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爷爷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在他看来，现在和过去“一样一样的。”
  李建国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他马上批评了他的爷爷的思想，讲了半天“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本质区别。他爷爷连连点头，不知听明白没有。
  “什么‘一样一样的’，以后别这么说了。”
  他爷爷连口答应。
  李建国说，村里人现在都是地主了，都有地。也许我们过去都错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消灭地主，是要让大家都变成地主，变成生活富裕的人。
  他家养了条大狗。吃饭的时候，他问他爷爷，那个和他们一块同桌吃饭的人是谁，他爷爷说是家里雇的长工，还说农活忙的时候家里还得雇短工。
  “没办法，实在忙不过来。”
  他爷爷为他雇工的剥削行为无奈地做着解释。李建国很惊讶，“怎么还叫长工，该换个名，叫工人，或者职工。”
  “对对，叫工人，意思差不多，农村都这么叫，习惯了。”
  “旧观念一定要改。”
  那长工上来敬酒，“少东家，看你爷爷来了。”
  李建国当时就拿出相机，特意拍了张照片，把他当过地主的爷爷和一桌吃饭的长工拍了下来。他觉得是一个特别和谐温馨的场面。
  他爷爷不以为然，说没什么稀奇的，天天这么吃。
  那条大黄狗就卧在他家门口，一开始，李建国有点害怕，怕狗咬他，据说地主家的狗爱咬人，
  那年在北大荒，他被贫下中农的狗咬过，所以，不管谁家的狗，他见了就害怕。
  那条大黄狗囚在门口睡懒觉，对进出家门的人爱答不理，
  他爷爷说，他家是种田大户，还是县里的先进典型，各级干部莅临指导，快踏烂家里的门槛了。
  家里隔三差五就会高朋满座，酒气熏天，进进出出，人来人往，狗看人都看烦了，来了人连头都不抬，懒得搭理。
  他还想问问他去世的奶奶是不是爷爷抢来的，他没敢问。
  上面来人就让他谈体会，他爷爷有点文化，平时很注意观察时事，他说，他雇工是解决就业，承包土地是响应政府号召，多打粮食是为国家建设，句句说到领导的心理。
  领导表扬他说，他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力充分结合，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他爷爷频频点头，听得很认真，领导的表扬他没全听懂，都是些新词，他得消化些日子。有一点他听清楚了，领导承认他流了汗的土地里长的是庄稼，他放心了。
  他趁着领导高兴，趁机要了些无息贷款，他现学现卖，他说要是有了这些贷款，他就可以扩大科学种田的范围，可以让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插上科学的翅膀，向机械化要粮，向科学要粮。
  领导乐得合不上嘴，表扬说他说得好，“就是要这样说嘛。”
  马上现场办公，给他批了贷款。他爷爷买了台带胶皮轱辘的农用车，把家里的马车淘汰了。
  卖马那天，他爷爷伤心极了，在草料里加了好多豆饼给马吃，吃完了草料，抱着马头，他爷爷的眼睛湿润了。
  最后，才恋恋不舍把缰绳递到买马人的手里，望着他的马走出村口。
  每次领导视察完，也到了吃晌午饭时间，不知从哪儿蹦出的小姑娘，一盘一盘的往桌上上菜，围坐一桌的人推杯换盏，吆五喝六的，
  他爷爷觉得他得到政府的很多好处，又摘帽，又承包土地，又给无息贷款，自己应该知恩图报，不能小里小气，请人吃几顿饭还是应该的。
  上面一来人检查工作，村长就领到他家，走顺了道了，“今晌午就在你家吃饭。”村长很公平，村里有几个种田大户，村长轮着往家带。
  我们都为李建国感到高兴，好在现在不用填表了，他爷爷是不是地主无关紧要。
  李建国说，“要填我就填‘土地承包者’，很时髦的。”
  后来，县委专门发文：不许“吃大户”。那已经是他爷爷用贷款买了新胶皮轱辘大车以后的事了。
  “你爷爷给你留下遗产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浮财。”
  我看报上说好多地主家地下都埋了银元，改革开放后刨了出来，拿到城里银行换钱。
  李建国说话开始吞吞吐吐，显然不愿意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看来真埋了不少银元，可能还有金条。
  他拿出一个袁大头，放在嘴边吹吹，让我听银元发出的“嗡嗡”声，
  “听听历史的回声。”
  “真的假的？”
  “假的包换，拿去吧。”他很大方，“留个纪念。”
  看来他爷爷真没少藏，李建国说，“承包权是可以继承的，我爷爷说，我们家的子孙都有份，哥们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小地主’了。”
  我把那枚银元放进兜里，“把你家的狗栓好，当心我哪天去你家吃大户。”
  “没问题，我家的狗不咬人。”
  有一天，李建国问我；“你看我和赵红怎么样？”
