期间，许多人闻讯赶来观看，连李大钊先生也带着夫人和女儿前来助阵，这个剧目盛况空前，冯沅君也成了北京城里引人注目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女子，当她运用自己扎实的中文功底、结合当时社会涌动的新思潮、再用细腻的笔触将自己内心的那部小说勾勒出来之后，那些文字便成了人们争相传阅的佳品，其效应不亚于她当初在舞台上出众的表现。
  鲁迅曾经在很多地方都对冯沅君的作品做出了不俗的评价，这其中包括给好友的信件，还有她的某些公开的文字。冯沅君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恋爱的题材，但却没有小女人莺莺燕燕的描写，也不似深闺中的女子期盼情郎一般自怨自艾，她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由、对爱恋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以及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冲破。冯沅君这种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本身受封建大家庭的影响，原本是这些礼教的顺从者，但是，她却没有任由自己成为封建礼教的执行者。
  冯沅君的父亲英年早逝，家中的支柱落在了哥哥们身上，而他们在外求学，不断地寄回一些最新的刊物，无意间又向冯沅君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冯沅君从最初的缠小脚、包办婚姻的当事人变成了一个提倡新思想、崇尚新生活的呼吁者，也正是因为她，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个敢作敢当、大胆叛逆、毅然与封建传统战斗的知识女性形象。这种冲破束缚、追求自我的精神，漫说是当时的女子，就是那些站得笔挺的男人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魄力。
  冯友兰对于妹妹冯沅君学习知识的态度同样延续给了他的女儿冯钟璞。女儿从小就和哥哥们一同认字、学习，从没被落下，而姑姑冯沅君的文字也深深地吸引着她。在这样的氛围里，冯钟璞走上创作的道路便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她的文字优雅、观点真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便继承了父亲和姑姑的“真传”。
  因此，所谓的培养应该根植于深入了解孩子特性的基础上来完成。也许这个孩子对音律尤为感兴趣，也许那个孩子的绘画天赋极高，父母应该善于去发现这些天赋和优势，并且懂得去鼓励孩子们往他们所擅长的方向去发展，而不是听闻学习钢琴在考试时能加分便趋之若鹜，或是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因为绘画出众而被破格录取，便强迫孩子拿起画笔。天赋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天赋却离不开后天的培养，能否发现孩子们的优势也是检验父母教育方式和能力的一项指标。
  “三岁看到老”，其实很多孩子在年幼时展现出来的一两个特点，足以窥见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的基本走向。然而，很多大人对此都是无动于衷的，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尚小、不懂事，等长大些再进行教育和引导，但很多时候已经形成习惯的东西，不见得大了就能将其改变过来，比如一些天赋和一些性格缺陷，如果不在性格形成初期加以巩固或纠正，一旦过了时机，天赋可能尽失，缺陷可能扩大。
  冯沅君的第二个哥哥冯景兰虽然从事的是地质科学的研究，但是他的选择与家族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冯景兰小时候同兄妹们一起跟随父亲左右，虽然冯异台早早离开了他们的生活，但他当年跟随张之洞兴办洋务的经历却把“实业救国”四个字留给了冯景兰。此外，冯景兰从小就对地质学科极为感兴趣，那时，他偶然间拿到了一块湖北大冶矿石，虽然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有些孩子甚至视而不见扔在一旁，但冯景兰却如获至宝。因此成年后的冯景兰立志要找寻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方向深入研究，以此来振兴中华。冯景兰不仅喜爱地质科学，而且对祖国的河山也同样爱之深切。
  当冯景兰如愿来到美国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的硕士学位时，有一次冯友兰发现了一幅冯景兰画的中国画，题为《积满山皋图》，画的是茂林丛生、飞鸟逍遥的大好河山。兄弟俩诗性大发，于是各自对此作了一首诗以寄托去国怀乡之情。本以为此画若干年后便不知所终，不承想冯友兰竟然在回国后的某一天看到了这幅被冯景兰珍藏在箱底的国画。或许正是这样的发自内心的喜好才让冯景兰能在日后的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的考验中坚守住了自己的信念。
  冯氏家族三兄妹虽然成长轨迹十分接近，但是却在不同的领域里绽放出不同的花朵。很多家长往往抱怨培养一个孩子成才十分困难，而冯氏家族不仅将孩子培养成才，而且一门三杰均为世人所称道。虽然冯家的血脉里流淌着望族的诗书气质，但更重要的是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成长带来了极好的影响，父母亲不仅致力于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同一辈当中虽然年纪相仿，但却相互交流、互相促进，以至于大家都能学习到最新的思想和知识，都能将彼此树为学习的榜样，故而冯家的后生，无论男女都能成才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家学的熏陶
