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大师”比较，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正红旗下》为什么夭折？为什么作者认为老舍的潜力，一定不是只能写出“一部《红楼梦》”，但他放弃了自己？
  1962年春节，老舍写出一副对联来自勉：付出九牛二虎力，不作七拼八凑文。这算是一种觉悟。毕竟，他已经64岁了，不能再多耽误了。
  1960至1962年，文艺界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应景文章。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时，老舍积攒多年的人生悲剧被触动，他的身世经历涌上心头，他熟悉这个世界，感情落进了过去的年代，父亲的死，母亲的勤俭，姑妈的自私，姐姐的不幸，自己的童年……他找到了发泄的通道，先写了话剧《义和团》，再向前延伸思绪。1961年年底，他开始写作酝酿一生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以家族为背景。
  1962年3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他正写《正红旗下》。回北京后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几段。但好景不长，恰逢文艺界开上，批评长篇小说《刘志丹》。
  上海那边又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打着“革命”旗号，只许写1949年以后的“新人新事”。
  1962年《人民文学》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北京文艺》刊登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1964年被定为“坏小说”、“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
  老舍的朋友，原《人民日报》社长、党内少有的才子邓拓，教训在先。
  1957年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共发表一百五十多篇文章。老舍很赞赏，称他“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1966年4月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燕山夜话》，老舍只能沉默。这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4月14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思想，没有用**思想来武装自己。”
  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正写《正红旗下》的老舍也许从中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他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非凡的创作搁浅，老舍写《陈各庄上养猪多》去了。此后，这部《正红旗下》就只有八万多字，后面的精彩故事，被老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对此，曾有人感叹，说：“假如先生还在，他将写出多少好作品来！一篇《正红旗下》，倘若那时的政治气候能使他更从容地写作，他差不多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于是之：《假如先生还在》，《人民日报》1986年8月24日）其实，把这“假如”和“倘若”当真的话，老舍的成就一定不只是一部《红楼梦》！
  1966年4月，山雨欲来，他看望朋友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老舍在美国时，他们是好友。其实二人都是秘密的**地下党员，1942年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留学。王是演员、作家，1943年春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老舍先行归国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大概其**员身份暴露，王莹夫妇1954年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下狱。后经赛珍珠等人声援被驱逐出境，1955年年底回国。一年多后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被打成右派分子，曾送北大荒劳改几年。此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次日老舍专程到访，感慨地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
  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嘹望》1984年9月第39期。）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面。4个月后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8年监，出来时精神失常。王莹更惨，被关进监狱后再没能出来，死于1974年。
  由此还可见得，伟大的天才自身恐怕也是有责任的。他过于陷身周旋和应付庶务了，连与家人谈话的时间都没有。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变得深居简出，却很少再写文章。想想看，如果从一开始，他意志坚决一点，排除一切干扰，就把这些计划付诸实际，先把它们做完了再说，那将是何等了不起的功绩啊！
  因此，这也和作家性格上的软弱，缺乏勇气等有关。
  当然，我们在读了老舍的那些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痛其自贱的时候，也应该理解他内心的伤痛。他将其藏在心里，难以示人，除了王莹等至交外，连家人面前都不提，可谓身边无知音。
  按照老舍的预想，《正红旗下》是他在美国即已考虑成熟的三部历史小说里的第一部。它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自己家庭生活为背景，展开三重悲剧：自己家庭苦难遭遇；民族被烧杀凌辱，奋起抗战；以满族为文本，写出它由盛而衰的历史，从而对整体民族性弱点进行批评。
  前两个方面，在《小人物自述》、《茶馆》和散文《我的母亲》等作品中，早就有所描写。最后那层主题，直到《正红旗下》，才真正得到揭示。
  可惜的是，三个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展开。唯一能够得点安慰的是，这不足十万字的作品，尽管人物性格还在刻画、发展，主要矛盾还不明朗，但本身已相当完整，相对独立，自成格局。其高度的艺术品位和价值已充分显现，表现了老舍晚年创作风格臻于完美的非凡造诣。
