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杏的时候，大概是在前几年上海的一处弄堂里，她正躺在一张床上，那床上的褶皱里藏着说不清的故事，杏脸色苍白，她咳嗽着，瘦小的身体也随之剧烈地颤抖起来，我走到她跟前，捏了捏她的脸。
  “你儿子呢？”我附在她耳边轻声道，门外走廊里是一阵阵嘈杂，还伴随着那些宿醉的乐手的不成调的曲子，萨克斯，黑管，大提琴，小提琴等等，说不上来的乐器里只有那酒的味道，污了听者耳，毁了好乐器。
  “他，大概在舅妈家呢吧。”杏挣扎着想坐起来，却被我摁下来，她身上那件藕荷色嵌花边的旧旗袍黏糊糊的，我假装不经意地样子，用手里的绢子擦了擦手，杏看着，默不作声。
  “怎么不接过来啊。”我眉眼瞥向门口，没人，声音也弱下来。“下面的戏怕是开场了，你赶紧说吧。”
  杏的目光里满是哀求与希冀，我虽不忍，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是躲过她的目光。
  可她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攥住了我的手，我“哎呦”一声，倒不是嫌弃，只是被吓了一跳，杏没松手，我感受到她的手，冰凉的，还颤抖着。
  “您可要救救我儿子啊！”杏想大声喊却不敢放声，她用着一种奇怪的嗓音说话，混合着低语的气息与声带的振动，刺耳极了。“您一定得答应我。”
  似乎是又没了力气，又或者是动了病根，杏的声音渐渐弱下来，急促的呼吸在房间里涣散着。
  “杏，你可得想好了，”我把手从她手里脱出来，杏没什么力气，轻轻松松地就让我脱出手，我站起身，关好门，从手包里拿出一个字据。“这个，可是日本人给我的，你要是真想好了，可就是要签字的。”
  我把那张字据从包里拿出来，一点点展开，躺在床上的杏好像是看到了希望，挣着身子，两只手攥的发紫，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手里的字据，我看着她的眼睛，却想起了那个赎身的窑姐，她那个时候也好像这样，看着手里的白纸，就像那是张大银票似的。
  “杏啊。”我把字据在手中抖了抖，那些被叠起来压着的折痕也随之舒缓开。“别说我不照顾你，这个价钱我可是给你抬了好几个子儿的。”
  “谢谢，谢谢...”杏口里虽说着感谢，可眼睛却是一直盯着那张字据，和我初进门时那副骷髅的模样天差地别！
  我叹了口气，把字据递到她手里，又从包里拿出一盒印泥。
  “收了钱，我就给你儿子送去。”我坐在屋角的椅子上，搭着腿，点燃一支烟，烟雾在本就昏暗的房间里笼上了一层阴霾，那阴霾里时不时钻出一个飞虫，嗅到热味，又都绕着我走开。
  下面的戏还真是开场了，我没有看杏，只是靠在椅子上，合上眼皮，轻轻地跟着那戏子的节奏哼着，今天这戏子，怕是苏州过来的，也不知会让哪个日本军官看上眼，红颜易损，纵然是海棠花那样，也经不住一夜风雨，落得个残花春泥的下场。
  我斜斜地看了杏一眼。
  杏还在看着字据，那字据上不过寥寥几十字，可她却读的那么细，仔细想来，楼下的瘸李说，杏刚来时也是风华正茂，好像还是山西的大户人家！还是读过师范的大学生，可到这上海五年光景，却也慢慢被这大上海消耗掉了。
  “杏，想好了吗？”
  我还是打断了杏的思考，我知道，她不是在思考，而是在犹豫。
  下面的戏子的歌声却也盖不住杏手中那张纸颤抖所发出的声音。
  “我签。”
  杏深呼了一口气，小声却坚定地说出来。
  我把半支香烟搭在干净的烟灰缸里，走到她跟前。
  “来上海没后悔过吗？”
  我问。
  杏点点头又摇摇头，一边抹眼泪又笑出声来。
  这姑娘，多半是神经失常了。
  我命她伸出手指，她哆哆嗦嗦地伸出右手，却怎么都蜷不住手指只伸出食指来。
  “杏，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我干脆把字据从她手里拿过来，坐在床边，看着她，“或者，有没有想告诉孩子的。”
  杏愣了愣，泪眼迷蒙里，我看不清她的神色，只觉得她浑身都冰凉起来。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法子，只得自己拿过印泥，摁着她的食指在字据中央用力摁下去。
  印泥与纸有些黏连，我把她的手松开时，那纸与指头发出一声清脆的撕拉声，她回过神来，我看了看字据，没撕破，只是有个印儿。
  “我可就走了。”
  我站起来，理了理自己的发髻，正了正旗袍，收好字据往屋外走去，杏“哇”地一声就哭出来了，我没有回头，也忘记了那半支香烟。
  走廊里，靠着消防用品柜半躺着个乐手，一旁还扔着一个金灿灿的萨克斯，他正打着鼾，丝毫没被杏的哭嚎所影响到。
  我循着戏子的歌声匆匆下了楼去。
  楼下，
  车水马龙，纸醉金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