  冯家并不是世代读书人出身，在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之前，冯家大都是以农耕作为生活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冯家有一个根植于家族背景中的理念，那就是“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许多农民家庭追求的理想状态。在冯家的长辈看来，要想子孙世世代代都出翰林，那是一种奢望，古往今来，连那些大学问者尚且不敢有此想法，坐落于在中原腹地的冯家起步于农耕的家族背景使其更加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寄托。然而，这并不代表冯家的子孙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没有值得期待的理由。无论如何，希望在每一代里都出一个秀才还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
  冯台异继承了冯玉文在家办学的方式，使孩子们得以在启蒙的最佳时间段里接触到诗书，于此同时，他还创造性地参与到孩子们的学习中来，既指导孩子们学习又监督了他们学习的进度。后来，冯友兰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同样将这样的方式延续下去，同时加入了自己独到的启蒙方式。
  在女儿冯钟璞的记忆里，父亲是亲切而伟大的，在她成为知名作家的著述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她的父亲冯友兰的。没有人知道，在那些光彩夺目的哲学思想背后的冯友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模样；也没有人想得到，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冯友兰又是用怎样的行动为孩子们树立榜样的。这些问题，在著名作家宗璞的文字里，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
  冯钟璞的笔名取为宗璞，她的作品以细密从容见长，而且语言温婉优美，小说中每每流露出难得一见的书卷气息。宗璞这一份文学气质得益于父亲的培养，她最初接触文学是从父亲让她背诵白居易的《百炼镜》开始的。
  那时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虽然肩上的担子重、工作繁多，但是孩子们却始终能感受到来自冯友兰的浓烈的父爱，能感觉到他时刻在关注着他们、照看着他们。冯友兰总是忙着自己的事务，孩子们喜欢在书房外面玩着。几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最是容易玩得不亦乐乎。书房对于孩子们来讲是禁地，冯友兰经常在里面伏案写书，孩子们经常在外面偷偷张望。某日，冯友兰把宗璞叫进了书房里，几句话后便直奔主题地拿出了一本唐诗让她学着背诵起来。从那以后，背诗就成了她和其他兄弟姊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冯友兰夫妻也如同当年冯台异夫妇一样，对孩子的学习分起工来，冯友兰负责选诗，任载坤负责监督背诵，短时一天一首，如果碰上长诗的话则每天背上一段。这样的分工使得身为父母的冯友兰夫妇能自然地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让整个冯家的学习气氛变得十分融洽与和谐。
  虽然当时战火纷飞，但是孩子们却成长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父亲著述有成、母亲持家得道，因此孩子们还是能从读书声、笑声中获得快乐。然而，在民族大义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冯友兰夫妇虽然对家庭的温暖十分依恋，但却没有因此而选择退避时局、偏安一隅。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不仅赶制衣物送去前线，还熬制粥水给护校的人过夜御寒。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还同清华大学的教职工一起募捐慰问抗战负伤的官兵，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冯友兰发出的叩问，让人备感血脉偾张：“政府如对日妥协，将何以对已牺牲之将士、人民？”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不得不迁至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冯友兰一家也随着学校一路向西南搬迁，最终定居在云南蒙自。此时的冯友兰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她的哲学体系奠基之作《新理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当时冯友兰的儿女们虽然年纪尚幼，无法读懂这些高深的文字，但父亲的一举一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这些孩子们。冯友兰在蒙自潜心写作时，他的儿子冯钟辽就曾经帮着父亲抄稿件，此时的宗璞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但因为年纪太小，只能涂鸦捣乱，因此冯友兰并未准许她接近那些书稿。但是，这却让孩子们从小就觉得读书识字、说文解字、著书立说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冯友兰每天到办公室处理事务，孩子们都是可以一同前往的。他们日常的习惯是先认认真真地学习一阵，然后在轻轻松松地四处玩耍。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了冯友兰小时候在衙门里随着父亲生活，同样也是先跟着教书先生学上一会儿，剩下的时间便由他们自己安排。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忙着处理衙门里的事务无暇顾及孩子们，只由着他们自己玩乐，而冯友兰却会在闲暇之时，带着他们到湖边去散散步，领略翠柳点蘸湖水的趣味、听闻朱雀在枝头欢唱、闻闻湖里的荷花的清香。
