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郑爱国在二弟家里住下来，郑爱党也从卧牛坡赶了回来。兄弟三人躺在一条火炕上，聊了个通宵。
  第二天早上，郑爱国到东大甸子给郑存善和郑友和上了坟，又用吉普车拉着郑爱民和邓玉珍到公社卫生院做了人流，再把他们送回来，扔下一些钱和粮票，这才返回双沟县。
  邓玉珍做人流的事，再次在卧牛坡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旧窑堡子那几个违规怀孕户，心底仅存的那点侥幸，被彻底瓦解了。七户当中，有四户主动向赵福堂申请马车去卫生院做了人流，剩下三户见势不妙逃之夭夭了。
  赵福堂私下打听郑爱党，获知旧窑堡子大队的人流率已经在全公社遥遥领先，对逃跑的三户也就不再理会，开始着手筹备秋收动员大会了。
  十月金秋，北方大地一片黄澄澄的景象。
  赵福堂提前跟邓中华商量，秋收大会上，由赵福堂做秋收动员，邓中华做计划生育工作部署。邓中华推辞说：“我是队长，还是我做秋收动员。你是书记，当前以计划生育为大，还是你亲自部署为好。”赵福堂说：“是这个理。但是在计划生育工作上，你说服了玉珍和贵发，给全公社都做出了表率，段书记不止一次来电话表扬你，还是你更有说服力。”邓中华被表扬得飘飘然，欣然接受了。
  晚上七点钟，大队部房顶上的大喇叭再一次响起了赵福堂的声音：“外！外！今天晚上七点半，在大队部召开秋收动员会，全体劳动力参加，无故不参加的扣十个工分。”
  白天上工的时候，各生产队已经下了通知。喇叭响过，人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有的拎着板凳，有的带着褥垫，也有什么也不拿的，三三两两地向大队部走来。大队部院里早已摆好了桌椅，话筒也从屋里扯到了外面的桌子上。桌子上方用竹竿挑起的一只电灯泡，早已被蚊子蛾子蝲蝲蛄等各式昆虫围满了，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主席台前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最先来的是那些还未婚娶的大小伙子，他们喜欢聚堆儿坐在大院周围的墙头上，体验一种居高临下、纵览全局的感觉。他们坐得高不是为了听得清楚领会精神，而是便于观察未婚的女孩子。接着来的是中壮年的劳动力，他们都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会议内容可能关乎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他们自然要认真听、认真记。然后就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或是中年妇女们，他们专挑大队部周围的院墙根下坐着，既可背风，又可靠墙，开会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充个人数，混个工分，对会议内容并不关心。最后来的就是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姑娘们，她们已经换下了白天劳动时的装束，洗漱干净，穿戴整齐，脸上擦着粉，头上涂着油，还未走近就有一股香气扑来。她们喜欢坐在灯光暗一些的角落里，或是离主席台稍远的地方，尽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即便如此，从她们一走进人们的视线，墙头上的小伙子们就会立刻骚动起来，冲着姑娘走来的方向指指点点，吹起刺耳的口哨，惹得姑娘们从脸颊一直红到耳根。
  各生产队清点人数之后，值班生产队长开始维持会场秩序：“大家静一静！今天我们召开秋收动员大会。”这时，站在后面的邓中华突然用手往西边墙上一指，说：“那边墙上的，把手电闭了。”只见西边墙上骑着一个人，正把手电放在自己的下巴上，向人群后面的姑娘们做着鬼脸。他下半张脸亮，上半张脸暗，舌头伸出老长，眼睛向上使劲翻着，活像一个吊死鬼。大家听邓中华一说，都纷纷扭头观看，被逗得哄堂大笑。
  朱老排又把鬼脸扭向邓中华，眼珠子向上翻了翻。邓中华气得骂了起来：“朱老排，白天你就够吓人了，这黑灯瞎火的还在那装吊死鬼，小心你三太爷一会儿给你揪了去。”大家听了又一阵哄堂大笑，胆子小的感觉后脖子有些冒凉风。
