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同富来到沈阳，找到亲戚家，这个远房亲戚在沈阳卷烟厂上班，了解到潘同富想来工作，就说：“我们工厂正好招工，明天你就和我一起去。”
  来到工厂，工厂正在招工人，一见潘同富大高个，相貌堂堂，气质不俗，立刻就相中了，又是本厂职工亲戚，自然同意招收，马上当场填表，要求第二天就上班，吃在食堂，住在厂宿舍，具体工作是下料车间工人。工作两天后，潘同富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个平安，就算稳定下来了。
  第二年的九月，潘同富接到家里来信，家里有事需要赶紧回去，又说家乡闹灾荒，吃的已经供不上嘴，儿子已经一生日多了，肚子都填不饱，营养自然也跟不上，回家时最好能多带些粮食回来。
  潘同富也不知家里到底有什么事让自己必须回去，灾荒严重到什么程度，但家里来信自然是大事，不敢耽搁，立即请了假，又托人买粮食，虽然粮食也不容易买，好在这一年多的工资除了汇到家里，自己没花多少，找亲戚，托朋友总算买到一百斤玉米面和六斤白面，分成几个袋子装好，找了个木方当扁担挑着，坐上火车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里，潘同富才真切地感受到灾荒的严重性，家里已经十几天没有吃一粒粮食了，仅剩的一丁点面也是熬成可以照见人影的稀面糊糊喂给自己的儿子吃，家人则十几天一直吃一种叫做“难拿”的食品。
  “难拿”是用干地瓜秧子、槐树皮或槐树叶子、玉米瓤子用碾子反复碾压，用细箩筛几遍，粗的再碾，最后都碾成细面，用水沉淀和好，做成窝头上锅蒸熟。由于这全是粗纤维，没有一点粮食在内，轻轻一碰就碎了，出锅的时候需要五个手指轻轻地捏着小心翼翼地才能拿出来，而且很难完整地拿出来，所以人们形象地叫这种食品为“难拿，”还真是体现了中国农民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
  由于之前一直就吃不饱，十几天来又没吃一丁点粮食，家人都已经浮肿，尤其母亲和妻子，已经肿得挺吓人了，脸胖胖着，眼睛挤成了一条缝，腿上轻轻一按一个大坑，半天都起不来，儿子虽然还有面糊糊吃，但多是水，营养差得太多，长的大脑瓜小细脖，挺大的肚子，看了就让人心酸。
  就这还是老父亲潘继昌很早就预见了粮食饥荒，刚一开春，就偷偷来到地里捡上年没收回的地瓜，才维持到现在。
  上年地瓜收获季节，正好赶上集体大食堂的时期，老百姓都觉得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粮食有的是，地瓜本来就不是多么好吃的东西，过去吃是因为产量高，种地瓜能保证填饱肚子，现在有的是粮食还有谁会总吃地瓜，所以根本就不当回事，犁杖在前面犁过，社员在后面捡拾，大个的、完整的捡起来，小个的、有破损的全扔了。
  扔在地里的地瓜经过了一冬天风吹日晒，冻了化、化了冻，到了春天干成一个飘轻的白色地瓜壳，磨成面掺点玉米面蒸成干粮，苦溜溜的，大便干燥得厉害，颜色也变成白色的，哪怕是这也比后来吃的代食品好吃得多，大便也容易得多。
  当时潘继昌起大早，偷偷到地里去捡，捡回来还得偷偷晾干，再磨成面掺和着吃。这种事政府是严格禁止的，因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所以只能偷偷去捡，一天也就早上敢去捡一次。头两天每天能捡将近一面袋子，到了第五天，从早上开始，“呼啦啦”也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人，满地里全是，公社里的人开始还到处撵，后来撵不过来就不撵了，也都跟着一起捡了起来。
  几天时间，别说地里浮皮的，就是埋在土里的也都挖了个遍刨了出来，最后都填进了大人孩子的肚子。因为潘继昌动手早，捡得最多，关键的时候真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潘同富带回来的粮食算是救了全家的命。母亲将粮食装到柜子里安上大锁头，每天用地瓜秧子、槐树叶子、野菜掺上点玉米面，总算是饥一顿饱一顿对付到了新粮下来接续上，虽说新分的粮食还是不够吃，但偶尔一家子可以勉勉强强吃一顿饱饭，平日里勒着腰带总算能过下去日子，和其他乡亲比较，一家子没有饿死的真是万幸。
  比较起来邻居刘昌赫一家既不幸也万幸。
  刘昌赫两口子生了三个半大小子，大的十一二，小的七八岁，能吃能喝不能干，两口子心疼孩子，有点吃的都填活了他们，结果两口子差着一两天的时间，双双病饿死了。
  三个孩子成了孤儿，也没亲戚投靠，你想啊，在那个年代，自家人能不能活下去都说不准，谁家还敢多留三张嘴。时间不长，靠讨饭活着的三个孩子就没了人样。多长时间没剪的头发乱蓬蓬打着绺，满脸都是污垢，衣服破破烂烂，光着两只脚，脚上厚厚的一层皴，只有牙和眼珠是白的，勉强能看出个人模儿样。
  三个孩子一人端着一个破碗要饭，可怜到谁见谁落泪的程度，乡里乡亲的，走到谁家，不论这家已经困难到啥程度，只要还有一口吃的，也要吐出半口放在他们的碗里，架不住人家多呀，三个孩子倒是吃得饱，轻松度过了挨饿的年代，后来长大成人，个个都是膀大腰圆的。