  抗战的年月里，战火纷飞，虽然西南联大的花丛中那些学子的剪影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时下的动荡，但是学生们频繁的流动亦让整个学校的氛围异于往常。有些人满腔热血奔赴战场，希望以血肉之躯保卫祖国于危难；有些人奔赴革命圣地，希望在红色的星星之火中寻求国家的未来；有些人留守在学校，希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一代一代的青年学子，燃烧尽自己最后的光和热……对此，冯友兰援引《左传》中的一句名言：“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他的思想激励着学生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爱国之路。
  当时，整个学校从上至下都经历着从未有过的不安，在昆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跑警犹如家常便饭一般成了学生们的另一个习惯。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有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大家便跑到郊外去躲警报，甚至跑到乱坟岗上去了都还继续上课。若干年后，有联大的校友回忆道，当时冯友兰就曾经站在空袭后的炸弹坑上讲课。这种精神很令我们感动，在那样的环境中，放眼望去一片废墟，但是没有人站在上面悲切起来，而是依旧坚毅地接受知识的熏陶。
  冯友兰如此举动，他的孩子们同样坚定不移地学习着。当时女儿宗璞在联大附中上学，孩子们的教室是借用的，有时借不到教室他们就在大树底下上课。遇上下雨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撑着油纸伞，有时几个学生还共用一把伞，一边听课一边听着雨打纸伞的声音，和着老师的讲课声、学生们的朗读声一起入耳。老师们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有时雨大一点衣服就会被浸湿，但这丝毫不影响老师们授课的热情。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孩子们从未想过放弃学业，正如宗璞所说：“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学生们的求学环境比起当初的种种，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如此优越的环境并没有让每一位学生都珍惜。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现在社会的诱惑多了；二是家长们对孩子过分关注。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比以前要丰富许多，因此很多孩子在尚未成年时便接触到了类似于游戏机等各种炫酷耀眼的娱乐项目，加之孩子本身的自制力就弱，如果没有家长的引导和监督，便很容易深陷其中，不思进取。
  第二个便是家长意识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因此就显得金贵了不少，很多家长抱着“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心态，给孩子们创造了很多优越的条件，的确，这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过分泛滥的话则会导致孩子们产生“乐不思蜀”的意识，加上父母自身的意识里并没有想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因此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他便犹如瓷娃娃一样，轻易碰不得，所以一遇上一些较为困难的事情就会打退堂鼓，甚至直接放弃努力转身离开。
  从冯友兰和他的子女们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当时的经历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艰苦的，但是却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和自身的修养。经过那段岁月的洗礼，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时，即使当时物资依旧匮乏、生活质量依然不高，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因为那个安稳的学习环境曾是他们当时梦寐以求的，如今得以实现，除了勤奋努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更能表达他们此时激动的心情？也正是这份刻苦，使得冯家人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地前行着，即使这条道路有时也会有狂风骤雨，有时也会是荆棘遍地，但他们却始终坚定地踏步前进，直到收获那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光。
  冯友兰的人生让很多人感慨，在抗战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仍旧能奋笔疾书留下“贞元六书”，将国家民族复兴之际称为“贞下起元之时”；生活对于冯友兰来讲，即是锤炼思想的来源，又可以将思想付诸于实践。冯友兰常常能用自己的坚毅感染着家人和朋友，他善待自己的家人，从来不会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而向他们倾泻那些负面的情绪，他疼爱他的家人，即使生活最为不易的时候，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信心。女儿宗谱在她后来回忆父亲时撰写的《向历史诉说》中便针对父亲的爱而着墨不少。
