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陆舟宇在抽着烟，抽的自然不是什么高级的雪茄烟，而是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老刀牌香烟，他的嘴巴缓缓地吐出了一个完美的烟圈，袅袅地向上飘，很久才消散。
  夏日夜间的蝉四处可见，它们如今躲藏在苍翠浓密的香樟树里绝望地哀鸣，这蝉声如今成了他唯一的伴奏与掩护。
  陆舟宇靠在墙壁上，嘴巴夹着最后一根香烟，左手将香烟盒举在胸前，他眯起眼，就着昏黄的路灯，打量着烟盒上面的海盗肖像，左右手握着长短不一的两把刀，上面印着很明显的“pirate”，英文翻译过来是“强盗”，所以北方人把这牌子叫“强盗牌”。
  香烟抽完了，陆舟宇在墙壁上摁掉了，又抽出烟盒里面的锡纸，放在掌心，用香烟头在上面来回摩擦，上面很快显现出两个字：“杀狼”。
  阅后即焚。他从口袋里掏出火柴，锡纸遇火很快燃烧，成了墙角的一团。
  火柴放回口袋的时候，手碰到了一块冰冷的东西，掏出来，月光下闪耀的，是一枚银元。
  他左手把弄着手中的银元，因为反复摩挲过，也因为一直携带在身上，吸了人气，这枚袁大头如今亮而光滑。
  银元被他抛在半空之中，又迅速地落下，稳当地躺在他的手心。
  当年苏烟和他私奔的时候，把钱都给了他，他只留下了这枚银元，其他的都存在银行里，去年已经把存折还给了苏烟。
  银元第二次被抛起的时候，陆舟宇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还在南京城读书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年轻，有着最滚烫的理想，和最赤忱的心。
  彼时还是1931年，他还是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新生，捧着六法全书，梦想着将来能进立法院，为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而出谋划策，于是他读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读洛克的社会契约，读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还怀有希望和愿景。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却令他那火热的心立马凉了半截。
  一个国家，面对外敌的入侵，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命令它的士兵拿起刀枪，保家卫国，而是让他们坐以待毙，每每想起，陆舟宇只感到一阵心痛与愤慨。
  在这愤慨的支撑之下，那年的12月，他参加了南京珍珠桥的爱国学生运动，他们高高地呼喊着爱国的口号，散发着爱国的传单，浩浩荡荡，视死如归，前往中山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可是他们是学生，他们手无寸铁，那场学生运动也注定代价惨烈。那也是他第一次被捕，后来家中动用了两层关系才帮他抹掉案底。
  为此，在政府工作的父亲差点与之关系决裂，父亲厉声问他究竟是想当军人还是想当学生，若是想当学生，就好好地在学校学习，若是想当军人，就转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5。
  陆舟宇默默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并不想像东北军那样，将来收到“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这样的命令。他愿意为国牺牲，但那应该是为保家卫国而死，应该是浴血奋战而亡，而不是将大好锦绣河山拱手让于他人。
  那段时间他消沉了很久，直到他开始在《新民报》上匿名发表社论，以笔为剑，针砭时弊，快意痛哉，也正是因为这些社论，一些激进的爱国人士悄悄地联系上了他，邀请他去参加小型读书会。那时除了兼顾正常的学业，他们每周一都在寂静而简陋的地下室里交换着得到的信息，表达着自己的想法，群雄激辩，颇有春秋诸子的气势。
  萧伯纳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互相交换，彼此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我们互相交换，彼此就有了两种思想。那一段时间，是陆舟宇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那是一种隐秘而不能为外人道的快乐，就像是绿色的小藤，自他的心底生长蔓延，缠绕着血红的心一寸寸地生长，直至参天。
  参加完几个月的读书会，大雨瓢泼的一个深夜，终于有人问他，“你要加入我们吗？我们想吸收你进组织。”
  他一天未睡，辗转反侧地考虑，翌日早晨顶着青色的熊猫眼找到了那个人，郑重其事地说道，“我申请加入党组织。”
  那样的顺利成章。
  于是表面上，他继续做着自己的梦，毕业后进入了上海特别市政府工作，私下里却肩负着另外一重身份，对他来说，那才是真正重要的身份。但这重身份，时常令他生活得如履薄冰，有时甚至还会令他怀疑自己。
  他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野玫瑰，他需要塑造一个浪荡子的形象，百乐门龙蛇混杂，向来是情报交流的首选，里面那么多的莺莺燕燕，他总要找一个来掩护。
  他选的，是野玫瑰。他的记忆力好，其实早认出来了，野玫瑰就是那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那个在南京下关站掏不出钱买火车票的女孩。
  于是他带她去看电影，带她去吃奶油蛋糕，带她去逛书店，带她领略着自己生活之中的稀松平常，看她把这些怜悯和施舍当做珍贵的馈赠。他起初享受的不过是这种高高在上。