  朱老排的三太爷死于一九六七年。当时，无论是出村进城还是在稍大一点的路口，都有戴着红胳膊箍的青年小将把守，必须背诵一两句伟人语录才能通过。农村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有几个会背的？起初，人们想出了许多通关绝技，其中最常用的就是装哑巴。遇到截道的就手舞足蹈地比划一阵子，青年小将不耐烦，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后来装聋作哑的人多了，截道的也就不再相信了。那天朱承业要去卧牛坡赶集，刚走到老窑河桥头，就被一个姓仇的小将拦住了，要求他背伟人语录。七十多岁的朱承业从家出来之前，特意让人教了两句，可是被人一问，又都全忘了。朱承业原本耳朵就有点背，就索性装起聋子来。他特意把耳朵凑近姓仇的小将，还用手在耳朵后面拢着。这个手法已经烂了大街了。仇姓小将一扬手里的红宝书，大声地说：“别装聋作哑，快背伟人语录。”朱承业说：“七里铺？我不去七里铺，我去卧牛坡。”
  小将一听，好咧，这就是不聋不哑了，又接着说：“要想过去，就得背伟人语录。”朱承业说：“五里路？不对，卧牛坡离这八里路。”小将大喊：“背伟人语录！”朱承业说：“不在那住。一会儿就回。”小将急了：“你别打岔！”朱承业说：“我别害怕？我能不害怕嘛，小将啊，你就别吓唬我这个糟老头子了！”小将为了缓和气氛，耐心地说：“我教你背一句。跟着我说：广阔天地，大有为作！”朱承业说：“就不让过，管你谁谁。”小将气得不行，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催着：“他岁数大了，耳朵不灵啦。”这个姓仇的红卫兵无奈，只得让朱承业通过，但却因为这点小事记了大仇。
  没过几天，朱承业正在刘家场园乘凉，突然一阵旋风吹过来，把贴在大队部墙上的某位领袖的画像吹跑了。朱承业一看，这正是立功表现的大好机会，连忙迈开老腿向大队部跑去，边跑边喊：“不好啦，林副主席上天啦！”恰巧那个姓仇的红卫兵从这里经过，听到喊声，本想跑去追画像，但是发现孙承业正是那天让自己难堪的老头，脑里灵光一闪，立即向上级报告，说自己抓了一个叛徒。当天晚上，朱承业被押到台上批斗一通。朱承业这么大年纪受此屈辱，一时想不开，趁着半夜没人注意，拿条麻绳来到村子中间的小庙旁，在一棵柳树上吊死了。后来，很多人半夜经过小庙时，都能听到朱承业背诵语录的声音。姓仇的红卫兵听说之后，再也不敢在旧窑堡子呆了，别的红卫兵打着破四旧的旗号，拆除了小庙，但是朱承业闹鬼的事还是时而发生。
  刚才朱老排拿手电装吊死鬼吓唬大姑娘，邓中华特意把朱承业搬了出来镇一镇他。
  大家停住了笑声之后，继续互相交头接耳嘈杂了一会儿，邓中华又喊了一通，会场终于静了下来。
  这时，赵福堂走到话筒前，开始部署秋收工作：“明天我们开始秋收。在座的都是老把式，地里的事我不多说，各个生产队都能安排好。我只强调两点：一个就是抓紧时间。今年的苞米很干燥，各队要抓紧抢收抓紧脱粒抓紧晾晒。我已经跟粮库打了招呼，只要是我们旧窑堡子的粮食，送了就收。”大家听了，迅速交头接耳地谈论开了。每年秋收之后，最头疼的就是到粮库送公粮，不但要排长队，送粮的人跟牲口在路上吃住几天，就算好不容易排到了，还可能因为粮食水分大或不饱满等理由，被要求拉回来重新晾晒。这里面当然不单单是粮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人为原因。大家听赵福堂说完，心里都非常高兴，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地里去抢收。
  赵福堂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敲了敲话筒，接着说：“第二件事，就是提高效率。咱们大队只有一台脱粒机，一天满负荷运转，能打六万斤粮。哪个队收回来六万斤就给哪个队打，不够六万斤就接着排号，免得脱粒机一会儿挪到东头，一会儿挪到西头，严重浪费时间。各队晾晒的场院与往年不变。我说完了。”
  开会前朱老排被邓中华骂了一通，心里憋着气，他知道赵福堂讲完邓中华还要讲，就趁赵福堂讲话的时候，沿着墙根的黑影偷偷摸到大队部的窗户外面，眼睛耳朵一直瞄着主席台。听见赵福堂说：“我说完了！”没等下半句“下面请邓队长讲话”喊出口，朱老排抓起话筒的线使劲一拉，把另一端的插头从扩音器里拔下来，一边往院外跑一边欢呼着：“散会喽！散会喽！”
  大家见赵福堂已经安排完了秋收工作，退离了主席台，全都以为真的散会了，纷纷站起身往外走。邓中华见了，连忙拿起话筒大喊：“都给我站住，计划生育的事还没讲呢！”话筒早已没了动静。
  大家听说邓中华还要讲计划生育，脚底下恨不得蹬上风火轮，眨眼就跑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