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隔重洋的思念
  聂鲁达，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提起拉丁美洲诗人，人们不假思索就能冲口而出的第一位，准是聂鲁达。的确，巴勃罗·聂鲁达堪称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
  聂鲁达是到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个。来过中国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这样几位：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52，1953年），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61，1967年），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52，1957，1987年），而聂鲁达则来过中国三次，是其中来的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还是这些作家中既到过旧中国，又访问过新中国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聂鲁达能活到高龄，我敢说，诗人的中国之行必定还会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会穿洋过海而来的。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他魂牵梦萦的朋友；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怀念着他。
  聂鲁达与中国，可以说有特殊的缘分；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国人眼中陌生得犹如这块“新大陆”还不曾被“发现”。就在那个时代，聂鲁达启程向东方远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领事时途经中国。
  诗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当时被残酷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两个畸形大都会。就在这里，他亲眼看到，在中国的海域中、内河里，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装甲舰耀武扬威，挂着万国旗的海盗船横冲直撞。而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的绸缎衣裳讨饭的母亲”：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
  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
  世界各国的军队，
  开进来又开出去。
  墙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这同时，从你的港口里，
  却开走了一艘又一艘装满财宝的船，
  那些冒险家为了争夺你的继承权、
  你的矿藏和大理石，正吵个不休，
  他们盘算着，在吸干了你的鲜血之后，
  将怎样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头装走。
  ——《新中国之歌》
  而与此同时，毒瘤般遍布的鸦片烟馆，张开黑夜的大嘴吞噬着无告而又无奈的国民，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诗人亲身体验了这个罪恶社会的可怕——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被拦路抢劫。抢劫者飞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衬衫、鞋、帽，甚至连领带、袜子都没放过，强盗熟练麻利得像杂耍演员。他们抢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当然，也就是这次遭劫，使诗人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真诚——当他走到有亮光之处，碰到不少人，这些中国人尽管与他语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极为热心地想帮他脱离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终于把诗人带到他乘坐的船上。
  诗人看透了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罪恶。他满怀激愤、一语破的，称这里“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次旧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后来的新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对新中国如此深挚的感情。因为这个新中国，是诗人——这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在大海那边”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许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却依然存在。”他因此坚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
  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大地之歌》
  当新中国诞生时，诗人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骄傲：“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回首话沧桑》）还有谁，能像诗人这样，对中华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聂鲁达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的深挚爱情，“怀着真诚得像大地一样的爱情”，来到新生的共和国的。1951年，聂鲁达和爱伦堡一起，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蒙古来到中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给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诗人的来访，给正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之中的中国，带来了远在地球那一边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举行颁奖仪式之后，聂鲁达出席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参加者除受奖人外，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席间每人面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饮。朱德元帅正坐在诗人对面，他爽朗地笑着，频频举杯邀请诗人干杯。
  在中国，聂鲁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热情地接待他的中国文化界朋友：小说家丁玲、茅盾，诗人萧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游览北京市的风景名胜，如颐和园、香山卧佛寺等，还送他一本齐白石画册。两位诗人之间有过多次幽默、诙谐的亲切交谈。艾青曾风趣地问诗人：
  “按照我们方块汉字，您这聂鲁达的‘聂’字是三个耳朵，我看您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
  诗人诚恳地望着艾青，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额头，幽默地回答：“在这儿呢，它在倾听未来！”
  从此诗人就接受了这个由三个耳朵组成的聂字，而且对这个地道的中国姓氏颇为喜欢。出于对大海深挚的爱，他也曾说过，自己这三只耳朵，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
  1954年，在聂鲁达50岁诞辰时，艾青和萧三以及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翻译陈用仪应邀去智利。由于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绕道欧洲、非洲，飞行8天，才远涉重洋到达智利，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诗人的真诚祝愿。这个小小的中国代表团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诗人的。艾青以准确的描述为诗人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画：“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海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1957年，聂鲁达再次来到中国访问。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泽莉亚。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缅甸飞来的客人们，陪他们游览了昆明、重庆，然后到达北京。在昆明，他们游览了壮美的石林；在重庆，他们参观了横跨长江的宏伟大桥；在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航程中，他们领略了奇伟瑰丽的三峡风光。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难险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就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织的大江上，诗人认识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农民、工人、渔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巅，只要是有土壤的褶皱上，就缀着新绿，就有人在那儿耕种。他看1952年聂鲁达与诗人萧三在布拉格