  作品所展现的清末社会风情和民俗，是一幅动人画卷，精致美妙，准确周到，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同类作品中，绝无出其右者。
  三百多年来，满族向世界贡献了两位最杰出的小说大师，曹雪芹和老舍（纳兰性德也是满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位杰出作家，但他只是著名词人。有人认为，《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是纳兰性德，但缺少可信的证据）。其共同的方面，在于都以宏博爱心和心理上的悲剧性，写了“家史”。
  曹雪芹生于康乾盛世，因家道不幸中落，有繁华不再、兴衰无常的生命、历史之叹慨，看到了人性里的天然悲剧，那种悲剧更多地带了“人”的色彩。
  老舍生于晚清末年旗人圈内，穷苦起家，跨越民国最为乱糟糟的历史大变迁时段，承载了祖祖辈辈因天缘际遇，弱小民族统治广大汉民族后该应付出的代价：后期清朝旗人，为确保能随时拉出来打仗，不许有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有“自由”，有“铁杆庄稼”‘保障，为调济生活，就在苦中作乐，日常礼节礼貌，都有了一定程式。连京腔京韵，都经受了一代代的锤炼，撇着它，动听、清爽、悦耳，富有表现力，成了排遣光阴的一个有机部分。玩乐上下进全部心事和聪明后，生活考究，虽相当“艺术化”，却也越来越“无用”，越来越徒具形式。更不要说，更多是失去“铁杆庄稼”保障的底层旗民，能做的就剩下拉洋车、当巡警、卖艺、做妓女、经商买卖了，但是，因为面子、因为制度性限制，既难有远见性地学习其它谋生本领，丧失了一切技能，又不能、不屑于做事，坐吃山空，对一切失去自信和信心，像小说里提到的大姐夫一家、姑母、定大爷等人。其衰落就是必然的，整个民族被“侵略”、凌辱后，以这样的后备军打仗，其不堪一击，更是必然的。
  因而，老舍看到的多是“族性”里的“天然”悲剧，那种悲剧更多地带了“集体无意识”里积攒下的“族”的色彩。
  另一方面，深浸其中的老舍，一生都热衷于曲艺和俗文艺，保留了艺术地生活的品性，切磋非同寻常，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北京话的内在美感，自就成了运用北京大白话的一代宗师。
  胡适在《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曾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周作人则在日文版的《骆驼祥子》序言里说：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正红旗下》又把这一优势，发挥到了极至。在对母亲、大姐、福海二哥、定大爷等人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饱蘸着浓情，抒发了感激、怀念之意，意味丰厚深沉、瑰丽迷人。
  反派角色上，大姐夫、大姐公公婆婆、姑母、多老大、牛牧师，身上载了更多的民族文化负面性内容，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画。
  像大姐夫一家，父子都是武职，不知带兵打仗，却养了鸟，咳嗽、发笑如何更艺术，都很讲究。可是威风只在嘴皮子上，平时需要借赊，寅吃卯粮，连卖烧饼的都敢骂他们。在对他们平淡的叙述中，有着对全般历史真实的自省与逼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第二章）。
  旗人“末世人”的境遇，受到旧、新时代的双重遗弃，使他们自甘作了“末世人”，透出历史的沧桑感和哀歌的色彩，满盈了悲剧美学意蕴。
  而作者将批判推进到旗人社会，那是他最有心理障碍的领域。
  《二马》里有过一句名言，说：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正红旗下》是对这“出窝老”的文化的深层次检讨和自省。
  围绕“我”的降生，牵出主线，展示各类满族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不网人的生计处境，和迥异的心理状态。
  中间多数是寄生的、没落的、浑浑噩噩的、空虚沉沦的，害怕维新变法。另一类却欲从中挣脱，自食其力。也有在作斗争的。都很年轻，却处处受制约。
  经过这些揭示，我们不难发现，清朝社会的基础，八旗制度，如今有流水落花之势，社会出现急剧分化和精神危机，调整变革的路都不通了。
  在旗人社会特定的历史框架中，作品还填充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不啻是京师旗人生活风情的博览。
  如果说拉伯雷把一切生活都纳入狂欢节的快活的时间里的话，那么，老舍的故事则多是浓缩在各种各样的节庆时间里。
  所以，拉伯雷把生活节庆化了，表现的是西方的喜剧形式，狂欢化和浪漫化。老舍则把节庆生活化了，表现了中国的喜剧形式，生活化而现实化。
  《正红旗下》是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特色的——倘能更从容，他完全可以写成一部《红楼梦》。
  艺术的规律是，熟悉许多农民，才能创造一个成功的农民形象。对于写“新生活”“新人物”，老舍很吃力不顺手，有隔膜之感，老抓不住要点。而那些宏大的历史题材，他配写，也只有他能写，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风声鹤唳一类的玩意意味浓。
  1960年写话剧《神拳》时，他就尝试回到30年思考过的题材上，写那部家族性质的历史小说了。
  当时，“左倾”思潮得到抑制，创作自由，题材多样化得到提倡。他才全力投进来。写得很辛苦，要什么字都需想好久，描写什么就需要什么语汇。
  然而，大约动笔半年后，他停笔了。
  为什么呢？
  胡絮青于《写在（正红旗下）》一文中说明道：1962年下半年，那位“理论权威”‘对小说《刘志丹》下了毒手，制造了一起涉及面极广的错案，株连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这股现代文字狱妖风一起，传记小说这个体裁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写小说而被戴上“反党”的大帽子呢？转过年来，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样的口号难不住老舍，谁都知道，十几年来，他写了大量描写新人新事的作品。然而，这个口号的发明者名曰“大写十三年”，实则扼杀“双百”方针，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来，像《正红旗下》这类作品只好不写，束之高阁。我想，这些文艺政策上的不正常现象，就构成了《正红旗下》既没写完，又没发表的原因。
  此后，他真就很少再写什么了。
  问题是，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写作的人，自说自话，为写而写，不跟风，不看风，写出来再说的？《红楼梦》作者可曾看人脸色、受人影响而不写？可曾顾虑到能不能发表？所以，这的确也与老舍自身性格上的不坚定有关。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太爱生命、痛苦眷恋着精神世界的精魂，让我们仿佛听到了他在《断魂枪》里，那声声的“不传！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