  身为父亲的冯友兰，身为教授的冯友兰，身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每一处每一地都留下了自己思想的精华。而他行于世的一点一滴又化作点化儿女心田的雨露，让他们在那些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始终能有一盏明灯指引他们前行，待风和日丽之后，那些昔日躲在树荫下的小苗们已是根深叶茂，他们把父辈带给他们的熏陶延续了下去，让它成为真正的可以流传下去的家学瑰宝。
  开拓思想的根脉
  在东方文化里，向来都不缺少会思考的人，而真正缺少的，是能集大成者、继往开来的思想家。而在近代思潮涌动、中西文化猛烈冲击的大背景下，冯友兰可谓是哲学史上的一代宗师，甚至有学者因其学术地位高而称之为“新儒家圣人”。
  从1923年夏天以一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答辩开始，冯友兰的哲学巨轮便开始朝着集大成者的方向驶去。杜威教授的盛名之下有着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但能被他称赞的并不多，冯友兰就是一个。当年杜威教授为了能让冯友兰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在推荐信中用十分真诚的语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当学者的材料。”这句朴实无华的话激励了冯友兰，让他更加坚定地、充满信心地奋斗着他的哲学梦。
  当年尚未踏上海外求学之路的冯友兰，在学校里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他这种思想不仅感染了家中的弟弟妹妹，更希望将这些新文化宣传开去，以响应五四运动。于是，他和当时十来个志同道合之人一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不承想开了河南新文化的先河，成了当时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份新文化宣传刊物。
  1919年，冯友兰完成在国内的学业，赴美国考察。次年，冯友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他们的影响下，冯友兰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理论。单就冯友兰在美国期间学习一事论之，和其他赴美留学的学子比也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冯友兰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将东西方两种着眼点截然不同的论述相结合，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思考东方的问题，这一点，便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中国人愚笨，究其根本是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所致，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的传统思维强调的是注重人的品行修为，而不注重知识的运用，千百年来，我们更多地强调内心的修养，向内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西方的思维方式主张向外发展，探索自然世界中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引导自己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正如冯友兰所说：“我出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带着这样的心境，冯友兰学成归国之后，从开封中州大学开始了他传道授业的人生道路。
  而真正让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哲学家的，是在抗战期间，通过其所著的“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它的出现对于习惯了程朱理学的中国人来讲，犹如思想界的一颗重磅炸弹，从问世那一刻开始，便让冯友兰成为学术话题的焦点。新理学的贡献在于，它用西方几千年的哲学精华——逻辑分析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千百年来笼统模糊的界定方式，为中国哲学迈出现代化的一步奠定了基础。
  冯友兰的开拓思想除了表现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在他的教育方式中也处处有所展现，只不过因为他的思想太过于璀璨而掩盖了教育的光芒罢了。当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在清华大学里形成了一股“清华学派”的风气，具体来讲就是既注重学生视野的拓展，又从不空谈理想抱负；在强调做学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杜绝钻牛角尖。应该说，冯友兰对于清华大学人文的发展以及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冯友兰游访欧洲回来以后，他便和叶企荪一起向清华大学提交了一个章程草案，大致的内容就是希望清华大学委派学生赴德国做交换生，以此来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学术的深入研究，这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乃至整个国家都是极为罕见的提议。毕竟德国曾经是法西斯的起源地，刚刚经历法西斯浩劫的中国人民一时间还对这个国度心有余悸。但是，冯友兰却秉着学术的态度提出这个建议，对此，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十分支持，并在学生中选派了乔冠华、季羡林、郭福堂等三位学生赴德国学习。这几个人，日后都成就了各自的一番成绩，在政界、文学界、医学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季羡林在晚年回忆起赴德留学一事时，仍旧感慨地说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如果没有他（冯友兰）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