  他问我是有道理的，我帮他写过情书，和他一块担惊受怕，
  我摇头说怕是不行，赵红把情书交给连长后，连里开了一次斗私批修讲用会，评选扎根边疆的典型，那天赵红精神格外好，嗓子也很给劲，把声音灌满食堂的每一个角落。
  报告的高潮，也是最感人的部分，是关于扎根边疆的，她用低沉的语调讲述了她收到情书时的心情，她说她收到情书后，心里立刻“刺挠”了起来，
  全场听众不由的一起“哇”了一声。
  大家第一次听到“刺挠”这个词，一个女知青，收到情书，应该是“怒火满腔”，她居然敢“刺挠”，这和蠢蠢欲动差不多了，她的这种行为违背了连里不许东扯葫芦西扯瓢的规定，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
  大家继续往下听，她怎么个“刺挠“法，
  “刺挠”只是赵红发言的铺垫，她要先抑后扬，接着，她的发言峰回路转，她说她产生“刺挠”是私心太重的表现，她要狠挖“刺挠”的根子，克服“刺挠”对她的骚扰。
  她说；“我终于意识到，我们知青要完成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改造也要经过痛苦的乃至残酷的磨练，剔除我们思想上的污泥浊水，完成一次次思想的升华。我要对我心中的‘刺挠’宣战！”
  积肥班班长曾感动地说，“你这是大义灭亲。”
  李建国那封情书成了她讲演的道具。
  她斗私斗出了新高度，三连还没人以“刺挠”为题做过斗私批修。她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台下的人，罔顾事实后，在自造的思维里，她又绝尘而去。一个新的先进人物诞生了。
  不久前，她还一心一意的要做一个扎根边疆的典型，做别人要她做的事情，把这当成她神圣的职责，可是形势发生了逆转，这几乎是灾难性的，她身上所有的光环都消失了，一点光彩也没有了。
  她终于没能实践自己的诺言，随着返城大军回到了北京。言之有信是做人的基本操守，她在台上信誓旦旦表态时，想不到，时代耍弄了她，让她没了装下去的自信，也没了到手的荣誉。
  她真不是有意要撒谎。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要活得不后悔自己的一言一行，实在是很难。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城，她无法把回城的故事讲得和不想回城一样的慷慨激昂。
  思想禁锢的好处得到了体现。
  没人会用得体的语句完整地诉说自己的诉求。在另一个强势语言的支配下，只能拣点强势语言的残渣来包裹和修饰自己的想法。
  这样词不达意的表达不堪一击。很多大道理等着击溃她那个真实的意图。所以，她不愿意提起过去的生活。
  “要我去提亲？”我问李建国，“你想好了？”
  李建国说他早想好了，在北大荒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赵红在讲台上宣讲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赵红关于情书的话他一句没听进去，听进去的唯一的一句话是“刺挠”，
  这是赵红说的，她说看了情书后，心里被什么东西“刺挠”了一下，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就是心动，或者是情动，
  李建国觉得他的情书还是起到了效果，赵红那一句“刺挠“立刻把他也”刺挠“的不轻，
  他何尝没有“刺挠”，他要不“刺挠”，就不会要我帮他写情书了。
  只是当时，我和他，谁都没想到过这个词，在被窝里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用了最保险的“五湖四海”。
  我当时要在情书里用了“刺挠”，说不定这事就成了。
  从此，我就知道，原来人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可以用“刺挠”来表述。让我的学问大长。
  李建国说，“她看了我的情书，心里就刺挠了。”
  刺挠就是爱！
  我当然记得，“这就是爱上写情书的你了。”
  “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
  李建国是这样看“刺挠”的，他把“刺挠”看成了爱。
  那时候，爱是禁词，不像现在都用滥了。
  用当时的观点看，爱是不能乱说的，因为爱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不会爱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会爱无产阶级。
  可你又很难确定你爱的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呀。万一要爱错了，爱上了资产阶级就要惹祸上身。
  李建国一相情愿的认为他爱上了赵红，这个爱又传导到了赵红身上，只是他们都没用“爱”，代替爱的是“刺挠”，
  李建国从北大荒一直“刺挠”到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