  直到他因为学生运动再度被捕，走出提篮桥监狱的那个时候，他看见她拎着一个小小的食盒躲在墙角，不敢露出来。他走过去，套上她带来的军大衣，吃下已经生硬的青团。心里涌过一股暖意。
  那时候他动了一点心，他和她打情骂俏，甘愿和她做俗世里的两个“傻瓜”。
  后来他们吵架了，原因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生了好久的气。除夕夜，他在家里辗转反侧，忍不住想她，于是他悄悄溜去了她家，他看到她睡着的模样，被生活折腾得惹人怜，他默默给她交电费，运蜂窝煤，烧水修灯，然后在意乱情迷之下要了她。她成了他的女人，殊不知，那也是他第一次，成为一个女人的男人。
  元宵节他带她去杭城看灯会，她求他，“你带我离开百乐门，好不好？我们私奔吧。”
  那一次，他是真的动了私奔的念头，他们为此谋划了很久，怎么离开，要攒多少钱，可是他们逃走的那天偏偏在打战，战火纷飞，他等在小巷子里，一面怕她来，一面又怕她不来。
  最终她还是如约来了，为了救他，她扑了过来，流弹从她的手背擦过去，他把她揽在怀里，心里第一次有了痛失至宝的感觉。他开始确定，自己爱上这个女人了。
  可是淞沪战争的惨烈很快让他清醒过来，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也是组织告诉他，淞沪时的中弹，并不是偶然，很有可能是披着战争外衣的暗杀行动。
  如果他继续留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只会给身边人带来更多的危险。
  于是他选择了决绝地离开，不给她一句告别。
  他去了重庆，那里同样是战火纷飞，他的世界再次陷入了独处一般的寂静，可是日日夜夜，他却怀念起野玫瑰的好来，这好，叫他甘于每一次的独处，甘于每一次信仰动摇的时刻。因为他要保护的，是万万千千如她一样无辜却美好的人。
  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度过了很多个无眠的日夜。
  自然，也包括今晚。
  他曾以为，她会忘了他，然后另寻良人，得到美好的归宿。
  所以，当他在报纸上看见她赈灾义演的消息，看到她和梅二爷站在一起，他是开心的，快乐的，那种由衷的感情甚至让他这个大男人笑出了泪水。
  可那并不是她的结局。
  她注定成为不了那样的人，她宁愿千夫所指，宁愿被天下人误会，也要抵死守护心中的信仰。
  不同的出生地，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人生经历，可是她用行为告诉了他：他们是相似的人。
  这种相似，让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感情，纵然经历时光再久的消磨，都不会褪色、黯淡，因为它矗立在远比爱情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
  所以，组织在询问他是否愿意回上海潜伏在杨峰身边时，他一口答应了，为了营造出走投无路的假象，在组织的安排下他还特地在重庆犯了大错，最终被赶了出来，然后回到上海，假装偶遇杨峰，求他收留，他们相识多年，几经试探，杨峰终于留下了他，说要给他职位，他挂了个没意义的虚衔，却坚持常伴在杨峰左右，整日穿着一身黑衣，不苟言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以为他随着杨峰做了汉奸，自然不会认他，于是家也不回，六亲不认，换了副模样，从新来过，与过去那个贵公子判若两人。
  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北大楼门前的草地上，他读过一个印度诗人的诗：这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对他来说，这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我站在你面前，明知道你爱我，而我，却根本不能与你相认。
  他早将每一天当做余生的最后一天来活。
  可是要她也这么做，他不会甘愿。
  他抬起头，看见了亮着灯的房间，她窈窕的身影在里面来回踱步，时不时地还会托腮沉思。
  之前他们已经失败了一次。
  是在黄金大戏院，他们除夕前又一次去看周信芳的京剧，黄金大戏院里潜伏了数名狙击手，暗杀之前，杨峰突然接到了密报，提前离场，狙击手意识到了什么，迅速撤离现场，却在戏院外遭到了疯狂扫射。其中最小的只有十五岁。
  而这一次，刚送进来的报纸上分明印刷着最新的消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六日、九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日军的溃败已经指日可待。从1937年7月算起，这场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要迎来胜利的尾声。
  那些卖国的汉奸纷纷开始计划逃跑，杨峰也是其中之一。失去了日本扶持的汪伪政府，不过是一盘散沙，而正统的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再接纳他这样的叛徒。
  杨峰的电话打回来，他对苏烟说，“收拾好东西，我明天带你去日本。”
  当时苏烟就望着身旁的陆舟宇，面不改色地回答，“等你回来我们再慢慢商量。”
  他们自然不能让杨峰走。他的身上背负着那么多人的血债，他如果获得自由，那是最大的讽刺，苏烟这辈子都不会安生。
  于是他们谋划着，第二次刺杀杨峰。
  就定在明天晚上。
  他猜她现在还在准备。
  窗户上倒映出她窈窕的背影，玲珑的曲线伴随着她的走动在灯光下显得影影绰绰。
  他忽然很想念她的吻，但没有再进一步想下去。
  他收起了银元，珍重地放回了口袋里。