  诗人艾青陪同聂鲁达访问重庆（左二为聂鲁达，左三为聂鲁达夫人，右一为艾青，右四为巴西作家亚马多，右二为亚马多夫人）到农民的巧手怎样把上百只蝈蝈儿一只只分别装在用细篾条编成的精巧小笼里，造出了发出阵阵清脆虫鸣的城堡。在长江边上的小茶馆里，他听过民间艺人在人群中边弹边唱……诗人不由得赞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他坚信：“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北京，诗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萧三等。他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在开满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饮酒、抽烟、欢笑。聂鲁达在中国赋诗演讲，表达了对新生的中国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1951年诗人访华时，就应丁玲之约，写了长诗《新中国之歌》。这次访华，在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文联联合举行的欢迎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大地之歌》。诗人还作了演讲，深刻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随着聂鲁达的来访，20世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了不少聂鲁达的作品。诗人在中国的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切都显得愉快而和谐。直到有一天，诗人照例请翻译念报。他随手一指，正是有关一个政治案件的内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诗人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中国当代文化的精英。他这才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正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而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有聂鲁达熟识的朋友们。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之剑：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的宠臣达摩克利斯，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宝座上空悬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随时可能落到他头上的利剑。由此使他认识到，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幸福。“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就成为一个典故，意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正悬在他们头上，但是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从未对诗人谈及一个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没有一点儿流露。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国人！当聂鲁达访问结束、离开中国时，艾青没能去送行，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送行的资格。聂鲁达的心战栗了，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开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聂鲁达在回忆中描述了他辗转打听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惨命运，并提及他打听不到消息的萧三，然后他写道：“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细心的人会发现，聂鲁达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很耐人寻味。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61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诗人好几部作品，如《聂鲁达诗文集》《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等，登载在报纸杂志上的散译诗歌为数也不少。但从1961年下半年后，聂鲁达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就几乎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这沉寂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直到1980年，他的诗作才重新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聂鲁达本人直到去世也没能再来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长达20年的老死不相往来？与聂鲁达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说得再清楚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而对于聂鲁达，则是我们疏远了他。毋庸讳言，聂鲁达确实曾被我们划为“修正主义者”，尽管这绝非人民的意愿。于是和他就只有划清界限的问题，谁还敢再提什么友谊？！
  尽管如此，聂鲁达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一切，热切地寻觅着他的中国朋友丁玲、艾青、萧三……的踪迹。诗人热爱中国，只要有哪怕一点儿可能，他也一定会越过重洋来寻找友谊。然而，诗人只能面对横无际涯的太平洋，朝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呼唤艾青！而艾青，在被与世隔绝的20年中，不但听不到聂鲁达的一点儿消息，再也没有读到过他写的诗，而且直到1980年，才知道聂鲁达早已于1973年与世长辞！真可谓是生死两茫茫！1995年年底，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迷人的”艾青，泪花闪闪地回忆起聂鲁达：“他对我很好，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后来却没能再见到他，永远见不到了！”
  万幸的是，在相隔20年之后，聂鲁达终于又能“重返”中国。从1980年开始，聂鲁达的诗文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他的作品集又开始不断出版。聂鲁达诗选已经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诗人的代表作《漫歌集》于1984年以《诗歌总集》的译名第一次全文出版；诗人的回忆录也已有了若干个中译本……
  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对“聂鲁达是中国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这一习惯性说法也就不能不发生了怀疑。的确，与其他拉美诗人相比，聂鲁达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最大，作品被评介最多。但是，当我们知道聂鲁达的作品集总共有50余部，而我们完整译过来的诗文集只占十分之一时，我们还能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已经很多吗？而对于诗人究竟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的了解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仅凭已经译成中文的、只占这么小小比例的诗人的部分作品，只凭对诗人一生轮廓式的了解，就想对聂鲁达这样一位诗人做出准确、中肯的评价，谈何容易！我们对诗人的实际了解，与我们对他名字的熟悉程度是并不相称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研究在苏联等许多国家就被列入美洲文学研究重点课题。他的作品每出一部，就有相应多种语言的译本几乎同步问世。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常说自己是个欠债者，“对于前辈作家”，“对祖国、对人民都负着债”。而我们，对聂鲁达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智利诗人，对这样一位如此热爱中国，对中国满怀兄弟情谊和殷切期望的诗人朋友，岂不也是欠了债？