  此时高级社已经转变为人民公社，潘同富出去一年多，安顿好家里就来到乡里看望老同事，陶书记不在，岳乡长见到他非常高兴，拉着他的手来到办公室。潘同富见岳成伟明显瘦了，脸已经成了一条条，眼睛看起来大了许多，但是却没有了原来的光彩，一头乱发也落满了灰尘，全然没有了一年多前神采飞扬的样儿。两人聊了一会儿，就聊到断粮的事情，岳乡长可算找到倾诉对象，把一肚子牢骚全倾吐出来。
  原来潘家楼公社当时有一万多亩耕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然条件较好，1959年春天庄稼获得丰产，但由于“大跃进”提出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兴办大食堂，全乡办起食堂一百二十多处，参加的社员七千多户，村民全部到大食堂吃饭，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也就无计划，损失浪费严重。而由于有大食堂，社员都觉得粮食有的是，地里的庄稼村民也懒得收获，地瓜成片烂在地里，粮食收获丢三落四，恨不能有一半扔在地里。不久，有的食堂粮食告罄，逐渐连社员吃饭最低标准也不能保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无粮无菜，最后只好停火关门。
  上级又提出“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公社都建高炉炼钢铁，社员家里的锅、铲、掀、斧子、锤子甚至连门鼻儿等铁器都被收去砸碎炼钢，钢没炼出来，好钢炼成了废铁巴巴。
  1959年秋天，二茬庄稼播种前，上级传达***“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方针，要求深翻土地，各级政府要求越来越严，深翻标准也逐渐加码，甚至深翻达到三尺来深，熟土翻到底下，上面全是生土。种麦子时，公社又要求必须加大播种量叫做密植，每亩地本来正常需要种子十五六斤，结果按上级要求必须下种一百多斤，大大超过了正常播种量，造成地没种完一小半，种子没了，不少地还没下种，好容易再淘换些种子，稀稀拉拉的种在剩下的这些地里。来年一半地因为种的太密长不开没产量，另一半种的太少也没产量，交完公粮也就所剩无几，还没到入冬，村里就出现了严重缺粮情况，灾年不但没过去，反而更加严重了。
  1959年起当地就已经实行统购统销，因为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今天跨黄河（亩产五百斤），明天过长江（亩产一千斤），明明亩产四百来斤，偏偏上报一千多斤，按照百分之五十收购，粮食基本就全部上缴了，所以收购任务完成后，其它口粮、种子所剩无几，当年夏天全乡人均才分口粮十几斤。
  可是上级领导主观推断认为基层瞒产私分，群众手里还有粮，有潜力可挖，所以在社员断粮后，县委又要求乡镇领导必须表态“困难自己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不要国家的救济粮，”上报上级拨补返销粮得不到批准。
  过去老百姓家里多少有点自留地，种点啥还可以补充家用，现在早就全部归公，社员吃粮全靠分配，一点其他来源都没有。
  再后来，大饥荒日趋严重，乡里被迫全面推广代食品运动，倡导“瓜菜代，”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其实，这时早已无瓜无果，百姓已经用树皮、树根、野菜、地瓜秧子、玉米瓤子代替粮食，这种非谷粟类食物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的学名，村里多数人家吃的“难拿”就是其中一种。
  岳成伟喘了一口气接着说：“现在社员都给我们总结成“五风，”说是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特殊风，瞎指挥风，唉，作为基层干部，我工作越来越不好干了。”说到这里，岳乡长止不住泪水流了出来，又双手拉着潘同富说：“我对不起乡亲们，我、我更对不起你。”
  潘同富本来对国内农村形势也知道一些，但没想到复杂严重到这个地步，但不在其位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安慰了岳乡长半天，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转过年来四月份，整个山东粮食还是不够吃，潘同富家也不例外，上年秋分的粮食千省万省还是已经吃完，新粮还要两个多月才下来，灾荒仍在延续，一家人都愁得什么似的。
  天无绝人之路，国家也了解到山东饥荒蔓延，因饥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全面救济国家明显能力不足，便制定实施移民策略，将部分人口移民到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广人稀的地方，以缓解山东压力，并冠以“支援边疆”的名号。
