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婉佳延续着读书上课、租学校自行车去校园推销或四处游玩的模式，有时也会借助毛虫外形上海人称“大篷车”的无轨电车、或者渡轮等交通工具。
  南京路上的繁华自不必说，当时上海市大约有1000万人口，流动人口200万，而仅南京路的人流量就占了150万！周日拥挤到公交车都无法通行；在人民广场的看台上，谭婉佳静静地坐着，欣赏起“外教”带孩子溜冰这一新生事物；品尝过淮海路西餐馆里不过2元一份的熏火腿、红肠面包；暴雨刚过，志丹路上的“水漫金山”让她心有余悸；城隍庙里闹猛得厉害的福佑路，为那次没买到南翔小笼包稍事遗憾；而吴江路美食街，则应该算是活在每一个上海人记忆里的“黑暗料理街之王”了；华亭路服装市场里引领着全国潮流的外贸和港台最新款，让谭婉佳淘到不少全家人的衣服；第一百货琳琅满目的商品、王家沙著名的s型人行天桥……
  她不仅让父母停止再寄生活费，还先后两次给家里汇去了1000元，俨然成了一个让同舍、同班女生羡慕的小财主。
  直到12月下旬，连绵的阴雨让气温也骤降到5、6摄氏度。而此时的谭婉佳也已对上海的街道建筑、游玩景点、购物去处和上海人的社会百态、生活方式、性格特征等，有了一个七七八八的了解。
  对于八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多数人而言，上海人给当地居民的印象都是惊人的一致：女人头上裹着卷发筒，身穿睡衣，抬着痰盂缸出门的举动。这甚至成为是否上海人一个准确无误的标识。
  等她来到上海，充分见识到上海大马路小里弄“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场景后，谭婉佳对上海人的总体评价是：处处拥挤不堪，却又时时透着讲究。
  先谈谈上海人拥挤不堪的现状：
  1978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4.5平方米，这个指标在建国时的数值是3.6平方米。又过了10年，人均居住面积才达到6平方米。
  当时的上海人把这种逼仄的居住状态戏称为“猴子玩把戏”。因为猴山上猴子的分布是错落的，上海人家里由于面积太小，人又多，晚上睡觉时，床上、床底，乃至桌子底下都可能睡着人，像极了一个猴山。
  八十年代有关部门曾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上海仍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在用手拎马桶，四成左右的家庭做饭要靠烧煤球炉解决，四分之一的家庭是拿公共过道作为厨房。上海人靠着腾挪搬移的智慧，在有限的条件下，经营着各自局促的生活。
  90后难以想象的是，对于大多数出生于上海的80后而言，手拎马桶和汰煤球炉仍是他们共有的童年记忆。
  再来说说时时透着讲究的方面：
  民以食为天，先看看吃的诸多讲究。一块排条开出几块排骨有定数不说，甚至一斤腿肉切出肉丝不少于多少根也有要求，过去徒弟满师要在砧板上过关，师傅要数肉丝有多少条，数量少了，肉丝变成肉棒是不行的，否则怎么做出扣三丝这样美味的本帮菜？守着这份讲究，上海人能把日子过出精细的感觉。猪后腿一般可以分成腿肉、蹄膀、脚爪，但上海人偏要讲究地在蹄膀和脚爪之间再切出一个称之为脚圈的东西来，因脚圈比蹄膀和脚爪的肉更嫩，脚圈汤比蹄膀汤也就能更卖得出价。曾记否，国门打开后，澳洲龙虾游进了上海菜场，上海人又以讲究的态度时兴起龙虾三吃，除了生吃和油焗以外，还把上海泡饭发扬光大，将原本可以丢弃的龙虾头尾和米饭烩在一起，熬成了虾油香逸的咸泡饭。可见，以上海人丁是丁卯是卯的讲究，主流菜系里是难以出现“乱炖”的。吃饭时还总不忘饭碗要端牢，不可以嘴贴着碗边扒饭，用筷子拣菜不能翻挑，也不能隔着别人的筷子头拣菜。吃饭时不可多说话，说话一定要放下筷子再说，切不可拿着筷子点点戳戳，显得没家教。穿着光鲜而吃相不雅者，上海人背地里将其称之为“洋装瘪三”。在有教养的上海人看来，有铜钿人家不一定等于好人家。
  再看穿着打扮上的讲究。首先是讲究整洁，在石库门弄堂的斗室里，居住环境局促，但走出陋室的上海人，总希望以自己的整洁面貌示人。以前，石库门里的男人即使住在亭子间或三层阁里，临睡前也不忘将西裤折出一条缝来压在枕头下或吊在木杠上，使得裤缝的这条筋挺括。那时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不多，一般到过年过节才会添置新衣服，衣服破了难免加补丁，但即使是补丁也是要讲究针线针脚匀称，巧媳妇们的补丁线脚严密，俨如黑胶唱片的密纹一样。而补丁的布一定是剪得方方正正，边势翻翘在里面，犹如艺术品般精致。这里“秀”的不是衣料，而是主妇的生活态度和手艺。除了讲究衣着和自身搭配外，还讲究和出客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相搭，以免和自然、人际环境不符。她们从骨子里认为，豪华的盛装有时候只是说明有钱，而低调的优雅无论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都自带光芒，它代表的是教养。
  谭婉佳她们这些四面八方来的同学，在或多或少的领教了上海人的讲究以后，也经常在一起议论种种讲究的背后其本质是什么，有人说是爱面子，有人说是自我清高，有人说是缘于上海的海派文化等等不一而足。
  谭婉佳没有过多的追剖根源，她认为值得称道的是，上海人对这份讲究的执着坚守。即使在条件有限的情景里也能做到简而不陋，粗而不俗，即无论穷达都不愿苟且。至于有人诟病上海人的讲究属于矫情和小家子气，这在认识上也难免偏颇，至少讲究总比不讲究好。
  新年到来前夕，谭婉佳用红卫食品厂的什锦糖、杏花楼的月饼甚至大上海的电影，显然已满足不了班里不少同学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考虑到刘恋也即将离开上海去到外地实习，谭婉佳就特意提前一周，到南京东路标志性建筑的国际饭店，订了四桌酒席，预算经费大致160元左右，请到三位年轻的教师、学姐和全班同学。
  元旦这天傍晚，饭店里面奢华的装饰、摆设和用具，围着什锦火锅的红烧蹄膀、茄汁鲳鱼、霸王鸭、蟹粉豆腐等满满一桌的菜肴，还有边上的果汁、或者为男老师和几个会喝酒的男生特意点的10元一瓶的茅台酒…所有这一切，让谭婉佳和不少同学，第一次品尝到了这辈子最最豪华丰盛的宴席。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就在大家开怀畅饮，并相互祝福着新年时，千里之外的一场让她痛不欲生的熊熊大火，也即将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