  因此，我们写出了这本小书，但愿它能对热爱聂鲁达和他的诗歌的人们有所帮助。聂鲁达，这位被称为大海的儿子的诗人，是怎样从世界的边陲智利起锚，向东方、向欧洲、向世界扬帆远航？他是怎样出航又归来，在他祖国智利的土地上，在如此广阔的世界上，建树非凡的诗人的功勋？他停泊过多少陌生的港湾，经历过多少狂涛巨浪？特别是，在我们相互不通音讯的年代，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南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从他们脚下直着挖下去，挖通到地球的另一头，就是中国），诗人又是怎样生，怎样死？……请读一读这本小书吧，它虽不能使你了解一切，但一定能让你了解一些，而且肯定是不算少的“一些”……
  不朽的航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曾任智利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从“二战”中返回智利到最后去世这30年间，聂鲁达始终忠诚地战斗在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他的诗正是这种沸腾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为和平和幸福而斗争的武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识到：“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这“斗争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伟大诗人聂鲁达。
  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的高峰。诗人在这部卷帙浩瀚、绚丽多彩的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诗人以史诗般的气魄，展示出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拉丁美洲全景历史画卷，从大地对美洲人的召唤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弘扬了高昂的民族精神，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漫歌集》之后，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诗集《葡萄与风》，这是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活动，特别是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与此同时，诗人匿名出版了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诗人称它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诗人还创作出版了3部《元素的颂歌》。他在构成大千世界的众“元素”中探索美与善，以浅白易懂的诗句阐释了深刻的哲理。20世纪50年代末，诗人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英雄事业的赞歌》，献给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先后问世。正如诗人所说：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海滨之花的颂歌》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诗人有明确的阐述：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出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处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再次挂帅出征。他要为智利人民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智利的富强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0年间完成出版的作品将近20部。他去世后出版的9部遗著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诗人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在谈及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时，卡尔·拉戈内·西耶罗曾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要想用几句话就勾勒出聂鲁达的创作轨迹，无异于是妄图用小匙舀干满载水的四万吨位巨轮。”在中文里有个更精彩的说法，即无异于是以蠡测海。而评论家们则作如是说：聂鲁达一个人完成的是一打诗人的工作，他的诗作构成一个宇宙。
  据粗略统计，聂鲁达的作品（包括遗著和去世后由他人汇编的诗文、书信集）有50余部，其中不少是大部头作品。如诗体回忆录《黑岛纪事》，由5卷组成；《漫歌集》，约15万行；散文集《我命该出世》，7卷近500页。诗人的作品全集——还不是最终版——已超过5000页。
  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不仅是大语种，就是较偏的小语种，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精神和夸张手法，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和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讽刺作家。，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效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古罗马诗人。’，‘效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思想家。’。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
  尽管诗人这些阐述并不系统，但从中已经完全可以了解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对这个问题，《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阐述得好：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而诗人对拉丁美洲诗坛的贡献之一，正是：
  “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至于什么是“聂鲁达主义”，那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大题目。
  聂鲁达被称誉为大海的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祖国智利，有长达4000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也许因为，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为劳苦大众写下了无数诗篇，他是人民之子，而人民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抑或是他一生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总是出航、返航，犹如不倦的航海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次壮丽的航程？
  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这样说：
  “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
  聂鲁达总喜欢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智利南端濒临南极），其实他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战斗的一生和他那“构成一个宇宙”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在他一生中，即使到了晚年，聂鲁达也从没有落下远航的风帆。正是：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写给所有的人》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在黑岛家中惊闻噩耗：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在莫内达宫遇害殉职。聂鲁达为之奋斗毕生的正义事业遭到重创，这对诗人，不啻是致命的打击。他那为世界和平、为智利人民幸福操劳多年、被忧虑和病痛折磨得衰弱不堪的心，再也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去世。“巴勃罗·聂鲁达死于智利的灾难！”人民愤怒的抗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曾亲自派专机到智利接聂鲁达，但诗人拒绝离开。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走，他应该留在智利，和自己的人民共患难。诗人坚守在他的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刻。他是在战斗中倒下的，他以生命殉于人民的崇高事业。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千千万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为自己的诗人送行。人们手捧红色康乃馨，迎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在一排排闪着幽光的黑洞洞的枪口下，高唱着《国际歌》前进。他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聂鲁达活在他的诗歌中，活在他的人民的心中。是的，他仍然在歌唱，继续在战斗。在人民的心中，他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