  县里有关部门来到潘家楼进行宣传动员，他们主要讲支援边疆建设的意义和到东北去的好处。重点说东北不缺吃，不缺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资源丰富，要啥有啥，到那去后吃喝都是国家管，东北那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房子给盖，吃粮吃油国家供应等等等等，一时间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谁知真到具体支边人员报名时又有了问题，当地人祖祖辈辈住在潘家楼，故土难离，又传说东北冷，撒尿拉屎都要拿根棍，边撒边敲，要不就冻上了，冬天大街上随地都能见到冻掉的鼻子耳朵；到了夏天更厉害，蚊虫能叮死人，说是拉屎都必须笼堆火熏着，要不蚊子能把人的屁股啃出窟窿；还到处是土匪，人一转眼就没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有的人家有一个人说有意报名，全家抱头痛哭：“那东北哪是人去的地方啊，说好，好他们自己怎么不去呢？现在这当官的净放狗屁，哪有一句实话？听他们的话死得更快，不去，就是不去，饿死也不去，死也要全家死在一起。”
  众说纷纭，但真报名者寥寥，乡里也着急，上级下达的支边人头任务完不成可不行。怎么办，乡里又商量了几次，决定实行奖励政策鼓励报名，每报名参加支边一人奖励玉米面五十斤，白面五斤，地瓜干五十斤。
  潘同富听到消息，回家商量报名，父母还都支持。他家并不像其他人家担心这担心那，因自祖辈就读书识字，而且好几辈子都有人离开家乡出外闯荡，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多数还都到过东北，现在家里有老有小，已经断粮，报了名不一定就是吃苦遭罪，关键还能救全家；何况即便就是火坑，也是先顾眼前重要，难不成真的一家子饿死在一起是咋的。于是和家里打声招呼就去乡里报了名，乡里青年又陆续有六人报名，乡里逐级上报批准，确定七人为支边人员，具体分配到吉林省舒兰县吉舒矿务局第三矿井当煤矿工人。
  1960年4月20日，早上乡里统一安排专人带领七位支边人员来到县里报到后，送到火车站，统一吃过早饭，支边管理办公室为每位支边人员发了一包面包，还每人发了一个军用水壶，装满水准备路上喝，然后进站上车。
  支边人员乘坐的是大闷罐火车，起初大家都挺兴奋，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里里外外去看、去摸，车上仅有的一个玻璃早就模模糊糊不透明的盘子大的窗户，你趴上蹭一蹭看一会儿、我趴上蹭一蹭看一会儿，似乎一路都是西洋景。可是坐上走一段时间之后，新鲜劲儿过了，感觉和想象慢慢越离越远，一个车厢六十人，车厢屁大点窗户，也就透过恍恍惚惚的点儿光，加上门缝透过的那一条条亮儿根本不顶事儿，关上门后几乎就是漆黑一片。车里也没有座位，人们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晚上也只能坐着睡觉。最难过的是车上还没有厕所，开始定的是到大站下车方便，实在憋不住就在车厢里的一个“马桶”临时解决，人们也都不愿用它，一个气味难闻，再就是四周都是人方便起来也不方便，后来有人把门掰开一个缝解小手，大家就跟着学。大便坚持憋着，火车是直通车，一般小站不停，到大站才停车，火车一停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下车就到车厢两旁蹲下解手，一列车一千多人有男有女，这时人们也顾不上男女有别，女同志也没法讲究了。每次停车也就十来分钟，时间紧凑谁都怕掉队，什么事都是急急忙忙，紧张得要命。好在吃饭比较正常，吃的是面包，有时发一顿的数量，有时发一天的数量。多数人在家的时候都吃不上饭，现在能吃上面包，都高兴得了不得，甚至有人舍不得多吃，只吃半饱，剩下面包装在包袱里留下来。到了大站，车站安排了一排几十个供水点，有人专门帮助灌水，还好饮水供应充足，没听说谁喝不上水被渴着。
  虽说旅途漫长枯燥，但往往孕育着浪漫，一路共同坐车过来，几天的时间虽短暂，同甘共苦的经历却成就了不少的姻缘。他们同车，后来又同井口的刘成义、孟繁华都是在车上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
  三天两夜时间，七个人终于到达目的地，大家傍晚时分到了吉林省舒兰县吉舒镇火车站，满车人都昏头涨脑，下车后站都站不稳，就想躺下好好睡一觉。下了车，井口领导和工作人员已经等在车站外，举着纸牌牌接站，大家赶紧上前打招呼，接站人员又热情地帮助卸行李，领着坐上接站的卡车，直接到了三井职工宿舍，老职工见他们到来，急忙拿脸盆打水，叫大家洗手准备吃饭，洗完手脸，来到食堂，吃的是白面馒头，菜是荤油炖萝卜土豆和豆腐熬大白菜，管够吃，几个人在山东老家已经一两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大家都敞开肚皮吃了一个饱。潘同富吃过晚饭回到宿舍先写了一封家书，寄回关里老家报个平安，又洗脸、洗脚，躺在炕上静了静心神，回忆几天来的经历，自言自语：“到东北了，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