  对于学生们，冯友兰经常教导他们“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旧邦新命。”大致的意思便是说，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经过这么多年的雨打风吹，至今仍旧生机勃勃，这意味着它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将是新的使命，而这个新的使命便是建设现代化，让国家富强起来、民族从此兴盛起来。
  对于大学的培养问题，他曾经明确地表述道：“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在他看来，所谓的“人”，是指对社会、对世界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的个体，他们不仅要对他们所专注的东西有所欣赏，对于以往的以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懂得欣赏，比如文学、音乐、美术等。此外，大学除了教授学生们专门的某项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欣赏世界的心、探索世界的主动性以及对社会进行判断和了解的大脑。如此，学生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人，而不是一只只会接受已有结论的器皿。
  冯友兰用“继往开来”一词描述他所理解的大学工作，如果大学只是起到传授已有知识的作用，那么它也就和那些时兴的职业学院无异了；而且大学老师不应该仅仅只会教书，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反映自己的思想的书籍。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冯友兰在将哲学作为毕生追求的同时，仍旧不忘著书立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和思想精华，否则，只不过是一部照本宣科的机器罢了。
  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以及对独立研究的客观分析，冯友兰多次提出应该把“学校”和“学术”区别开来，因为学术本身是一件极为纯粹的事情，如果夹杂了其他因素，学术就会变了味道，最终起不到研究真正的意义，生生地被演变成了摆设。这样的开创性的建议，即使是在现在，也未尝不是需要勇气的。如今的大学教育，虽然硬件设施、学生质量和研究支持都比起之前遥遥领先，但是老师的学术纯粹性却比以前减弱了不少，许多教师已经不是纯粹地传道授业了，他们有的仅仅是为了糊口，有的是为了混些名声，因此现实的利益束缚住了研究的双手，最后在文山会海、论文累牍的大背景下成了一个照着书本讲演的提线木偶。
  冯友兰提倡独立，他自己的学术研究也鲜明地带着独立的色彩。他所做的思考往往都是立足于当下，比如他选择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混沌浑噩，因此才促使他想要通过哲学来拨云见日。同样地，他的哲学研究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甚至用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近那些现实，并就此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研究，比如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冯友兰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研究”，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需要勇气的。
  以上这些关于冯友兰在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只是冯老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无法长篇累牍地细细讲来，但是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哲学大师在思想上所有的连年轻人都不及的创新精神。应该说冯家的人都有这样的精神特质，比如冯景兰，他所学习的地质矿床学在当时的中国也属于奠基学科，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创新性地提出了“封闭成矿”的概念，由冯景兰率先提出的这一课题，直到十几年后才成为世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封建礼教抗争性强、独立意识浓厚等特点，也是当时文坛少有的笔触。
  听完了冯氏家族的故事，您是否对他们的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呢？自古名门望族代代皆有，但没有哪家能拍着胸脯说家风无益。良好的家风是传家宝，就如同冯家一样，从祖父开始便把“诗书传家”的理想印刻在了孩子们的血脉中，若干年后，当他们经历着不同时代的变迁、不同生存环境的转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于学问持之以恒的追求，还有那份与生俱来的开拓思想。也正是这样的家族成就了冯家那些杰出的子孙们，而他们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成绩光耀门楣，这便是家族传承的意义，同时也是家风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