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凑过去，惊讶地发现洞壁上竟有很多奇怪的图画，可能是年深日久的原因，这些图画显得比较浅淡，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这些图画是凹进去的，每个图画各自独立，又似乎互有关联。似乎是许多人围在一起，参加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
  我在阿幼朵看的用心，便问她：“这些图案究竟是什么意思？”阿幼朵又看了一会，说：“我也不太确定，似乎是我们苗族的军队在战前举行的祭祀仪式。”
  这与我的猜测不谋而合，看来这个墓穴怕是苗王的陵墓无疑了！
  想到这里，我忙嘱咐他俩小心戒备，万一这里真是那白毛魈的老巢，也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
  我上次就是吃了白毛魈偷袭的亏，手上的口子深可见骨，现在一动还感到生疼呢。我已经跟那白毛魈正面硬肛过，知道它的厉害，那一爪子要是戳在了我脑袋上，只怕我现在已经风风火火地跑到阎罗殿投胎去了。
  “咔哒”，洞中传来枪上膛的声音，阿幼朵端起56半，神情紧张地站了起来。我知道我们三个里阿幼朵最害怕白毛魈，因为她本来就是林山寨子的人，对那白毛畜生还有一些敬畏。
  我和胖子作为大男人，义不容辞地有保护阿幼朵的义务。所以我俩抢在了阿幼朵的前头，一左一右地把她挡在身后。阿幼朵怕枪走火，急忙把枪管抬高。
  “出发！”我一声低喝，与胖子二马当先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去。
  走不多远，前边出现一个岔口，两条走廊分开，各自通向一端。
  胖子道：“呦呵，这可够稀罕的啊，这走廊怎么还有分岔呢？这是墓地还是迷宫啊？老陶，你说下一步怎么走？”
  事到如今，只能选一条路一起走了。我的意思很清晰，那就是不管走那条路，我们三个绝不能分开。一是万一分开后不能再会合，我们三个人中就有可能有人迷路，被困在里面。二来那白毛魈十分彪悍，我们三人合在一起与那白毛魈斗起来还有胜算，分开后一旦遭遇白毛魈，怕是只能落荒而逃了。
  下一步的问题是，走左还是走右。
  我掏出一枚铜钱，左右看了看他俩，就看他俩正紧张地望着我。我淡定地说：“不管往左还是往右，前面都是吉凶难测，我看还是把这个选择交给我父亲来决定吧！”
  胖子说：“放屁，你父亲十年前就没了，我还特地去吃宴席领了个孝帽呢！”
  我说你滚蛋，我的父亲虽然已经走了，但是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这枚铜钱就代表了我父亲的决定。一会我扔出去，是面，咱们就向左，是字，咱们就向右。你们说怎么样？
  胖子说：“且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铜钱落地后插在地上，既不向左也不向右？”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我沉默了一下，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已经超出了我的脑容量，咱们且先扔出去再说吧！”
  三个火折子的照耀下，铜钱被我拇指一弹，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掉在地上像陀螺一样转了起来。
  我们三个赶紧趴下，瞪大眼睛看着铜钱。
  是向左还是向右？
  铜钱最终停下旋转，倒在地上，没有发生胖子顾虑的情况，让我松了口气。
  面！
  “走左边！”我呼出口浊气，拍拍身上的尘土，举着火折子朝左边走去。胖子默契地跟上去，拔出匕首在左边的墙壁上划了箭头。我们不得不小心一点，万一这苗王陵墓太过庞大，这个箭头能保证找到回来的路。
  胖子随身携带一把黑色橡胶木刀柄美国巴克折叠刀，平时用来切肉，偶尔用来打架，很是方便。
  然而走了一会，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又遇到了岔路。这说明跟我们最担心的判断一致——这个陵墓是一座庞大的地底迷宫。
  认清现实，我们决定继续向前。是的，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不管是为了替蝶宝阿婆这样慈祥可爱的老人家报仇，还是为了让寨子里的人认识到他们的愚昧和怯懦，不管前方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们都要勇敢地去挑战！
  面临向左还是向右的抉择，我只好再次把铜钱请了出来的。
  这次还是面！
  我们顺着铜钱的指引，拐进了左边的走廊。
  正走着，胖子喊了声：“老陶，你看前面白乎乎的是什么东西？我怎么看着像个人？”
  我眯起眼一看，前方的漆黑中果然隐隐约约有一团微白的影子蜷缩在那里。此时此地，不但鬼吓人，人吓人更能吓死人。我一手握在厉心诛魔剑上，另一手举着火折子慢慢靠近，随时准备出手。
  好在那团白影一动不动，我们慢慢靠近一看，是一个穿着白风衣的中年男子，戴一副知识分子才会戴的黑框大眼镜，面容消瘦。只是人已经死了。在他身边的地上，还有一个已经耗光电池的手电筒。他在生前似乎遇到了极其恐怖的事情，整张脸因恐惧而扭曲变形。
  倒斗的同行一般都会穿一些贴身短打的衣服，而且绝不会穿白衣，这样一来活动方便，二来不会在夜间显得那么扎眼。而这一位风衣男的穿着打扮，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个雏儿。
  尸体是背靠石壁的坐姿，我将他衣服的兜里翻了一遍，从风衣的外兜里翻到了一张从昆明到攀枝花的硬座火车票，日期显示是在半个月前。这就是说这位穿风衣的老兄是专程从昆明赶来的，而且路上没有耽搁，目标明确，一下火车就直奔这里而来。
  在风衣的内兜里，发现了一个钱包。除了里面装着二百多元有零有整的钞票，还有一个半旧的墨绿色的证件。封皮上烫着三个字“记者证”。
  证件的照片上是一个面容俊秀的眼镜男，微微笑着，显得儒雅而有自信。证件上打着钢印，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工作单位和职务。
  原来这位仁兄叫陶已末，是南花文学社的编辑兼记者。感情跟我五百年前是一家啊。
  但是这位仁兄是怎么知道这里？找到这里？死在这里呢？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临死之前又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